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五四”的主题

“五四”的主题是政治挤压下的启蒙。“五四”整个发展过程中启蒙始终不能完全脱离政治。“五四”落潮，并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启蒙自身发展和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必然的客观要求。“五四”启蒙运动是不彻底的，这有其发展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因此不能脱离政治孤立地看待启蒙。     

论"五四"启蒙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民主思想之异同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我党早期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是我党早期重要的思想家和领导者。在“五四”启蒙时期(本文所指的“五四”启蒙时期,指新文化运动兴起和“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历史时期,时间起止约为1915年——1919年5月)他们已经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民主思想是他们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对两人在“五四”启蒙时期的民主思想做浅层的比较,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从思想启蒙到文化复兴——20年来"五四"阐释的宏观考察

新时期前期我国学术思想界对“五四”的阐释,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形成了“思想启蒙”、“文艺复兴”和“反传统”三种基本的诠释模式,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五四”的复杂面相。90年代的新一轮的“五四”反思,出现了“重申”、“重估”和“重释”等不同倾向,再次形成“五四”阐释的多元化格局,并带来研究内容的扩展,五四后期的整理国故重新得到肯定,一些守旧的学术人物进入研究的视野。随着学术文化思潮的变迁,“五四”阐释的主导话语,已从80年代的“思想启蒙”转变为新世纪的“文化复兴”。     

启蒙话语的转换与形成

启蒙话语是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学话语,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人的发现”、“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所提供的历史机遇,使启蒙话语实现了由思想政治领域向文学领域的转换。     

李长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与重构

李长之是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上著名的京派文艺批评家，他对于胡适曾经提出的“‘五四’乃是一个文艺复兴”的观点作出反思，认为“五四”是启蒙而非“文艺复兴”。在此基础上，他倡导一种从语言层面体验作家生命情感的文艺批评方法，并积极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去发掘“完人”人格和充溢着旺盛生命力的审美资源，以此来弥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生命力”匮乏的裂痕。     

茅盾的矛盾——思想史视野中的茅盾小说

从思想史角度,对茅盾小说中两大形象系列——知识女性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重新解读,认为茅盾对大革命前后知识女性人生悲剧的描写,意在反思和批判“五四”启蒙的思想与历史局限,同时也流露出对“五四”启蒙的眷恋。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国悲剧的叙述,在政治意识层面力图对他们进行现代性否定,但在思想史层面实际上描述和表现了他们在追求现代性的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以及他们的作为实际承续和完成着单纯的思想启蒙所不能完成的现代性启蒙,构成着对思想启蒙的互补与完善,而且这种物质层面的现代性诉求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物质层面,对人与精神的现代性改造和再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重要性和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略论"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启蒙运动和新文学的迫切需求,文学翻译得到高度重视,戏剧翻译当属其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达到了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目的,也丰富了对戏剧体裁的掌握。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既包括当时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等观念的政治背景,又包括一定的文化背景,即中国文化、文学、文学观念均处于转型期,对戏剧翻译的需求应运而生。“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的主要特点有：作家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均采取了颇为“自由”的翻译手法;他们所选取的外国作品主要以浪漫主义为取向;这一时期的作品均取自西方一流文学大师的作品。“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无论从艺术形式或思想内容而言,中国现代剧作家的戏剧都从翻译中获得了创作灵感,并将这一外来影响和本土创作结合起来,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     

从“五四”运动看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方向

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向来以其光辉业绩留芳青史。然而人们很少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也蕴含着内在的矛盾?这一矛盾如果存在,对社会历史发展又造成何种影响?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场伟大运动的意义,以此对中国当代文化变革方向获得更加清醒的认识。(一)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是在封建制度趋于灭亡和西方列强入侵日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这一特定背景决定了启蒙思潮发展的性质和方向。1919年爆发的“五四”事件,本身是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潮发展的结果。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其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思想的支柱儒家学说和传统伦理纲常。中国封建文化根深蒂固,既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结构,     

“五四”精神的文化反思

七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以其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两方面的丰功伟绩永垂史册。它对于中华民族近化进程的深刻影响,一再引起人们常忆常新的反思。作为爱国救亡运动,“五四”门政治目的在其后三十年便告实现;但是作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的文化目的在其后七十年间却并未取得应有的进展, 以至于今天人们遗憾而惊异地发与现,自己竟然面临着与“五四”先辈们本质基本相同的文化障碍与困惑。改革、开放已经十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商品经济和科学文教的发展,遇到人们传统的守旧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的顽强阻碍。另一方面,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又面临湮没不彰的厄运。在这样的时候,对“五四”精神进行深入的文化反思,无疑是大有意义的工作。     

