"钓鱼式"执法之行政法学拷问及根治对策——以打击"黑车"非法运营为例

近来,"钓鱼式"执法被媒体广泛报道后,正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从行政法学视角,运用行政法学基本理论并结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从该执法行为产生的原因及造成的后果,违背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行政法律规范以及全方位根治该执法行为的角度进行逐一剖析与论证,以规范交通营运执法行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而构建一个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的和谐社会.     

中国能动司法的内涵分析及制度构建

能动司法和司法能动在理论界及实务界均有混淆的趋势,但是通过能动司法提出的背景由来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通过厘清能动司法的内涵,合理地设定边界,可以促进现阶段发挥能动司法的积极作用并进行制度构建,以便规制其健康良性发展.     

"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刑法性质

罪行相适应是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在交通肇事案件中,肇事人"因逃逸致人死亡"行为的定性问题直接影响到其行为的定罪和量刑.缘于立法条文和司法解释用语的模糊性,如何看待"因逃逸致人死亡"行为的性质,成为长期困扰理论界及司法实务部门的焦点问题之一.结合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从社会危害性、犯罪构成符合性等层面分析该行为的法律性质.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情节加重犯,其主观罪过仅为过失.     

倒退抑或调整——"视为新证据"条款之正当性探讨及完善建议

<审监解释>中"视为新证据"条款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质疑,最为重要之原因即为该款否定了证据失权制度."视为新证据"条款与证据失权制度的冲突乃至背离并不能否定其正当性.同时,"视为新证据"条款亦存在对恶意拖延诉讼之当事人缺乏刚性制裁等不足,显有完善之必要.此外,出于统一裁判尺度之考虑,调整一、二审证据失权标准亦势在必行.     

我国法院案件请示制度改革之反思与重构——以案件请示诉讼化改造为视角

我国现行案件请示制度存在影响审级独立、破坏直接审理原则、侵害当事人诉权等诸多弊端,越来越为理论界与实务界所诟病。文章中拟就当前我国法院案件请示制度及其诉讼化改造的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探讨,并提出相关合理化建议。     

未成年人犯罪动机抑制研究——以规制恶性案件的公开报道为切入点

未成年人是富有模仿天赋的人群,他们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随着新闻媒体对于案件的报道愈来愈趋于暴力性、耸动性,其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也渐渐呈现。未成年人通过模仿网络、书籍中记录的案件进行犯罪设计的例子屡见不鲜。本文针对此种情形进行分析,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而提出若干可行性建议。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三大公害"之一,一直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对象,本文分析稍嫌浅显粗糙,旨在求教于大方之家。     

由"华南虎照片"事件看我国的公益诉讼

沸沸扬扬的"华南虎照片"事件引发了各种争议,我国理论界关于公益诉讼的探讨愈演愈烈.以此事件为出发点,简单分析了我国我国近几年发生的比较典型的公益诉讼案件,并介绍了公益诉讼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当代各国的公益诉讼模式.对当今世界各国的公益诉讼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中的相关问题做以回顾和总结,分析我国理论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探讨的成果,并提出关于公益诉讼内涵界定的要点.对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所面对的难题和挑战及建立该制度必要性、可行性及其意义做和简要分析,以期对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有所贡献.     

法官使用电子社交媒体的界限——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

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由于电子社交媒体的普及,出于维护司法公正的考量,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应该重视如何规范法官使用电子社交媒体的问题。借鉴美国司法经验,完善我国法官使用电子社交媒体的相关制度,首先从现实出发,应该允许法官使用电子社交媒体与他人保持联系,但不得用其与正在审理的案件中的律师与当事人进行私下联系;其次为避免法官独立、公正裁判受到质疑,即便与言论自由的权利冲突,法官也不得在电子社交媒体上对正在审理程序中的案件进行评价;再次对于已决案件,为维护司法标准的统一、促进专业研究学习,以不损害司法公正为前提,法官可以在电子社交媒体上对其进行恰当的评价。     

中国语境下的出罪要件建构——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例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界定,我国实务界与理论界各说各话,没有共识。理论界在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往往根据国外黑社会犯罪的界定作语义推演,理论难以指导实践;实务界则运用形式解释,以填充构成要件的方式检控被告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俨然演变为"口袋罪"。对此,适宜的解决办法是立足中国国情,运用语境解释,根据已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审判实践,找寻该类罪的实质要件。同时,对该类罪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作适当修正,确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出罪通道。     

