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鸦片战争后以儒为本以洋为用的治国思想

明清之际,封建统治阶级使程朱、陆王理学走向极端,已出现了危机。尤其王夫之、戴震对理学的有力批判,更动摇了它的统治地位。王夫之提出要砍除理学的痼疾,治国以不应循古人足迹行进,要因时制宜。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说:程朱理学天天鼓吹分清天理、人欲,极力抬高天理,而把“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皆视为不合天理的人欲,要人们革除,使人求生不得。由此,戴震得出结论说,理学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颜元认为理学毁坏人才、灭绝圣学和败坏世风,而儒家思想真正学术却日趋衰竭。于是他强调教育之大务在明人伦,真正掌握仁义礼智等德性,而后要学实业。提出要以七字富天下: “垦荒、均田、兴水利”;以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创新性哲学诠释

戴震诠释《孟子》而成的《孟子字义疏证》 ,以“志存闻道”为治学宗旨 ,以程朱理学为理论基源 ,以社会变迁为时代起因 ,属意于理气心性的本体论创新和格物致知的方法论创新。在中国诠释史和哲学发展史中 ,具有终结封建 ,启蒙近代的特殊历史地位     

论“理学诗派”之自然审美意识

两宋时期的理学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理”又称为天理,由此天人相依、天人相与,“理”是天人一体的基础,主导着当时的经世思潮,强调“文以载道”。与此同时,既基于“仁者,人也”的思想,同时受张载、朱熹等所提出的“大心”与“合内外之心”说的影响,“理学诗派”诗人的审美诉求一方面推崇自得自然,任心随意,强调自出机杼,同时,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呈现一种对自然审美意识的诉求。     

戴震的理欲观

戴震的理欲观,不仅在新安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古代思想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戴震在批判程朱理学理欲观时,既看到理和欲的统一性,又看到理和欲的矛盾性,提出了对立统一的理欲观。为了进一步完善他的理欲观,他在理欲观的理论基础人性论的问题上,极力与程朱理学划清界线,提出了人性择善论的思想。戴震之所以要推翻程朱理学的理欲观,重新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理欲观,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政治主张     

“《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汉代以后人们多理解成《诗》和《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无论怎么界定“亡”与“作”的时间,都纠结难通。究其原因,是后人把“《春秋》作”的“作”误解成孔子对《春秋》文本的撰作或编次。从《孟子》及先秦语境考察,“《春秋》作”之“作”是开创、兴起的意思,指孔子以评论《春秋》的方式开启战国“处士横议”的新时代。他以《春秋》“正名”的历史担当和革新精神为战国诸子所继承、发扬,其“见之于行事”直接影响了诸子散文的论辩方式。      

饶鲁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性诠释及意义

饶鲁在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中,颇富新意地阐释了理气、心性、工夫、仁政诸论题,主张理主气辅、理德气势,反对程朱“孟子论性不论气”之说。他将性与理、仁通而论之,反驳朱子性论的诸多看法,强调仁义当从道而非事的角度论述。饶氏思想流露出注重综合而非分析的心学倾向,主张仁与心一体,提出操存之心与仁义之心皆是一心,批评朱子心论的二分说;重视存养扩充工夫,认为孟子对克治工夫有所忽视;在仁政、王道上对《集注》亦提出不少具体批评。饶氏对《孟子集注》之批判性阐发,源于其自身工夫受用及欲矫朱子学弊病的动机。尽管因立说“多不同于朱子”而招致学者批评,然饶氏之学以其思想之深刻新颖,对此后的朱子学产生了持久影响,显示了“后朱子学”演变发展的轨迹。     

焦循《孟子正义》以易释孟平议

焦循重视经义的贯通,是他得以形成以易释孟思想体系的基础。焦循《孟子正义》以易释孟,突出体现在他以《易》学思想对孟子所论的“道＂、“性善＂、“经权＂等思想概念的诠释上。焦循对孟子思想的诠释,使得孟学呈现易学化色彩,拓宽并深化了后人对孟子思想的理解。然而其中也有牵强之处,偏离了孟子本意。焦循以易释孟背后的依据,应源于他对理学的抵触,反对空疏,试图寻求一条新的途径来诠释《孟子》,尤其体现在他以（（易））学之“通变”思想来诠释孟子的“性善’论上。     

