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法意象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对“意象”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梳理与反思,指出了“意象”是中国人体悟自然与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必然选择与智慧;“意象”理论的发展经过了《易》象同体→言以成象、象以尽意→得意忘象、得意忘言→意之所承、象之图载→忘言得相、忘象得意→奢靡形似、华丽新奇→理气合一和超以象外的发展过程。并对书法意象理论从哲学与美学、书法意象史层面的研究进行了再思考;从书论层面揭示了书法意象的主要规律为书法形、势与态之象来于自然,皆从自然会悟意化而得,且经过了意形到意理再到意神的发展过程;书法意象的表现贵于澄神静虑、适意任情、意在笔先且字字意别;书法之法得于法象而取意;汉字之六书奠定了书法意象的文字基础;书法意象具有人书合一的寄情性;六书体的产生皆来源于意象;书法意象贵在神、心、气、手相合不二等主要结论。进而探讨了书法意象体系的宏观建构,并指出了书法意象理论研究应包括的主要方向。     

中国古典意象问题

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侯敏泽同志在讲授先秦文学理论批评时论到中国古代意象论问题。他认为向来以为“意象”一词来自国外,其实是我们传统中所有的。 中国古典意象论有两个源头:《周易》和《庄子》。《周易》中认为“言”“意”是不能完全被表达的,可以由“象”来表达。“象”比“言”、“意”具有更丰富的表现力。《庄子》要求舍“象”求“意”“言”、“象”仅是“得意”的手段。《周易》重、“象”,《庄子》重。“意”,但这时“意象”还设有作为一个词组出现,仅仅具有对“意”与“象”的关系的论述,但对后世的“意象论”发生了深远影响。     

网络学习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诗歌的意象可分为主观抽象的“意”和客观具体的“象”两部分。“意”和“象”之间关系的形成是很复杂的。个人意象和恒意象在创作和欣赏中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作用。民族意象中的“意”和“象”之间已形成稳定的关系模式,它经过漫长时间演变而成,对欣赏和创作影响都很大。     

书法"意象"论

"意象"作为一个美学范畴见于中国古典诗论,但又为各种传统艺术门类品评时所共用.与文学和绘画结缘极深的书法艺术,"意象"的营造则贯穿其萌生、发展的始终和创作、批评的全过程,大凡论书者,都没有离开对意象的研究和评说.当代书法理论对意象的本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意象"是"意"在物象上通过比喻、象征、寄托而获得的一种具象表现,将书法艺术史中"自觉"和"自然"阶段列入"意象"范畴,其"意"偏重于客观文字所包含的具体"含义"之"意",其"象"偏重于文字的符号图像;一种认为"意象"就审美心理角度说是心和物的同一,就艺术认识论角度说是意和象的契合,就作品表现审美特征说是情和景的交融,意象不是比喻、象征和寄托,应从书法"自觉"阶段开始,"意"是书法创作者主观思想情感的表露和反映,"象"是被完全抽象了文字符号原有实用性质之后的艺术之"象".笔者较为赞同第二种认识,并认为"意象"是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文学艺术思想等深层次的综合反映,具有不系统而深刻、不全面而广泛、不具体而抽象的特征.     

诗歌“意象”的类型和征特

意象,是中外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诗歌中的细胞,理解它的内蕴和功能对欣赏诗歌和诗歌创作都大有益处.“意象”一词,最早出自《易传·系辞(上)》:“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王弼注:“夫象者,出意者也”.象是意的寄托、喻借物.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窥意象而运斤.”明确地将意与象组合成一个词语,并在审美范畴中应用.对意象的艺术特点作了更明确说明的是今传王昌龄所著的《诗格》.他说:“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认为意象是一种主客融合的产物.中国古人对意象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的艺术实践.中国的古诗因形式的限制.追求含蓄的意境,使得它们从一开始就自觉达到了“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的境界.     

认知隐喻理论视域下的诗歌意象翻译方法——以花意象为例

意象作为诗歌中的重要元素,其翻译历来是诗歌翻译的重点和难点。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认知隐喻论提供了研究诗歌意象翻译的新视角。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诗歌意象是一种从始发域“象”映射到目标域“意”的概念隐喻,因此两种文化中是否存在对应的映射关系决定了如何来翻译诗歌意象。花是古典诗歌中的重要创作题材,从认知隐喻理论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中花意象的翻译,归纳了五种诗歌意象翻译方法,分别为直译、直译加解释、变象达意、舍象取意和音译加解释,旨在为诗歌意象翻译提供借鉴,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意象:艺术语言的基本符号

意象是艺术语言的基本符号,和所有符号一样,它也有自己的能指和所指。它的能指是“意的象”,所指是“象的意”,它们共同化合成有意味的形式———意象,意象是主观之意和客观之象的符号统一体。     

"意象"的还原

“意”指的是人类对客观世界某器、事、道的认识的特征集;“象”即是根据个人情性从特征集里抽出来的子特征集,“象”是对“意”的表现;“意象”是“意”和“象”两个特征集的连用,可以偏指“意”,亦可以偏指“象”。“意”、“象”在符号发生系统与认知过程里,与器、道、事、气、神、法、书、言等有密切关系。明了这种种关系,有助于把握“意象”的实质,也有助于把握艺术的本质。     

