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理”:“所以然”还是“所当然”——以李相显、唐君毅的观点为中心

民国时期出版的李相显《朱子哲学》对朱熹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分别作了阐述,尤其强调在朱熹那里,所当然之则比所以然之故更为重要。同一时期唐君毅发表的《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更是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并且认为,只有从当然之理入手才能说明朱熹的"理先气后"和仁之理以及生生之理。这些观点既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逻辑的所以然之理入手诠释朱熹的"理",但又认为朱熹的"理"实际上混同于伦理的当然之理,也不同于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主要是所以然之理,因而减杀了其道德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李相显、唐君毅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对于今天深入研究朱熹的"理"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建构朱熹的哲学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朱熹、王阳明哲学进路比较研究--从对《大学》文本的不同解释来看

朱熹、王阳明哲学研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理学研究的进路上朱子用“心”在事事物物上穷不变之“理”;而阳明则是将“心”上自足之“理”放置于事事物物上。研究进路有差异,但并不在于观点的对立,而在于切入点的选择上。二人的哲学研究从不同侧面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格物”、“诚意”到“致知”——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致良知”的提出

对于《大学》的诠释重点,王阳明从"格物"出发,经历了从"诚意"到"致知"的转移过程,它蕴涵着"致良知"提出的内在逻辑。一心求道的王阳明,早年困惑于"格物",因为朱子"格物"夹杂的知识诉求之方式达不到终极之道;龙场悟道后的阳明重视"诚意",以"意"涉"物"、训"物"为"事",将"物"明确为人的生存情境而非客观之物,对应之"理"则为德性形态的是非之理,"格物"被纯化为通过德性涵养达到心体的绝对自明而占有终极之道;宁藩之变后的阳明提出"致(良)知",则德性涵养过程中的是非标准被明确澄清,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彻底改造也得以完成。     

朱子“格物”理论中“知”的特点

朱子"格物"之"格"有特定的意义,即"格"是心之理和物之理的相互作用,并由此引出了"知"的特点:"知"分为"体知"和"推知"。"体知"是心对心中所居众理的感悟和体察;"推知"是心以体知的结果对事物作出的判断。在此理论基础上得出:朱子把心作为"物"来格的可行性的原因在于体知的内容可以作推知的对象。     

朱子“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深度两难

在朱子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理是其形上学的终极范畴,理内化于万物就是性,朱子称之为天理之性。人由理和气结合而生成,气有清浊,故人有善恶,此即人的气质之性。然而"气之清浊"又从何而来,朱子并没有追问。一般来说,气既然有"清浊"之别,可见气已经落入经验世界中而成为存在者(物)。既然一切物莫不统摄在其"天理"之下,至善之天理何以开出恶浊之气,这在朱子哲学中显然是一个两难问题。     

下学而上达——朱子小学与大学的贯通

朱子之大学指"大人之学",即成就内圣外王的圣人之学,学的是如何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小学则是小子之学,学的是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故宋人往往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小学。然而,朱子的"小学"与"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二者如何衔接与贯通?文章认为,在朱子思想体系中,小学与大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和前提,大学是小学的必然归宿。朱子的小学与大学在本体、认知、工夫与境界上都是贯通的,具体体现为理即事、事即理、知行相须、敬贯始终。尽管二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但小学的主敬与大学的穷理之间保持着永久的张力,二者齐头并进,不可偏废,共同构成朱子思想的主题。     

理、天理与理会:论“理”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演进

从先秦"形"范式,到汉魏"体"范式,进而至宋明"理"范式,中国思想范式由外在的形式渐次嬗变为内在之质料。从先秦作为"类"之理,到魏晋作为"故"之理,进至宋明作为"理"之理,理兼摄形式与质料,兼含"类"与"故",融合必然之理与当然之理而被视作看待人、事、物的普遍架构。理范式的确立内在规定着通达理的方法论,理与理交会,心明而知。理会不仅追求会物之理,而且要求人以理会之。索人工夫而使人进至于理,由此确立了存在论、方法论与工夫论相统一的独特思想品格。     