人民陪审员制度若干热点问题研究--以美国陪审制度为借鉴

目前，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正处于逐步完善的阶段，如何进行完善是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共同面对的难题。借鉴国外的特别是美国的相关经验和做法，总结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我国运行的成败得失，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所在。     

浅谈企业内部会计控制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现代企业管理最重要、最关键、最基本的一种管理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近几年来,非法挪用资金、设立小金库的案件数量不少。这类案件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内部控制无力,加强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及建立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已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认罪认罚制度中法官功能定位之理论检讨 ——以"制度角色—制度能力"为分析视角

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主角,法官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理论界的充分讨论.在认罪协商程序中,法官要确保案件结果的准确性和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并且有效控制不同程序类型及简化程度.但法官在控辩协商过程中的角色缺失、庭前阅卷的程序保障不足、在庭审程序简化职责反而增加的实践样态下,其制度角色与制度能力发生了悖反.故有必要引入"法官有限介入控辩协商"的制度设计,通过法官介入控辩协商的基础、时间点、形式和内容的构建,克服法官在认定事实和审查认罪认罚自愿性方面的弊端.同时,应当以法官是否介入控辩协商过程为界分,将认罪认罚案件的庭审区分为"形式审"与"实质审",为法官提供充分的制度能力.     

论行规在合同法上的效力

餐饮行业"谢绝自带酒水"与"收取开瓶费"的行规一度引起广泛关注,并就行规的法律效力产生极大争论。从合同的角度而言,行规的法律性质应归于格式条款的范畴,其效力不可一概而论,判断其法律效力的标准应以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和精神为准。同时为充分发挥行规的有效功能,避免行规与制定法产生冲突,法律亦应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     

行政行为中公益实现程序的构建

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都对公共利益的概念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却很少有人从程序上对公共利益的实现提出框架。本文试图从程序的角度论述如何对公共利益进行适用。     

论我国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建设

加强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已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改善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现状,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完善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制度,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保证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意义非常重大.本文拟从内部控制的特征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分析,提出按成本和效益的原则,从强化内部稽核入手,使内部控制有效.     

论后审计风暴时代相关问责制度的法律规制

自国家审计署之审计结果向民众公布伊始,便有了一轮接一轮的"审计风暴",但风暴过后一切便又归于平静.如何从法律层面对"后风暴"时代相关问责制度予以规制,对审计出的问题和相关人员如何强化问责制度并加强相应的法律规制力度,是我国现行法律所面对的一大难题.     

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以重构检察机关举证责任为视角

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完善了证据制度,确立了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使整个案件的证据形成一套完备的刑事诉讼证据体系.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检察机关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的概念界定不明,且现行法引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并未从实质上改变传统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检察机关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非法持有毒品案件的证明对象仍有待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方面亟需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针对上述问题,需要对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提出具体的重构设想.     

刑事和解制度价值及适用新论——以新修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刑事和解制度自被我国实务界采纳之日起,理论界就存在各种纷争:要不要实行刑事和解,要不要将重罪案件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死刑案件有无刑事和解的可能性等等。文章即从反对刑事和解的声音入手,以2012年最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合理地分析刑事和解存在的必然性与现实性,并结合我国现行的刑事和解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使得刑事和解制度与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与法治进程相适应,从而达到在刑事实体法价值确保的前提下,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     

试析"敲敲打打"类词的归属

"敲敲打打"类词既有动词的特征,又有形容词的特点,因而其归属不定.在词的构形形态、语义特征、语法功能三方面分析,这类词归为动词更加合理.     

论医疗人工智能“ 黑箱” 难题的应对策略和规制进路

人工智能(AI)在医疗领域具有重大应用价值,不过,"黑箱"属性是其走向广泛应用的最大阻碍.通过法律制度的合理设计可以有效应对医疗AI的"黑箱"难题.转变规制思路,重点运用临床试验、真实世界研究等其他方法管控医疗AI之风险.从对算法解释的规制转向对算法透明和可追溯的规制,从对算法本身的规制转向对算法之外的其他环节和要素的规制,并契合医疗AI"非锁定"之特性,可建立全生命周期的规制体系.同时,平衡好监管安全和技术创新之关系,防止规制过度,应适度"温和"上市前的监管措施,在特定情形下豁免审批或加速审批,将监管重心适当后移,为医疗AI之发展创造合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