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中国诗法理论——从杜甫“法自儒家有”说起

杜甫《偶题》一诗是杜甫诗法理论发展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诗法理论的重要成果。诗中"法自儒家有"一语包含有深刻的诗学内涵及理论与实践意义,过去多以杜甫出自"奉儒之家",祖父审言长于诗来解释,实难成立。作为"诗圣"的杜甫不仅实践了儒家之"道",也对儒家之"法"有自觉的归依与探索。他将诗法的活水源头溯至先秦儒家,为汉魏六朝以来充分发展却备受诟病的形式传统正名定位,从法上肯定"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在近体声律形式定型之后,创变出新的声律形式,创造出新的文学典范,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     

杜甫对《诗经》“风雅”与“兴”传统的接受与求新

《诗经》开创了立足于人生与现实的"风雅"传统,以及讽喻时政的"比兴"传统,对后世诗歌创作影响深远。杜甫一生奉儒守法,在诗歌创作上倡导"风雅"传统反映社会现实及民生疾苦,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杜甫身处盛唐和中唐转折时期,盛唐时期的狂飙突进之风以及中唐的日趋衰飒之气,在其诗歌中都打下极深的烙印,诗继风雅的"诗史"风格以及力主发兴吟咏、诗兴通"神"的诗歌理念,则反映出创作上注重创新性,这都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中国传统哲学视野下的莎士比亚戏剧主题探讨

当莎士比亚戏剧进入中国读者和观众的阅读和接受视野时,它的文本尤其是其戏剧主题意义的生成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棱镜的整合。《雅典的泰门》中"背叛"和"诱惑"的母体主题反衬了儒家"信"的理念,《威尼斯商人》中基督教"爱"与"仁慈"的主题部分地体现出儒家"仁"的精神,而《皆大欢喜》中"宽恕"的伦理主题则体现出道家在自然中和儒家在音乐中实现"和谐"的理念。这种部分契合的原因在于代表中西传统文化灵魂的《圣经》和儒、道学说关注人伦、自然的内在共性。     

杜甫与佛教

在学界,人们普遍认为杜甫在诗歌创作中是贯彻儒家"诗教"的典型,而忽视了他在创作中多方面地受到佛教滋养的实际,即使有人注意到佛教对其创作的影响,但也未展开专门而具体的研究.杜甫一生与佛教特别是禅宗有很深的交涉,其给杜甫的思想和创作增添的新鲜内容,给他的艺术思维方式和美学趣味带来的重要影响.佛教思想不仅成为他儒家用世之道的补充,也成为他困顿时的安慰.     

杜甫诗歌对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经典诠释

杜甫号称"诗圣",乃诗国之圣人,恰似孔子、孟子,乃儒家之圣人。作为儒家薪火的传承者,杜甫用诗歌这种生动形象的方式,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而独特的诠释。"仁"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贯穿于儒家思想体系的全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学就是仁学。由于孔子、孟子都没有对"仁"的具体内涵作明确界定,所以"仁"的内涵带有不确定性。本文认为,作为儒家"仁"思想的一位与众不同的传承者与发展者,杜甫正是用诗歌这种特殊形式诠释了"仁",从"治人之仁"、"为人之仁"、"待人之仁"这三个方面,对儒家思想核心——"仁"做出了生动而深刻的诠释,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诗化的"仁学"思想。在对"仁"进行诠释的过程中,杜甫所依据的诠释原则与孟子诠释《诗经》时所依据的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尽管杜甫对"仁"的诠释是一种带有时代和个体特征的选择性诠释与创造性诠释,已经不可能与孔子、孟子等儒家先贤对"仁"的诠释达成绝对的"视域融合",但杜甫的诠释在本质上仍是基于对孔、孟等儒家先贤人格与生平的深刻理解,是基于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吸收和掌握,是基于崇高的"仁者"精神跨越了时空界限在灵魂层面上的共鸣与共勉,因此,经杜甫诠释的"仁"仍然深深地契合于儒家思想的本质。     

元明清时期"纳儒"对话的历史轨迹

元明清时期,有着古老文化之根的纳西文化(纳)与汉文化(儒)发生了猛烈的碰撞,演绎了跌宕起伏的"纳儒"对话史."纳儒"对话的历史轨迹印证了文明对话的一般规律差异、碰撞、融合."纳儒"对话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成功对话的典型个案,其中蕴涵着许多耐人寻味的道理.追寻历史上"纳儒"对话的历史轨迹,反思其中的得与失,从历史中寻求启迪,对全球化过程中多元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具有积极意义.     

"韦伯命题""中国命题"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马克斯·韦伯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和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认为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忠孝两全""推己及人"等为主要内容的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相关联.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中,注意到儒孝伦理对现代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例中汲取有益的启示.探讨如何利用儒家伦理的合理内核建构企业社会责任,参照西方企业社会责任,对儒家伦理进行全面而全新的整合,使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文化观相适应.     