真知格物,必成圣贤——朱子“格物”解发覆

学界对朱子学核心范畴"格物"研讨甚多,然仍有待发之覆。朱子"格物"乃成圣之学而非知识之学,它融理性、信仰、存心、实践、境界、道德、觉悟为一体,具有深刻复杂的内涵。朱子将"决定是要做圣贤"视为格物"第一义",视"至极"为格物的落脚点,主张格物非知识化学问,而是"见得亲切自然信得及"的理性信仰之学;亦非形式化学问,而是"若实见得自然行处无差"的实践之学。格物不仅是"观理"之方,还是"所以明此心"的存心之法;不仅是为学之始,还是"凡圣之关"的标尺。格物无需穷尽知识,"知至只是到脱然贯通处",它遵循本末、合为、理事、贯通等原则。格物作为朱子四书学的枢纽范畴,还是朱子批判佛老的利器。从圣贤之学而非认识论的角度,方能真切把握朱子格物的蕴含,这也是理解整个宋明理学的立足点。     

朱熹的伦理学与后伦理学之别

朱熹受程颐的启发,把理分为"所当然之则"与"所以然之故"两个不同的层面,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上面一层"。朱熹以此诠释《论语》"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而认为"所以然之故"就是"天命"。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所当然之则"相当于具体的特殊的自然法则、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属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所以然之故"相当于抽象的普遍的最高原理、原则,属于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朱子理气关系的三种不同解读

理气关系是朱子哲学的核心,但如何解读其关系则又是理解朱子哲学的重心。自其哲学形成以来,大体经历了三种不同的解读;这三种不同解读也必然会使朱子哲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从时空的维度出发,往往会以理与气之不可分割关系来说明其先后关系,这就使其哲学表现出一种宇宙生化论的规模,但对其理先气后关系却无法做出恰切的说明;从形式逻辑的视角出发,无疑会以其理先气后关系对二者的不可分割关系作出说明,这种解读虽然也可以使其哲学呈现为一种本体论建构,但又存在着无法落实的偏弊;从道德理性之超越性视角出发,虽然可以准确地把握其理先气后关系以及其本体论立场,但又会对其本体之遍在性形成一定的偏取。直至目前,这三种不同的解读视角也就代表着人们研究朱子哲学的三种不同进路。     

船山于朱子、阳明“知行之辩”互斥模式之解构

在价值层面,朱子、阳明都企图达到知行统一之目标。在学理的架构上,朱子、阳明因时立言,其“知行”在先后上,呈互斥模式：朱子主张知先行后,偏重于求知;阳明企图扭转此局面,而倡“知行同时发动”之说,更强调“行”。船山也有知行统一之宏愿,在同情了解之后,指出朱子、阳明二人均重知而轻行,随后赋予知行之“先后”以“缓急”的内蕴。在理论架构上,船山主张“知缓行急”,将行作为知的目的与归宿,无分先后,解构了朱王二人的知行观,化解了其互斥模式,力争使得知行统一在学理上成为可能,亦试图求得圣人原意,使得己说不止于因时立言,而赋予其“千万年语”之意涵。     

“理一分殊”新释——兼论朱子对“理”的本体地位的论证

“理一分殊”是朱子从哲学本体论上对于“理”的本体地位进行说明与论证的一个命题。考察朱子对于“理一分殊”的解释和论证,对于“理一分殊”可以提出一种新的理解：朱子所谓的“理一”,是指“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谓“分殊”,是指此理随其所处之体不同而其用不同。“理一分殊”在伦理学上的功能,便是为古代儒家的名分制伦理作出论证。因此,朱子所讲“一理”与“万理”的关系,只是普遍的“理”与“理”在万物中的“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般的“理”与特殊的“理”、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之间的关系;朱子所讲的“分”,既不能从“分割”的意义来理解,也绝不能从“分有”的意义来理解。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实理与体用：朱子体用观再思

体用是中国哲学最重要、最具特色的范畴之一,古来即充满争论。朱子之体用思想颇为复杂,亦可反映理学家使用体用范畴之特色。如何全面理解朱子的体用论,涉及佛教传统与中国固有之思想传统,从此出发,回到朱子思想内部的形上与形下之别,可以通贯的理解朱子的体用思想。朱子言说体用,从形上言,吸收佛教传统;从形下言,则继承中国固有之思想。但因为朱子坚持理为实理,故其从形上言之体用,也区别于佛教,而可吸收传统本根论的讲法。此外,无论从形上言还是形下言,朱子均坚持见在为体、发出为用的基本观点。     

