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和马一浮学术态度比较

“不开宗派不为师”,是钱钟书和马一浮两位学术大师共同的学术态度,虽然具体缘由不尽相同,但都植根于中国古代“为己之学”的传统。     

“通”往未来之路——马一浮文化观及其方法简析

马一浮先生是近代国学罕见的大师级学者，他的“圆融、会通”文化观主张与其问学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马一浮的学术思想在方法上强调“不局”、“不杂”、“不烦”、“不固”，其最大特色是“通”。可以说，马一浮援儒入佛，义理精纯，出入百家而能达到圆融无碍之境地，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文化自信心，除却其渊博的学识与扎实的国学修养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思想方法。     

马一浮诗学思想简论

作为“现代新儒家”早期思想的代表人物,马一浮先生不仅留下了大量哲学论著,也给后人留下了较为丰富的诗学理论资源。在其诗学研究中,马一浮比较集中地探讨了诗歌的本体和功用、内容和形式、创作和鉴赏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作为其哲学思想的一个分支,马一浮的诗学研究中也体现着其学术研究一贯坚持的主仁、会通、笃行、济世等治学特点。     

马一浮国学观散论

当今谈国学不能不追溯百年前学人的国学观。要追溯百年前学人的国学观,就务必要了解章太炎、马一浮的国学观,因为章马两先生的国学观是上个世纪初学人国学观的典型。本文对马一浮国学观的探讨,重在说明：马氏不赞成章氏以经、史、子、集四部学问谈国学,将“国学”楷定为“六艺之学”。他对于其国学之定义并没有予以论证,只是陈述了他的看法——“国学”为“六艺之学”,是因为中国固有的四部学问为“六艺”（六经）所统摄。他不但认为“六艺”统摄中国一切学问,还进而强调“六艺”亦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这一强调,旨在凸显“六艺之学”的世界意义,为其“世界人类文化最后必归于六艺”之见解确立学理上的依据。     

“为政以德”的道德化诠释——马一浮《洪范约义》中的德政关系及意义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马一浮因“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六艺论”思想而受到关注。在“六艺论”的框架下,他在现代社会尝试对儒家传统经典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诠释。《洪范约义》是马一浮讲解《尚书·洪范》的讲稿,也是“六艺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历史上占据主流的《洪范》政治性解释相比,马一浮站在理性化的立场,反对对《洪范》进行神秘化解释,强调“为政以德”“德为政本”。通过对德政关系的探讨,以《洪范》的道德意义统摄单纯的政治性论说,将其视为道德哲学而非政治哲学经典,从根本上扭转了《洪范》的诠释方向。马一浮借助《洪范》的道德性诠释,表达了对西方功利主义政治的尖锐批评,展现出对现代社会中儒家传统经典价值的确信。     

以诗说仁:马一浮释“仁”的独特路径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儒学史上相关解释甚多。马一浮提出“《诗》教本仁”“《诗》教主仁”,从而把“诗”和“仁”绾合在一起,在仁学史上开辟出一条“以诗说仁”的独特道路。马一浮“以诗说仁”,既在原理层面通过诗之“感”的特性抽象地阐说“识仁”“体仁”的工夫次第,又在实践层面通过作诗、解诗具体地感发人心之“仁”,实现了理学与经学、儒学与佛教、中国与西方等多重维度的融通,彰显了一条以“《诗》学”通达“仁学”的学术路径,在学科上联结了文学和哲学,在义理上彰显了中国哲学“诗”的教化方式和言说方式,在文化上开显了仁体活泼的创造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佛教文学研究述评

在中国佛教与文艺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中,孙昌武教授是用力最勤、造诣最深的学者之一。在这个领域中,孙先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文章详细地评述了孙昌武先生的学术成就,并将其概括为“描述”、“思辨”和“综合”三大范式     

谦谦儒者文化传灯

在金岳霖先生看来，林宰平“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读书人，是我惟一遇见的儒者。”在孤傲的梁漱溟先生限里，他是“衷心尊敬服膺的一位长者”，“其人品之可钦敬，其学识之可佩服，为我一生所仅见”。而在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胡适、钱穆等著名学者的传记或回忆录中也常常能见到与林宰平交往的记录。     

吹尽狂沙始到金--再评袁良骏先生《丁玲:不解的恩怨与谜团》

拜读袁良骏先生杂感《热风冷眼学术随笔的“三忌”》(载《北京日报》2001年12月2日文艺周刊),不能不令人击节叫好。袁先生这篇短文,切中了当前学术随笔繁荣景象中存在着的某些时弊,提出了自己对学术随笔写作的一些真知灼见。他在文章中提出:“为保征学术随笔的健康繁荣”,“必须克服以下‘三忌’”:“一、忌信口开河。某些作者认为学术随笔就是     

中国旅游地理学家口述史研究(Ⅲ)——孙文昌先生的学术人生与学术思想

中国旅游地理学科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代学人通过不懈努力、开拓创新,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坚实基础。文章基于口述史研究法和文献分析法对中国旅游地理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孙文昌先生的学术成长经历、旅游地理研究历程进行了系统回顾,并对孙文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进行了整理。通过研究发现,孙文昌先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创办了著名的旅游院系(青岛大学旅游系)和全国性学术共同体组织(区域旅游开发研究会),对旅游地理学科体系进行了奠基性研究和实践。在长期探索中,孙文昌先生形成了“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严谨治学,精益求精”“学科交叉,兼收并蓄”“重视人才,海纳百川”等治学精神和学术思想,成为留给学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旨在为全面理解中国旅游地理学科的发展脉络提供一个棱镜,为中国旅游史及旅游学术史研究提供一种基于“口述”的新视角。     

