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革命"与二十世纪革命诗歌起源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将“革命”一词带入诗歌领域，开启了中国二十世纪诗歌中的革命话语之源。此后的诗歌革命和革命诗歌的内涵外延的变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局限，都可以在梁氏的诗学理论中找到源头。在“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展开、总结过程中，社会政治的要求直接进入到诗歌当中，凌驾于诗歌之上，制约了诗歌美学的开掘。重新审视“诗界革命”理论的滥觞与流荡，对于二十世纪诗歌发展及诗歌美学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有助于厘清当代纷乱的革命诗歌话语理论。     

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理论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以斗争为生命要素的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运思中,马克思确证了社会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天下最权威的东西”和“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同时还回应了工业革命和资本逻辑背景之下反对旧的社会关系和联合的革命行动何以可能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致思理路中,他先后聚焦物质利益、异化劳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分别阐发了他的社会革命思想。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它既是革命理念与革命行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经济革命与人类解放、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相统一的总体性革命,又是历史地回应时代之问的人民革命。在新时代,我们必须高扬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和精神,在理论上肃清消解、否弃、拒斥革命的误识,在实践中继续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     

协同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理论依据、实践逻辑与现实启示

深刻把握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协同推进“两个革命”的前提与基础。从理论逻辑层面看,“两个改造”相统一的辩证原理构成了“两个革命”辩证统一的深层哲学底蕴;从实践进程层面看,统筹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克敌制胜的重要保障;从现实层面来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在党的建设面临巨大挑战的形势下,进一步协同推进“两个革命”需要把握基本的经验原则。      

为"非人"争取"人"的抗争辩--再论阿Q的革命

在“人”的价值被普遍抹煞的社会,以解决自身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参加革命的农民阿Q,顽强地表现了“人”的价值。虽然他的革命带着浓厚的个人特点,但如果用革命家的标准去衡量其革命的“含金量”,去否定其革命的价值,这对阿Q及其类们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明智的。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生成逻辑探赜

“不断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标识。丰富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丰厚政治资源。始终高扬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需要革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革命精神。对于不断发展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而言，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未有穷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完成历史使命担当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好理想与现实、资本与劳动、政府与市场、科技与社会、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关系，都需要不断增强革命精神。“革命理想高于天”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的坚定意志。     

"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

辛亥革命导致近代中国政治话语系统的深刻变更 ,典型的表现便是“革命”与“共和”两词汇从古典义向现代义转换。“革命”的古典义是变革天命 ,指改朝换代 ;“共和”的古典义是“相与和而共政事”,指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 1 9、2 0世纪之交 ,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和西方文化的传入 ,二词内涵发生异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 ,承袭“汤武革命 ,顺天应人”、“相与和而共政事”的传统话语 ,又汲纳来自英、法的社会革命论与来自法、美的共和主义思想 ,赋予“革命”、“共和”以现代义 ,与世界义接轨。而日本人幕末、明治时期借用汉字旧词“革命”与“共和”意译西方术语“revolution”与“republicanism”,被流亡日本的中国政治家及留学生传输回中国。这两个挟带西学内涵的汉字词为方兴未艾的中国近代革命—共和运动所采纳 ,成了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的中坚概念。“革命”与“共和”经历“中国创制的古典词—传入日本并发生演变—近代日本借以意译西方术语—从日本逆输入中国”这样一个跨国度、跨文化的传播过程 ,其间还发生改良派与革命派对两概念不同诠释的论战 ,其结果是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概念在中国逐渐普及。然而 ,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理念在中国被正确理解、健全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时代意蕴与实践取向

深刻认识与把握“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一重大命题，首先要有效破题。破解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实践取向，聚焦新时代、新问题、新矛盾、新要求；必须结合全面从严治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来深刻认识党的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的当代意蕴，根据“四自”基本内涵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与时代要求；必须深刻认识两种性质、两种类型的社会革命，结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任务新要求来深刻认识社会革命的当代意蕴；必须从“改造主体世界与改造客体世界”基本逻辑出发，以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的事业相统一为基本分析范式，深刻把握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当代意蕴、现实要求与实践机制。     

马克思“社会革命的时代”表述的理论具体化

从唯物史观视角考察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革命的时代”，分析了马克思这一表述所关涉领域的广泛性，认为“社会革命的时代”是“全面革命”的时代，它不仅使政治结构、而且使整个经济社会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重大的变化。从马克思的表述可以看出，彻底的“社会解放”是整个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致力于达成的目标。工人阶级必须为之建立新的政府形式，并由此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现革命性变革。     

“革命”话语竞争与乡村社会结构变动 ———以湘东南桥村为例

关于“革命”话语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有“持续论”与“断裂论”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但若将社会结构细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予以考察，或可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从村庄道德与权力体系来看，“革命”话语主要改变的是村庄的纵向社会结构，政治标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分层标准，而村庄的横向社会结构（以“己”为中心、以“伦常”为标准往外“推”的圈层结构）则呈现为延续性。     