左宗棠的理学思想

左宗棠自幼接受正统儒家思想的薰陶,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倍加推崇,主张治学应以程朱为宗。在理欲观、性与理、义利之辩、修养学等方面,左宗棠都继承并发展了程朱理学,形成了自己的理学思想。他以理学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修身养性,自觉地遵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     

李光地对程朱理学的承袭与拓展

李光地是程朱理学在清代前期的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同样受到当时学术思潮的很大影响。他批评了理学和心学的后学们以及主张气论者的理论,提出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汲取诸家之长,构筑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体系的主张,即存实心,明实理,行实事。具体而言就是:将"天"人格化,将"理","性"经验化,将"欲"合理化。他以"天理之生意"、"心性之博爱"、"人欲之非恶"等三个层次的思想结构把程朱理学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这种新的诠释方向既不违背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又能容纳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由此构成新的理学思想,则为儒学生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李光地的理学思想对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的肯定颇具启发意义。也就是说,传统儒家思想并不必然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截然对立,那种以儒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对其大加挞伐的言论是十分片面的。进而言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不存在理论上的不可能性。     

陈樵理学思想摭鳞

陈樵是元末一位独具创见的理学大家。他以“屏去传注,独取遗经”的治学路径,从六经入手,精探其理四十余年,直指淳熙以后群儒的学说与洙泗伊洛不类。他提出了“心之精神曰性”的观点,认为“心之精神曰性,神者性命之本”,指出淳熙以后的学者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洙泗伊洛之学,造成了“客意胜而经愈不明”的理论纠结。陈樵还把“理一分殊”这一命题提高到儒学之本的高度,认为淳熙以后学者（主要是朱熹）在看待“理一分殊”时,将“仁义礼智”看作成形于天地之先,把“性”看作侧隐羞恶之情,而这与洙泗伊洛之学的宗旨相左。陈樵认为,“理一分殊”是孔子之一贯,是洙泗伊洛之学的会要和根本;他还以“枳”来比喻“理一分殊”,形象而生动,使“理一分殊”的含义变得简单明了。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本质分歧,历来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歧。但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在程朱陆王的论述里,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又缺乏清晰地论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程朱陆王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论述的分疏,以说明：程颐讲＂性即理＂是为了以＂理＂善定＂性＂善,而朱熹讲＂性即理（性即天理）＂则是为了以＂天＂的客观性来定＂理＂的客观性,以便否定＂性＂的主观性,将＂性＂说成＂天理＂命于人心。至于陆象山讲＂心即理＂,本意并不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而是旨在论证＂良心＂即是＂正理＂,藉以反对当时士人借口《论》《孟》以博科举功名的不良风习。王阳明则不然,他再提＂心即理＂,的确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目的在于将＂理＂说成就是人的＂心之本体＂,为的是＂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把＂天理＂说成就是＂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否定＂天理＂独立于人＂心＂的客观绝对性。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哲学特征述评

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批评各种传统教育、洋化教育的结果,是与他的中国教育改造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格格不入,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以程朱理学为例,程朱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只讲教学,不讲做,更不讲教学做合一;只讲学校,不讲社会;只讲教育,不讲生活。在中国“理欲之辩”各家中,戴震以“节欲”和“理在物中”反对程朱的“存理灭欲”,陶行知很赞赏戴震的观点,他说“我们还得与戴东原先生的主张打一打通”。陶行知反对程朱的“灭欲”,丰富和补充了戴震的“节欲”,提出了“遂民之欲”。这个思想是对“理欲之辩”的发展,具有“民本”的思想特征,体现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人民性。     

龚自珍人性论思想浅析

龚自珍以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为利器,对儒家先验的＂性善论＂进行了否定,并在＂公私之辩＂和＂理欲之辩＂领域内对程朱理学悖人性非人情的特点进行了深刻揭露,动摇了程朱理学的地位,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关于《文选》分体之三十九类说与其研究方法问题

