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时代意蕴与实践取向

深刻认识与把握“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一重大命题，首先要有效破题。破解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实践取向，聚焦新时代、新问题、新矛盾、新要求；必须结合全面从严治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来深刻认识党的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的当代意蕴，根据“四自”基本内涵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与时代要求；必须深刻认识两种性质、两种类型的社会革命，结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任务新要求来深刻认识社会革命的当代意蕴；必须从“改造主体世界与改造客体世界”基本逻辑出发，以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的事业相统一为基本分析范式，深刻把握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当代意蕴、现实要求与实践机制。     

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的双重革命及其辩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需要永葆革命精神推进双重革命。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社会革命的建构逻辑来看,党在执政后仍需要继续进行社会革命,破解社会矛盾,推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彰显革命状态、主体、旗帜和前景等内涵特质,实现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是其现实旨归。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建构逻辑来看,党在执政后仍需要继续进行自我革命,源于自身所具有的彻底革命性,内蕴坚守党的人民立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从严管党治党、坚持“四个自我”等科学内涵,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要求。双重革命的推进逻辑是内在统一的,自我革命为社会革命奠定基础,社会革命为自我革命提供方向。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研究述评

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实现长期执政的制胜密码。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理论界从习近平对自我革命的系列重要论述出发，从时间、空间和价值三个维度，通过文本分析、解读和阐发，对自我革命的内涵本质、特征原则、生成演进、经验路径进行了溯源性考察，对自我革命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与“两个革命”、与全面从严治党、与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进行了关联性研究，深刻揭示了党的自我革命“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如何做”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自我革命的学理性论证和系统性建构上稍显不足，在研究深度和研究视野上还亟须拓展突破。基于此，在未来研究中，需着力于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基础理论研究，着力于把握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精神实质，着力于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探索构建与完善党的自我革命理论体系、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以期为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事业提供参考和借鉴。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推进“两个伟大革命”协同发展的成功之道与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内外两方面的严峻挑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全力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基本经济制度等举措来推动社会革命；通过理论学习、打击贪腐、作风建设、增强本领等进行党的自我革命。构建了理论武装、历史使命、价值目标、治理主体、内政外交五个方面协同的有效路径，维护了政权稳定，促进了社会发展，对新时代协同推进“两个伟大革命”具有重要的历史镜鉴价值。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历史生成、理论向度与现实回应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原则，坚持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其百年辉煌正是在自我革命的内在统一中逐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从其历史生成看，形成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路探索的过程；从其理论向度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传承了中华民族反躬自省、守正创新的传统文化精髓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建思想；从其现实回应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有力回应了破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和“历史周期率”的现实之问。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历史生成、理论向度、现实回应三者融会贯通、有机统一，共同串联起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发展进程、客观规律和现实路径，沿着这种逻辑继续前行，势必续写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新篇章。     

“在场”与“出场”：中国传统革命观与自我革命的通约性检视

思想的“制作”必然的与特定的社会存在相关联，只有“让思想回归历史”，不同形态文明的“在场”才能够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自我革命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是引领伟大社会变革的根本保证。中国传统革命观与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文化语境虽有不同，但其“为仁由己”人性论预设、“福祸相依”的危机意识、“慎独自律”的修养方法、“天道亲善”的执政伦理等却与党自我革命思想具有某种跨时空的“在场”。这种“在场”之所以能够实现，既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同时也是二者在价值取向和学理上的一致性所决定的。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传统革命观的在场性进行检视，必须要从学理上对“在场”及“出场”两个问题进行“再造”，从而为党的自我革命铸牢文化根基，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学理支撑。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生成机理、结构功能与完善进路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程序化、规范化的制度保障。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制度治党理论，演化于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建设的百年发展进程，形成于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探索，是一个由党的自我净化制度规范、党的自我完善制度规范、党的自我革新制度规范、党的自我提高制度规范四个基础制度单元所构成的，连接四大纵向层级序列，涉及六个横向领域的制度集成体系。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功能效用可以从党的自身建设层面、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三个方面加以概括。新征程上，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要着力在优化要素供给、深化要素衔接、健全革新机制、重视效能转化上下功夫。     