新议"美国革命"

一两个世纪以来 ,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民众普遍认为美国革命是美国建国的第一步 ,并着重指出 :美国的建立先是各州共和 ,然后是州与国家分权的联邦制的创立过程。革命时代逐渐形成的民族自我中立意识为美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国家与州的地位及相互关系来看 ,就已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史 ,因为这对于理解革命为什么会在 18世纪晚期的北美发生及革命到底是什么 ,有很大帮助。然而 ,却有两方面的不足 :一是它模糊了美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英国革命 ;二是它严重地低估了殖民时代和国家时代权力的连续性 ,同时又过分地高估了革命时代的革…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观:毛泽东邓小平的独特思考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在后革命时代,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毛泽东认为:一个是以建设为主题的革命,即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革命,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则认为:一种是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的革命,一种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改革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分别是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革命重心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到发展生产力的战略转移。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观逐步确立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观念,这是对传统革命观的超越与发展,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进步。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颜色革命”的消解

当今世界,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新形势下又以"颜色革命"这一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因素,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更易受到"颜色革命"的冲击.唯有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和谐社会的构建,才能有效地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挑战,防范和化解"颜色革命"的风险,确保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     

黄遵宪“诗界革命”用意别解

黄遵宪的诗人地位是人所周知的 ,但他为诗之本意以及他的诗歌的实际影响超出了“诗界” ,却往往是人们所忽略了的。黄遵宪“诗界革命”的实质是思想革命 ,从本质上说黄遵宪是一位启蒙思想家、革命政治家和教育家。兴教育、开民智才是他的“诗界革命”的本真     

论科学还原与科学革命共存的可能性

科学史中存在着许多科学革命与科学还原共存的真实案例,这与大众观点所强调的二者在科学理论观和科学问题观上的对立性和互不相容性正好背道而驰。历史上,主要存在两种驳斥革命与还原对立说的主张:一种是Shap-in的"无革命说",另一种是Schaffner的"革命、还原同一说"。其中,前者否认科学革命的本体存在,而后者否认科学革命的相对独立性,即否认革命在认识论上的可区分性,这两种驳斥对立说的主张都过于极端。事实上,为了辩护革命与还原之间的共存,可以直接诘难库恩早期的那种革命观:首先,库恩的"范式"概念是模糊的;其次,"革命"在本质上存在着不彻底性;最后,彻底的相对主义是不存在的。此外,革命与还原的共存还可以从"还原所具有的革命性"得到验证。还原的革命性体现在还原理论与被还原理论之间所存在的异质性,尤其是体现在二者的术语在意义上的变化性。     

经济学视野下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平变革”思想解析

马克思恩格斯既反对忽视客观条件变化,单纯暴力革命的想法;又反对意在否定工人阶级革命主观能动性的“和平过渡”思想。他们在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变革”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的社会化大生产及其与资本的互动,激化资本和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的矛盾,并引发社会危机,从而完成社会体制的变革。而由于传统意义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消失,“单纯的管理”层“知识型”工人阶级成为新的“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随着股份制公司的发展及其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的建立,共产主义将成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经济形态。     

列宁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吗？

对革命性质的判断,直接影响着革命策略的制定及革命力量的定位。关于列宁对俄国三次革命（1905-1907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性质的判断,传统观点认为前两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较新的研究则倾向于认为,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列宁对三次革命性质的判断都是民主革命。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十月革命的定性上。列宁对革命性质的判断,始终围绕如何使俄国革命尽快走向社会主义这个中心。立足经济发展状况,列宁认为俄国三次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基于无产阶级同盟者的成分分析,列宁断定俄国三次革命都属于民主革命;以政权更替为标准,列宁肯定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红色文化学的建构以及研究方法探讨

红色文化研究的兴起是近年发展红色旅游、深化红色教育、传承革命历史文化、发展红色文化产业的背景下出现的。从目前学界研究来看,红色文化就是关于革命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等现象的总称。将“红色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确立相对明确的学科边界,在研究视野、研究范式、理论方法上架构“红色文化学”的学术话语体系,这对于提升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都是有意义的。红色文化学提供了一个观察、思考和理解革命文化的新的角度,即如何认识和阐释中共革命历史文化的新思路、新视野与新角度。     

池田大作“人间革命”论析

池田大作先生是享誉日本全球的著名宗教活动家。在其专著和与世界名人谈话录中,他多次提及"人间革命"。该概念与传统概念上的革命不同,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变革,其核心是"小我"革命,由"小我"革命实现"大我",实现全人类的安乐幸福。同时,他也强调"革命"最终目标的实现形式具有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