《文选》分体原既有“移”,亦有“难”,即其所分本为“三十九类”。今存《文选》,无论是李善注与“六臣注”之种种宋刻本无“移”、“难”,还是“五臣注”之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缺“符命”、“史述赞”,均为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从“史”之角度说,日本学者斯波六郎之贡献不应被遗忘,尽管其《九条本文选解说》未提及《文选》的分体如何。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说,研究《文选》分体,需结合“显内证”与“潜内证”,而后者只有在《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这一前提下才具有必然意义;所依证据,当先“验”其有无问题;不要将两回事当一回事,并需注意从出发处辨“路向”。     

从宗教辩难到哲学论争

19世纪末的传教士汉学时代和20世纪末的专业汉学时代,汉学家们围绕《孟子》的人性论展开了两场针锋相对的论争。在第一场论争中,理雅各借道巴特勒主教的良心论来说明孟子性善论的价值,并将孟子的“性善”解释成“性向善”,但谢卫楼却抨击孟子和理雅各双双否弃了上帝恩典。第二场论争的焦点在于安乐哲的文化主义与华霭仁的共同人性论之间的分歧,而产生这种分歧的深层原因则是辩论双方对于民主和人权的不同态度。两场论争尽管表现形态各异,但论争的核心观念却高度相关,在理论脉络上可以追溯至四百多年前天主教各修会理解《孟子》人性论的不同态度。     

《论语》“三归”考

“三归”,指管仲所封的三处采邑。其依据是：1.《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的《晏子老辞邑景公不许致车一乘而后止》与《外篇》中的《景公称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辞不受》记叙的是一件事。前者说管仲“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后者则言“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以为其子孙赏邑”;前者言“欲为夫子三归,泽至子孙,”,后者言“今为夫子赏邑,通之子孙”。2.《荀子·仲尼》：“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比较《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 因此,“三归”可能是管仲原有封邑再加上“狐与谷”。     

戴震的理欲观探析

戴震以人性论为基础提出了他的理欲观,与程朱相比,他既看到理和欲的统一性,又看到理和欲的矛盾性,提出了对立统一的理欲观和人性择善论的思想。这不仅在新安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近代思想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理”与“势、欲、气”的关系

理学在晚清虽已式微,但虔诚信仰者不乏其人.清代名臣曾国藩治学博采众长,但以理学为宗.其论理势承袭王夫之,讲究理势合一,明理因势;其论理欲追随程朱,强调存理去欲,循礼治欲;其论理气则兼收程朱、张载、王夫之思想,主张气以理宗,理因气丽.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何时？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甲午论”,把现代文学的起点从“五四”向前推移了近30年。其立论的根据是1887年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定稿、1890年陈季同在法国发表法文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和1892年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在《申报》附刊《海上奇书》连载。然而现代文学的诞生,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实现,必然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出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思想特征的标志性事件或作品,能够代表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并随之出现新的文学局面,开辟出新的文学时期。“甲午论”提供的证据,只能说是一种量变的现象,是在旧文学体系中出现的个别新因素,显然尚未达到质变。“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主张“人的文学”,实现了思想、文化从旧到新的质变,才是现代文学的起点,鲁迅的《狂人日记》才是现代文学开端的标志。     

论先秦法家及楚国法家思想的历史演变

尽管历代学术界都不乏法家的研究者,但迄今学者们对如何界定法家以及谁是法家的“开山祖”等一些基本问题,仍未达成共识。法家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个源于孔门儒家的诸子学派。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的“不别亲疏,一殊贵贱,一断于法”,即是法家根本的思想特点。先秦法家的真正“开山祖”是楚悼王时期在楚国率先实行“变法”的吴起。吴起之后,楚国法家思想的发展不绝如缕,最后由任秦丞相的楚人李斯做了思想总结。李斯的法家思想吸收了商鞅、申不害、韩非的法术之学,但更重源于慎到的“势”论;而李斯对慎到“势”论的接受,应该是以荀子为中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