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基础、历史演进及现实启示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党的自我革命奠定了遗传基因和方法密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党的自我革命厚植了民本底色和精神内核。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四个历史时期,党的自我革命以不同的形态助推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在新征程上,坚持党的自我革命要从四个维度上下功夫：盯准价值原点,牢记“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扎紧制度笼子,“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改进工作方法,“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十个指头弹钢琴”;延展作用半径,“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习近平关于坚持自我革命重要论述的四个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要求始终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一个具有原创性的重大概念，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问题的重要论述内容极其丰富，鲜明的话语和深邃的思想形成了系统性理论。以“赶考”的历史性主题论述坚持自我革命，揭示了克服执政党的精神懈怠、防止“应考”失败危险、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深刻思想。以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优势的政治性主题论述坚持自我革命，揭示了锤炼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品格的深刻思想。以进行伟大斗争的实践性主题论述坚持自我革命，揭示了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原则遵循。以开展“两种革命”的使命性主题论述坚持自我革命，揭示了勇于自我革命对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内在机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对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的实践历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社会革命是一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伟大复兴、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历史.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决定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分期,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个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社会革命实践以人民群众为立足点,依据社会发展主客观条件,以破旧立新为生成范式,不断通过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形成了以守正和创新统一、阶段性和整体性统一、前进性和曲折性统一、暴力手段与和平方式统一的革命特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要取得伟大社会革命的胜利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在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双向互动中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发展.     

论中国能源革命与法律变革的维度

制约中国能源革命的技术、经济、政治与文化变革是通过法律变革实现的,法律变革因此成为能源革命从情景走向现实的契机。然而,法律变革远比能源革命更为艰巨。中国法律变革任重道远,需要法律人的努力。     

康德定言命令的道德变革与实践困境

康德以纯粹理性形而上学为基础,强调善良意志和定言命令的实践理性价值.以"定言命令"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排斥伦理学经验论,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在西方伦理学引起了重大的道德哲学方向性转变.然而,"定言命令"具有形式化和僵化的普遍化特征,存在严重的形而上矛盾和现实困境,受到黑格尔等人的伦理学批判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实践论的超越.     

治乱与和谐——亚里士多德治乱执政理论分析

执政理论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其水平也达到了古希腊思想家对执政问题认识的高峰。如何治乱的理论是其执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归纳为城邦动乱的表现及发展趋势、城邦致乱的原因以及城邦治乱的措施三个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治乱执政理论不仅对政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教益。     

生态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统一——基于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

美国生态学家福斯特运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科学地论证了生态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统一性关系,并以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为批判武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了鞭辟入里的生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生态的冲突本性、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生态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在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与生态辩证法的科学运用中,福斯特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生态革命的同源性与同旨性,即二者同源于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生产方式的批判和超越,同旨于生态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比较政治学视域中的法国大革命与两种社会革命形式

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亟待在更广阔的反思领域取得新进展。比较政治学视域中的法国大革命,创造了一种崭新的“事件”文化,即期望通过政治革命实现被统治阶级自身解放的革命逻辑,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种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不同的思想情境中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方案,进而催生了思想史上性质迥异的两类社会革命形式: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前者是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观念政治的主流,后者是马克思解放政治的根本。从两种社会革命形式的当代变迁路径来看,比较政治学视域中的法国大革命凸显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深刻的历史启示。     

革命领袖与新闻工作

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同时也都是出色的宣传家,他们通过新闻传媒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传遍华夏大地,并始终把新闻工作视为党的整体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视为极为重要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方法.他们不仅留下了千古不朽的文章佳作,同时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说.     

科学革命论的反思

科学革命论在阐述现代科学演进中作为主流思潮的同时,其意义在无限扩展中导致认识上的诸多困惑。本文批判了科学革命这一基础概念被滥用而陷入的困境,提出对科学革命论的质疑和淡化。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对科学革命论予以修正,用科学发展论构建现代科学演进的概念图景。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颜色革命”的消解

当今世界,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新形势下又以"颜色革命"这一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因素,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更易受到"颜色革命"的冲击.唯有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和谐社会的构建,才能有效地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挑战,防范和化解"颜色革命"的风险,确保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     

从"形而上学"到"行而上学":康德哲学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

从"知识"以"对象"为转移到"对象"以"知识"为转移的这种所谓康德"哥白尼式革命"并非单纯地是一种认识论的革命,而是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态度的确立。"旧形而上学""旧"就"旧"在"自然的认识方式"上,误以为"形而上学"是一种超验的"知识论";新的哲学思维态度,知道"知识"的限度,使"超验的"知识成为不可能,而使"超越的"实践成为可能,在这一限度内,才为"信仰"留了地盘。这种信仰其实就是对实践理性之自由的信仰。因此,新的哲学态度下的Metaphysik不再是按照"自然倾向"去认识的"形而上学",而是以道德实践之自由(道德行动)为目的的"行而上学",这才是康德哲学所实现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的实践诠释

土地革命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的生成开辟了道路,而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的酝酿争得了时间;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文本、如何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及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上,毛泽东实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的实践诠释,事实上开辟了一种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根据地模式、长征模式甚至“山里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模式等;《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则可以说是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向理论形态转化的最初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