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发展与政府政策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城镇化发展是在政府作用下发生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决定了地方政府根据各地方不同的资源禀赋采取不同的经济支持计划,导致了不同时期产业结构及城镇化发展的差异。研究表明,随着与中央政府关系的调整,在以1978年及1994年改革为分界点的不同时期,地方政府适应性地采取了不同政策,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及城镇化水平发生了相应的变动。以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及就业比重作为经济结构的度量指标,对1952年—2012年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理论假说。因此,中央政府应当及时进行深入的财政体制改革,调整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使其政策有益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城镇化健康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下的区域金融发展研究——基于中部地区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中部地区1995年-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的保护和发展偏好,扭曲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市场机制,这造成了以重工业和大型企业为核心的中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对区域金融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以市场机制为发展基础的第三产业以及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力地推动了区域金融发展。     

产业投资基金与产业结构调整: 机理与路径

21世纪中国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类新型投融资工具,被寄予了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厚望。现有文献对产业投资基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分析相对匮乏,且视角多停留在定性层面,鲜有相应的实证研究。产业投资基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与路径,需通过将微观效应和宏观效应纳入整体的研究框架进行探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首先,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已发挥促进作用;其次,产业投资基金通过微观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传导路径被证实,产业投资基金在微观层面对价值创造和研发投入有正影响,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最后,产业投资基金宏观效应的传导路径不显著,产业投资基金虽然在宏观层面上对就业增长有正影响,但通过宏观效应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仍未完全释放。     

人口流动性影响地方政府规模的区域差异研究

以“利维坦假说”为理论起点,对“以足投票”机制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利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人口流动对不同地区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效应。人口流动对不同地区地方官员晋升环境以及财政支出压力影响的差异是形成区域差异效应的重要原因所在。据此,应在加强政府审计、改革政绩考核体系等方面采取措施,对地方政府不合理扩张规模行为加以遏制。     

产业结构调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政府实现宏观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调控手段,具有显著的收入分配效应。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和内生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产业结构调整在即期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在长期,城乡居民根据产业结构调整重塑就业预期,通过调整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实现职业转换,届时将出现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将高于城镇居民的格局,形成乡城收入赶超效应,产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正面效应。     

产业结构调整下的区域金融发展 ——基于中部地区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部地区1995年—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的保护和发展偏好,扭曲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市场机制,以重工业和大型企业为核心的中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对区域金融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以市场机制为发展基础的第三产业以及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力的推动了区域金融发展。     

新型城镇化对安徽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近年来,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优化,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调整安徽省社会经济发展思路有重要作用。为此,以2007—2017年安徽省16个市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模型探究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安徽省整体、皖中及皖北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促进作用,皖南地区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影响不明显;无论是安徽省整体还是各地市,经济发展均对产业结构的改善呈负影响;由于存在地区差异,各区域科研投入水平、地方政府投资、对外贸易发展等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均不同。因此,各区域应依据地方特色制定相关政策,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模式创新,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人口集聚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吗?——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采用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人口集聚的作用方向及其内部机制进行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人口集聚总体上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人口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力有一个先强后弱的变动趋势;分区域看,人口集聚的产业升级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中部地区人口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最大,而西部地区则最小。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偏向性技术进步效应以及政府干预效应是人口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三个主要作用渠道。     

财政分权、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污染门槛效应的视角

基于财政分权下政府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策略博弈,从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产业引导与产业自身调整间的非合作博弈的发生、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异质化效应,并应用2004—2017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环境污染程度较低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环境污染程度较高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不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财政分权主要通过税收竞争与财政环境补贴和支出双重路径影响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借此,对在区域财政分权背景下动态调整区域财政体制与产业绿色发展转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基于分解模型的碳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分解模型对中国碳生产率的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并以2002-2011年为样本期,定量研究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对中国碳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产业结构调整相比,技术进步因素更能促进碳生产率的提高;在产业结构中,工业和出口贸易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大。因此,优化出口结构,淘汰落后企业产能,把控制碳排放量的任务分配给地方政府都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提高碳生产率。     