启蒙者与爱国者: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

五四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想的框架中处理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他们所信奉的公民爱国主义,以民主主义诠释民族主义,以民族的政治认同代替民族的前政治的族裔和文化认同。这种建基于民主公民国家的公民爱国主义,表达了民国初年启蒙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理念。同时,五四知识分子都是世界主义的信奉者,他们追求人道主义和世界大同的启蒙理想。五四后,陈独秀等启蒙知识领袖并没有转变为民族主义者,他们即使疏离了个人主义,也没放弃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理想。而五四的世界主义也是启蒙知识分子转而接受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媒介。     

我国新时期小说的否定意识

我国新时期小说的否定意识起源于对一个时代的控诉与批判,它在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中逐渐积聚廷展,并在寻根小说中得以突显和强化,直至升腾于"后现代性"的先锋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新写实小说的高峰顶尖.它的生成与发展与我国当代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思想的变化密切相连,其否定意识形态也始终在不断地变化,但"建构性"的否定意识小说却基于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和社会文化启蒙,倡导思想解放,改造民族精神和推动社会发展而明显区别于后现代主义特色.它在突破和超越17年小说的基础上,既上接"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又广引西方现代与后现代艺术技法,从而开创了我国小说创作的新时代.     

梁启超论教育宗旨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早关注教育宗旨问题的学者。甲午之战后,他从救亡图存出发,提出了“以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的办学方针,强调对改革急需的政治人才的培养。戊戌变法后,高举培养“新民”的大旗,率先对中国近代教育宗旨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五.四”运动后,又提出发展“圆满人格”、“学做现代人”的教育方针,倡导以人格教育为核心的“三达德”教育。他对教育宗旨问题的不懈探索和大力倡导,突破了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推进了精英教育向社会教育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他已关注到现代教育的真谛,即人格教育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     

“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与政治传播

先进知识分子是“五四”时期政治传播的主体。这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政治传播作为自己的自觉使命，是政治思想推介、启蒙者，政治思潮的引领者和政治理想的实践者。“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政治传播的时代特点体现在：政治思想引进与选择的结合；政治传播与政治实践的结合；社会道义担当与政治价值选择的结合。     

在战争语境规范下发生的五四文学

战争直接确立了救亡和启蒙这两大基本主题,这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民间话语共同的聚焦点,规范了五四文学革命生成的两大文学母题。战争使新式教育获得了确立,而新式教育又使“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的文化心理结构承受着晚清以来所接纳的全部西学的滋润,解放了他们被束缚和桎梏了许久的人性,这就为他们成为五四文学发生的创建主体和接受主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研究

以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为研究对象,认为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对儒学的研究是系统而自成体系的,他的思想极富独创性和时代性;他与新文化派的论争,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我调整和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他思想中蕴涵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给我们以深思和启迪;他在谋求儒学与现代化相结合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     

论戊戌变法后的维新派民权思想

维新派的民权思想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和社会思潮,适应了近代中国政治和民族救亡的迫切需要。戊戌变法后维新派的民权思想并没有消亡,他们依然高举自己的民权旗帜,在总结变法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权思想的内涵。他们不再沉湎于就政体变化的角度来奢谈民主,而是将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国民看作立宪政治的基石;不再借助于圣人的权威来宣扬参与政治改革的自觉性,而是直截了当地倡导自由平等,要求树立"新民"榜样,阐明了国民参政意识对于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清末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中民权主义的勃兴。     

丁玲创作主题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五四时代是一个启蒙与救亡并存的时代,因此,作为现代文学发轫的五四文学,个性解放、女性解放、社会解放就成为其基本主题。丁玲是五四运动落潮期成长起来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女作家。她沐浴着五四运动的光辉,浸染着五四文学的精魄,她对五四文学精神有继承也有发展。文章将从个性解放、女性解放与社会解放三个方面来论述丁玲创作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     

简论近代“新民思潮”的逻辑发展

近代新民思潮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五四”前后“改造国民性运动”必然组成部分。它是中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随着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亡道路”的过程中提出并深入发展的。持续紧张的民族危机是这一思潮兴起并不断深入发展的最深层次的原因。但救亡的迫切任务又反过来阻碍这一思潮的深入发展，救亡的要求成为制约着近代新民思潮发展的逻辑线索。因此，其艰难的历程既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留下了必须完成的课题，又为我们今天的国民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