存在的澄明：“心即理”与“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即理”有两层含义：“心外无理”和“心之本体即理”,由此确立了人的本体地位,把物带入敞开状态。存在的澄明即心之本体的呈现,即“知行合一”。“心外无理”确定了“知行合一”的理论性质,把“知行合一”与常识所谓的知与行的一致区分开来;而“心之本体”的呈现也正是“知行本体”的呈现。阳明哲学在以“心外无理”为基础展开的本体追问中,“知行合一”是存在的澄明境地,知和行在本体上是一体的,但如何达到知行合一,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本心之知”视域下王阳明“知行合一”重探

作为龙场悟道以后提出的首个重要命题，“知行合一”贯穿于王阳明中晚年思想。在他看来，“知”从根本上来说是指直接发自本心的痛切感受、本然好恶，即“本心之知”。知行合一有三层含义：本来合一、能够合一，应该合一。这一命题旨在纠正朱子对本心之知作用的忽视，强调它具有直接性和充足性，提醒人们将它的直接性和充足性具体实现出来。知行合一的表述形式并不完美，因为“知”既可表示本心之知，也可表示知识或知觉，以至于容易混淆；而“合一”的逻辑前提是分离，因而这个命题本身就潜藏着否定知行一体的因素。王阳明之所以仍采取这一形式，是为了提醒人们重建知与行，进而重建我与万物的原初关联，让人意识到知原本就是能导出行的痛切之知。     

从“自我提升”到“真知的意味”

朱子所言“知”“行”的核心义涵，不是“成物”领域内的“认识此事物并谋定处置方案”和“将之付诸实施”，而是“成己”领域内的“自我提升”和“自我保持”。其对于知行轻重的看法，并非“行重于知”，而是知行各有其“重”。朱子对于知作出了浅、深的区分，对于行则相应地作出了小、大的区分，其在知行次第问题上的看法与其说是“知先行后”，不如说是“浅知-小行—深知-大行”。朱子有时以“真知”为“行”的前提，有时又以“行”为“真知”的前提，似涉逻辑谬误，但实际上后一种说法中的“真知”并不是指“真知”本身，而是指“真知的意味”。这些关键点的探明，极有助于重新理解朱子知行论的价值以及日常的知行实践。     

理性与道德理想主义--论朱子学的精神

朱子学的第一原理是确立"理"的本体地位,作为现实世界的存在依据和价值真原.朱子对形上之理的设定旨在为道德人本主义奠定一不证自明的人学公理,所以本体论须通过主体论(心性之辩)贯彻落实.这里牵涉到心统性情、未发已发、天理气质、人心道心诸问题.工夫论是朱子实现道德理想主义的具体途径.     

宇宙论与价值论之重合与纠缠——朱熹思想中理气关系问题新探

作为儒学思想形态,朱子理气论不仅是为了说明世界之存在,更重要的是为儒家道德修养实践提供依据与基础.因此,他一方面要将理作为现实世界之本体,从理出发对世界万物作为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理之纯粹性,从而保证儒家的价值定向.这两方面的不同考量导致了其思想中宇宙论与价值论两种不同视角之重叠.从宇宙论视角看,理气从来都是"一体浑成",而决非"两元对立";理不仅从理论上说是气运动变化的根源,而且也实际地具有着主宰与制约气之作用.从价值论视角看,纯粹之理自身则总与那未完全实现理的实然之气或具体事物间表现出某种差距,从而产生了"理气为二""气强理弱"的种种观感.朱子对宇宙论与价值论两重视角之存在亦未有明确之自觉与区分,于是造成了后世对理气关系的种种困惑.     

浅析朱熹"循理而行"的实践观

朱熹的实践观是在深入把握朱熹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联系朱熹对于天人关系的看法而分析归纳出的,具体体现为"循理而行".朱熹的实践观主张人类要发挥自己的主体性精神,以"循理而行"的实践来行使"裁成辅相,参赞天地"的功能,在行动上促使自然万物蓬勃发展.朱熹的实践观本质上就是"循理而行",人应当要尽心穷理来格物致知,进而践履力行,在实践中明"所以然之理",完成"所当然之则",实现自然和人类的和谐共生.朱熹的实践观蕴含着人类要热爱大自然,珍惜自然生命的意蕴,这种观点在科技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