论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的认识

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很大的复杂性,需要从系统动态时空视角加以认识理解。为此,一是要深入认识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累积效应;二是要动态认识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矛盾差异;三是要重视政府管理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动态匹配性和适应性;四是充分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根据现阶段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矛盾特征,政府的管理重点应放在要素结构条件和产业行为环境的改善上。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普遍而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保证我国经济增速的同时降低环境污染物排放、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目标之一，而加强技术创新是降低环境污染的根本路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式。文章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尝试从定量的角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文章借助中国2004—2017年各省份（不包括西藏、港澳台）面板数据，构建包含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环境污染的固定效应模型，并提出产业结构升级是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污染的中介变量，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分析验证，实证探究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时从全国层面以及区域层面进行比较分析，在验证前文假设成立的基础上，对比不同区域的实证检验结果，尝试从中国区域差异性的角度得到更具针对性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从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显著减少环境污染，作用强度与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成反比，且分地区检验结果相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大小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升级在技术创新降低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充当中介变量。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西部地区中介效应占比27.46%，中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果对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环境质量至关重要，政府需要因地制宜施策，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部地区在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同时，应发挥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核心作用；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引进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中国式财政分权抑制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吗?

通过构建公共服务供给评价指标体系,以2006-2018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极值熵值法测评中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此基础上,从财政收入和支出分权双重视角建立面板t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整体上看,中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呈逐年提高的发展态势。公共服务供给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最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急需提升。按准则层提升幅度大小排列依次为:科学技术与教育>公共交通与安全>社会保障与就业>公共卫生与文化>公共环境。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波动类型可分为平稳性、持续波动型和跳跃型三类。(2)全国层面,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显著抑制了中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分地区层面,在东部及中部地区,财政分权显著抑制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这种影响不显著。系列控制变量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和城镇化水平以及65岁以上人口比重等变量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工业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度对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区域差异,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具有地区差异。     

地方政府竞争、支出行为调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面对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现实背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与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之举.文章首先立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的典型化事实,从理论层面系统阐述地方政府竞争、支出行为调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三者间的多重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依次选取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与规模作为中介变量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展开实证考察,结果发现:一是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但支出规模的增加却显著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二是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与规模调整的影响效应截然相反,竞争程度的提升在阻碍支出结构优化的同时助推了规模的扩张;三是虽然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却能够通过影响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和规模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质量,且间接作用均呈现出抑制效应.     

产业结构变迁升级的政府行为透视

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表明 ,一国产业结构的变迁与调整受到政府行为的极大影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政府与市场作用都具有成本 ,借助微观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最优化组合理论 ,可改建成等成本线和等收益线模型 ,以说明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市场与政府的有效组合问题。两线相切之点是政府行为的边界点 ,它表明政府行为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在产业结构调整中 ,我国政府行为应当规范与调整。当前政府行为的规范与调整要强调三个原则 ,并着重在三个方面发挥政府的作用。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市场和政府

经济结构调整是当前我国整个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和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市场和政府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两种基本作用力。对市场和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就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充分发挥进行了探讨。     

环境规制、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升级

传统的政府权衡思路发生转变,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劣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聚焦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助于监管当局把握环境政策的经济端反馈效果。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经济区域异质性和政府行为,细致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特征,东部地区形成了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为反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没有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压力越大、财政收支压力越小、相对财力越大,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力越大;传导机制方面,佐证了研发创新和对外开放对环境规制优化产业结构的正向传导效应,而FDI流入和投资需求反而具有逆向功效。因此,必须注重政府行为的协调效应,有效把握区域特征,提倡创新和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韩国投资企业在中国经营实况及应对策略——以青岛韩资中小企业调查为例

投资青岛的韩国企业由于对投资环境的认识和适应出现偏差,加之文化背景与国情差异,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困难和问题。韩国企业的发展方向应当是瞄准较长期的中国内需市场,加速产品升级换代,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技术含量,以适应中国环境的新变化。而地方政府在对韩招商长期规划方面应该有重点地突破。     

论政府与产业结构调整

调整产业结构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性选择 ,是促进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根据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 ,“十五”时期调整产业结构的政府对策主要包括 :提高产业的集中度、促进企业的专业化发展、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建立有效的产业进出机制等。调整产业结构 ,主要依赖生产机制和政府干预 ,通过政府有效干预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区域性的主导产业市场选择、集聚和扩散

文章借鉴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以苏州新区为例证,系统分析和阐述了区域经济主导产业的市场选择准则,产业集聚过程和方式,产业的区域性扩散及外部经济效应等经济关系;强调政府和企业在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中,只有自觉地遵循市场优选的法则才是理性的,否则会带来阶段性失误,付出巨大的成本。这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的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