讲学与传道: 马一浮与国立浙江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国立浙江大学被迫西迁,马一浮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请为浙江大学师生开设国学讲座,为浙大创制校歌,这段历史成为浙大校史上光辉的一页。但相关文献和档案却显示,马一浮与浙江大学的交往充满各种误会与纠结,浙大险些因此错过这位“士林宗仰”的国学大师;而走过国立浙大的马一浮亦在他唯一任教的大学里,利用各种机会引导学生摒弃实用主义的现代工业观,回归对文化根本的关注,尽管讲学效果与其预想相距甚远。马一浮在浙大讲学并传道,结集而成的《宜山泰和会语》是马一浮一生讲阐六艺国学最集中的部分,由此完成了更为高迈、通贯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格的构建,并以一场场思想与精神的盛宴,寄予浙大很深的希望。     

华夏人文学术之现代重建———陈寅恪先生人生志业考论简

陈寅恪先生之于华夏人文学术现代重建,经历了“本国学术”独立意识之形成、“广义宋学”之建构与“新宋学之建立”三个阶段之演变过程。这一学术历程,与陈先生治学方向变化之轨迹大体一致,亦与陈寅恪先生之文化理想密切相关。陈寅恪先生关于华夏人文重建之思路与业绩,不仅是陈先生人生志业之集中体现,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宝贵精神遗产,亦是“留赠来者”的关于华夏文化复兴的学术蓝图。     

张岱年的学术思想及其人格魅力

文章全面概括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思想,介绍了他在学术上的“三个理论基石”,及在文化、哲学方面的两大成就;重点论述张先生的哲学之“精髓”——“兼和”思想,以及“兼和”思想的理想价值;表述张先生的为人之道。作者以亲身经历的第一手素材,展示出张先生的人格魅力。     

马一浮诗学思想对中国当代诗学研究的启示意义

作为“现代新儒学”早期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马一浮先生的诗学思想不仅有意识地继承了我国学术传统之精华,也能够正视西方现代学术对我国近现代诗学研究的影响。他的这种既立足传统而又超越传统,因而能广收博取东西文化之长的诗学思想,在诗学的学科观念、研究方法以及诗学研究应该存在的形态等问题的认识方面,可以给我国诗学研究之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材料·视野·方法——杨义学术访谈录

2003年杨义先生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出版后,《中华读书报》曾发表一篇题名为《学术演讲与“杨义现象”》的文章,对他演讲中的大家风采和深厚的学术含量大加赞叹,并使用了“杨义现象”这样的词。的确,把学术演讲作为学术表达的一种形式,也是现代学术发展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一个学者只有对自己的专业烂熟于心才能够控制和把握不同的对象和现场,甚至会在演讲中迸发出许多在正襟危坐写就的论文中被“平面化”、条理化遮蔽的思想火花。最近几年,杨义先生的多篇学术访谈也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赵稀方关于治学问题的访谈(《东南学术》2003年第1期)、邵宁宁关于“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访谈(《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袁盛勇关于“重构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的访谈(《学术月刊》2005年第11期)等等,可以说作为学术演讲的变体——学术访谈也已经成为杨先生的一种新的述学文体,由于访谈是在问答对话中完成学术表达,他的许多学术思考获得了更为及时的、鲜活的呈现,如果写一篇《学术访谈的“杨义现象”》大约也不为过吧!尽管即便是谈同一个内容,时间和场合不同,杨义先生兴致所致也总是新意叠现,但我们这次的访谈的着重点并不是他现在具体在做什么样的研究?有什么样新的学术思考?我们希望通过访谈,把他多年治学的经验介绍给大家,能够对研究者有所启发。当然所有的话题都是从他的新著、新文章中生发出来的,因为离开了具体的学术,任何的方法都会显得飘忽。(安文军)     

文学的乌托邦抑或政治的乌托邦

2006年第5期《读书》杂志发表了旷新年先生的《“当代文学”的建构和崩溃》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生们围绕旷新年先生的文章所论及的问题以及文章中所透露出来的学术价值观念分别从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视角进行了批评与反思,本刊特选发其中4篇以飨读者,以期引起更为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争鸣。     

“人性”：个人构想对普世理解的挤压

2006年第5期《读书》杂志发表了旷新年先生的《“当代文学”的建构和崩溃》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生们围绕旷新年先生的文章所论及的问题以及文章中所透露出来的学术价值观念分别从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视角进行了批评与反思,本刊特选发其中4篇以飨读者,以期引起更为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争鸣。     

“历史”的建构和崩溃

2006年第5期《读书》杂志发表了旷新年先生的《“当代文学”的建构和崩溃》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生们围绕旷新年先生的文章所论及的问题以及文章中所透露出来的学术价值观念分别从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视角进行了批评与反思,本刊特选发其中4篇以飨读者,以期引起更为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争鸣。     

反现代性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学术话语

2006年第5期《读书》杂志发表了旷新年先生的《“当代文学”的建构和崩溃》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生们围绕旷新年先生的文章所论及的问题以及文章中所透露出来的学术价值观念分别从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视角进行了批评与反思,本刊特选发其中4篇以飨读者,以期引起更为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争鸣。     

儒学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例

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构成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熊十力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推进了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马一浮认为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正处于末世,因而以存留读书种子的心态倾心儒学的精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