张载、吕大临与“性与天道”问题

"性与天道"问题是宋代理学奠基者们所致力探讨的核心问题。在"性与天道"的探讨中,张载与吕大临以性善之性亦即仁义之性为中介将天道、天理与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联系起来,他们既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为天道、天理的体现,以维护儒家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的必然性、普遍性、合理性;同时亦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出于人自身本具之仁义之性,从而使儒家伦理学不失为一种康德所说的自律伦理学。     

"和"与儒家传统精神

认为"和"是中国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去寻求整体的和谐、共生、共长。"和"的儒 家精神之特质从3方面得以体现:作为至德的"中"道;作为价值判定的"直"道;作为和谐共长的"生"道。儒家、 "和"的思想在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天道"到"人道"--评《道德理性与社会控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学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一直在社会各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儒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其思想学说,但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即重建与规范一种社会政治等级秩序,重构儒家一以贯之的一种"修、齐、治、平"的政治价值理念,重塑一种以"天"道"理"为最高本体的、形而上学化了的政治伦理的宇宙观与哲学观;并通过人类世世相继的文化精神的超验性传承,将这种政治秩序、价值理念、政治伦理与哲学观念代代持续下去.他们试图重构以纲常伦理为超验形而上本体("天"道"理"),同时又以这种天赋合法的超验道德理性来指导人伦日用、进行封建社会有效控制与整合的尝试.     

《钱注杜诗》诠释方法略论

《钱注杜诗》是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的力作,他用诗史互证方法对杜诗做了深刻诠释,同时也开启了诗歌解释方法的新领域,但历来却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探讨钱注中的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两个方面,进一步挖掘《钱注杜诗》的价值,从而揭示它在杜诗学中的重要地位。     

从《时世行》到《颂德诗》－－杜荀鹤人格嬗变的完成

本文探讨了唐末杜荀鹤人格嬗变的现象.一方面,他的儒家诗教观,使他写出反映民生疾苦、社会不公的作品,另一方面,其一贯具有的求功名意识,令其在朱全忠强大政权之下人格扭曲,完成了人格嬗变,且有可能是白马之祸的谋主之一.     

简评韩非对先秦儒家“德治”学说的批驳

对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就已成为显学的儒家的“德治”学说 ,韩非从法家的立场 ,进行了尖锐的批驳。韩非以其“人性自为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理论前提的“人性善”论 ,以其“德化无用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核心的“道德教化论”,并以其“道德虚伪论”揭露了“德治”学说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苍白无力。韩非的这些批驳 ,切中了儒家道德至上思想的要害 ,对于后世指正儒家“德治”的弊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仪式的功能与社会变迁分析

仪式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在本质上展示和象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亦具有协调三种关系的功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身的肉体与灵魂关系的理解都会发生改变,仪式的政治合法性构建功能、社会控制功能、文化功能以及经济功能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运用仪式的功能时需要注意与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与社会的规范相契合。     

浅论杜甫晚年寓湘诗中的自悯意识

杜甫暮年流寓湖湘,孤舟飘零,贫病相仍,匆匆谢辞人世。但他心忧国祚,情系百姓,儒者的人格气质给后世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在寓湘诗中一声声自悯的悲鸣,是为儒者尊严的抗争,是为理想奔走的呐喊,是为苍生社稷发出的最后一声哀号。     

从国际合法性视角看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

国际合法性与社会共识有着密切联系,而社会共识又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因此,国际秩序存在的合法性程度与国际秩序的稳定直接有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否在有关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上形成基本共识,不仅涉及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而且事关国际秩序的稳定。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在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而且它们倡导的秩序理念和原则也将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秩序的转型。新兴大国的秩序理念既与历史上的国际秩序主导思维模式———均势理念不同,又与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倡导的民主、人权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理念明显不同。尽管目前各方都希望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未来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的原则和理念上形成某种共识。     

小议杜甫晚期的七律拗体诗

杜甫在关心社会政治生活的同时 ,毕生致力于诗歌艺术的探索。他晚期的拗体诗 ,特别是七律拗体诗的创作 ,一改先前的诗风 ,正是他致力于这种探索所取得的硕果。本文将试图说明杜甫晚期七律拗体诗的表现、特点、大致成因及对后人的重要影响 ,以期在杜诗的理解上达到一个较高的层面     

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

对于陆逊,人们多视之为孙吴之"英将",而很少探究其一生荣辱之深层政治内涵。陆逊出仕孙吴政权,不仅标志着其家族与孙氏政权关系的改善,而且推动了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作为江东儒学大族主要之政治代表,陆逊主张施行儒家德政,要求孙权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其法术专制,致使双方的政治分歧不断加深,斗争日益激烈,陆逊最终为孙权逼死。陆逊冤死,是孙权政治上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信号。     

梁武帝萧衍优遇宗族之举措及整饬门风之失败

梁武帝萧衍有鉴于宋、齐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争夺和相互惨害,为巩固其统治,他提倡儒家亲亲之道,对兰陵萧氏宗族特别是南齐宗室子弟多加优待,营造"情同一家"的和睦氛围。对嫡亲的兄弟子侄,梁武帝更是多加关怀,即便他们多有贪渎腐化、草菅人命等非法之行,甚至企图谋害梁武帝本人,或叛逃北朝者,梁武帝也一味宽纵。这导致其家族兄弟子侄间在表面和睦的外表下,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冲突,最终在侯景之乱中充分表现出来,形成家族间的相互残害。     

也论道教文化对杜甫的影响

唐代“国教”和唐诗“集大成”者杜甫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分析了杜甫道教观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在诗歌中的具体表现,并且论述了道学意象在杜诗中的具体表现及杜甫对神仙丹药的态度。从而说明了道教文化对杜甫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