刘勰康德意象论之比较

刘勰、康德分别代表中西方首次从美学的角度提出了“意象”的概念。其理论共同之处在于以具象可感性与理性抽象性的统一为“意象”的根本特性;“意象”自身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其生成必须借助于想象力。不同点在于刘勰重视后天的锤炼,而康德更看重天才;刘勰重意轻象,康德二者并重;刘勰依赖经验归纳法,目的在于指导创作;康德则以纯粹的思辨去解决哲学问题     

简论文学意象生成的心理机制

文学意象的生成每一步都不离开创作主体的心理机制而存在。“象”经“相”而成于情意;“象”与“表象”互相发明跃为“意象”,主要在于情与意的统摄,作为一种表现方式的意象体现了心理潜在的压抑;“意象”转化为“文学意象”则要求“情绪化捕捉”的能力,象征手法是审查机制的一重构成。     

论科技翻译中的“形似”与“神似”

文学翻译中所讨论的"形似"与"神似"的问题在科技翻译中也存在。科技翻译应分两部分来考虑翻译原则:一部分是除核心词语以外的部分,这里基本不用考虑"形似"与"神似"的问题,译文只求"准确,易懂"。另一部分是核心词语的翻译,即新出现的科技词语的翻译。翻译核心词语的时候,译者应该尽量争取做到译文与原文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从古代的"言意之辨"看语言的局限

"言意之辨"是我国古代玄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它不仅涉及到哲学认识论的一些问题,而且涉及到"道不可言"、"言不尽意"、"意不称物"等重要的有关语言局限的问题.本文着重从"言不尽意"理论的提出、发展以及它对后世文论的影响等方面,来认识人类语言在其所要表达的内容上存在的缺陷.     

形象思维与翻译

文学翻译是一种审美与表美的创造性语言活动 ,就中必须进行言 -象 -意的理解和意 -象 -言的表达 ,完成艺术形象的四次转化过程 ,正确处理形、神之间的关系 ,从而创造性地再现原文的艺术形象。文学翻译的要谛即在于运用形象思维的规律完成对于原文形象之美的二度创造。     

文人书画起源问题研究

文人书画艺术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成果的集中展示形式之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书画艺术的健康发展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书画艺术同源发展,但文人之书与文人之画的发展却有先后之别。文人书画的出现与封建经济的发 展,文学艺术的深刻影响,士人阶层的出现,篆刻艺术的发展,新材料的运用,审美观念的变革等均密切相关。探索文人书画 的起源对于正确认识文人书画的是非功过,特别是对现当代各级美术教育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说“秃”“充”“失”“佴”

本文对近两千年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的“秃”、“充”、“失”、“佴”四个从人的字进行考释,指出“秃”是籀文“(毛几)”的变体;充非省声字,本义为“充壮”:失的本义是“用鞭子打”;佴的本义为“强牵引”。     

形式移植在译诗中的重要性——评江枫译诗《哦,船长,我的船长》

诗歌形式是诗歌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最重要的特征,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标志。诗歌翻译能否保持原诗形式?江枫认为形似才能神似,并将其翻译理念付诸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从形式移植的角度来分析惠特曼"Oh,Captain! My Captain!"的江枫译文《哦,船长,我的船长》,揭示了形式移植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     

论《周易》的语言哲学思想

《周易》被冠以五经之首,其哲学思想丰厚深邃,其中的语言哲学思想同样博大精深。如:"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强调了环境在语言的产生和意义的获得中的作用;"言不尽意"对言意关系进行讨论;"立象以尽意"对语言意义的描述则有着深刻的东方思维特征。     

“言”、“象”、“意”：中国古代语言观管窥

中国古人，儒道佛各家，都程度不同地怀疑语言的表达功能，低估语言的作用及独立性，视语言为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单纯的思维工具和表达媒介，形成一种以“道”等本体为中心或至上，以“言”等符号为边缘或附庸的等级结构，这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言说不可言说者，却是中国哲学与艺术强烈的形而上学企图。因此，“立象以尽意”成了一种重要的手段，“象”成了“言”与“意”、“道”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而这正是我们揭示文学语言符号奥妙的一把钥匙。     

声色大开 巧言切状——唐前山水诗状物特性解析

文章对唐前山水诗巧言切状特点进行了深层次探讨,以考察其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体现的,它所富有的审美特点,审美的效果和存在的意义.文章认为唐前山水诗主要追求形似,在状物时能切合物性的特质,并且擅长于营构精妙的语言,此三者的结合,造就了巧言切状的高超描写技巧.     

刘知几史书方法论的批判性

刘知几的史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史通》一书中。刘氏对他之前的中国历代史书,无论是正史还是杂史,都做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其中关于史书写著的方法问题,在文风、体制、语言、叙事、书法等各方面均有精辟的论述,且充满了强烈的批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