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对《孟子》“知言养气”章的诠释与其对孟子为学工夫的阐发

《孟子》的“知言养气”章,对于我们理解与把握孟子的为学工夫至关重要。明清之际的学者王船山从历史背景、全篇文本脉络、各段论说的义理层次与思想意涵、以及个别词语的训解等方面,对此章做出了诸多独特的诠释。此外,船山基于对理学朱子与阳明为学主张的反省,通过重释孟子“知言”与“养气”工夫的次第与内涵,对于重构儒学的工夫体系,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张栻早期、中期与晚期工夫论之演变

张栻原本继承胡宏之学,但在与朱子交往的过程中,其思想特别是工夫论发生了多次变化。学界一般将其工夫论分为早晚两期,但考察其晚年更订的《孟子说》的部分内容以及《论语解》,会发现南轩在去世前还有一次较为隐秘的转变。因此其工夫论实际上应该分为三期：早期继承胡宏之学,主张“先察识后涵养”;中期为“存养体察,固当并进”而“存养是本”;晚期则为“主敬”的抬升与“察识”的隐没。     

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标准及 理论诠释的疏漏

朱熹以接续儒门道统为己任,历来被学者推尊为“中古第一人”和“集大成”者。牟宗三以心体与性体为准则认为朱子在本体、工夫和文本三方面不能契合儒门真精神,故判为“歧出”旁枝。首先,牟宗三以朱熹“格物穷理”论为基点申斥其求理于外,认为朱子所言道德本体“只存有不活动”,理之实践性和动态性丧失;其次,批判朱子顺取格物的工夫路径,认为以本心求外物乃认知之心,心之本体性和道德性弱化;最后,认为朱子进行义理阐发所据文本全然以《大学》为中轴,偏离儒之正宗以“四书”为中心的思路,故判其为“别子为宗”。事实上,牟宗三以上论断与朱子本意相差甚远。朱子思想重心非以《大学》为本,其所言之理乃即存有即活动的一体两面之理,其工夫乃逆觉与格物他律自律相得益彰,在此基础上对牟宗三“别子为宗”进行检视和反思。     

试析孟子的"仁政"说

“仁政论”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他的仁政思想的极好概括。“仁政论”的思想渊源和文化基础是孔子的“仁”学,“仁政论”是对孔子的“仁”学的继承和发展。孟子仁政思想中包含了极浓的民本主义色彩。本文从它的心理依据、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教育基础等方面对孟子的仁政思想进行剖析。孟子仁政思想的评价以及它的现实意义。     

理性与道德理想主义--论朱子学的精神

朱子学的第一原理是确立"理"的本体地位,作为现实世界的存在依据和价值真原.朱子对形上之理的设定旨在为道德人本主义奠定一不证自明的人学公理,所以本体论须通过主体论(心性之辩)贯彻落实.这里牵涉到心统性情、未发已发、天理气质、人心道心诸问题.工夫论是朱子实现道德理想主义的具体途径.     

天人学与心性论的系统紧张与整合——张栻思想进路及意义的文明论考察

朱子走出道南学派形成自己的工夫论后,随即以“太极图说解”建构与之相应的本体论,完成“理(本体论)—‘性-情’(工夫论)—圣贤人格(境界)”的系统拼图。张栻所传承的则是《易传》《春秋》的历史传统,虽然在心性论层面对朱子有所吸纳,但在意识到二者在本体论上的分歧后乃另撰《太极解义》,按照《易传》的宗旨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进行针对性诠释,维护彰显“天—‘性-心’—与天地参(事)”的儒家传统结构。这一工作的意义长期未能得到重视和理解,除开张栻英年早逝思想完成度不高,也与朱子对张栻作品的删裁以及对二人思想关系的表述有关。从文明论的角度对此加以辨析,不仅有助澄清张栻的思想形象,厘清湖湘学与理学的思想关系,也有助我们正视四书与五经这两大系统之间的理论紧张,重建儒家思想整体的统一性。     

“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论《四书纂笺》述朱与订朱兼具的学术特色

詹道传《四书纂笺》采用笺证形式,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诸方面的考察,被称为"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该书还就《四书集注》注音、字义、引文、史实、袭用古注、未及修改、两说冲突、与朱子它书说冲突等多方面之误提出中肯批评,体现了批判修正朱子的一面,四库馆臣认为詹道传"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的论断实属不当。此正反映出"羽翼与修正"兼备这一元代朱子四书诠释特色为人所忽略之处。作为元代四书考证类晚出著作,该书对前人成果裁择颇丰,堪称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它展示了《四书集注》对汉唐学术的继承,显示了元代朱子学者"学有根底"的笃实学风。研究该书对掌握朱子《四书集注》、理解元代朱子学、认识朱子四书诠释的考证路向,皆有积极意义。     

朱子学的自我批判、更新与朱陆合流——以吴澄中庸学为中心

朱子学在后世传衍中逐渐显出异化为记诵口耳之学的一面,元代吴澄传承晚宋以来勉斋学派的批判创新精神,对朱子思想加以修正,彰显了潜伏已久的朱陆合流之思潮。以《中庸》诠释为例,草庐批评《中庸章句》过于精详而流于分裂,对全书章句作出了新的划分,突出尊德性对道问学的优先性,重新诠释“本心”概念,显示出宋元时期朱子学者经典诠释的创新能力,表明元代“朱陆合流”实为朱子学内部自我更新调适所至。     

论陈宓的仁学思想

朱子在二程仁论的基础上,对于先秦仁学主题作出了全面的思考和诠释,建构起系统的仁学思想.其中,"仁道全体不息"与"心之德,爱之理"两大观念成为理学家论仁的主导思想.陈宓《道南堂仁说》对朱子这两大观念作了进一步的论析,把"生物之心"说与"全体不息"说相贯通,赋予仁道以生生不息之义.把"心之德,爱之理"视作"仁道之蕴",从体用方面分别作出阐释,心之德未发为性体,已发为情用.陈宓还把以公言仁纳入仁道之蕴,并强调通过反躬切己的为仁工夫来践行和彰显仁道之蕴及全体不息.陈宓对于朱子的仁学思想有较准确的理解和细密的论析,其仁说对于朱子仁学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     

李栗谷对朱子哲学的诠释（1）

本文论述李栗谷的哲学思想。李栗谷与李退溪为李朝时的名儒，—人开出韩德两大宗派。他们—人俱尊朱子，但学术见解不同。退溪主张理气工发，即理有其活动性，退溪此说不合于朱子学，但于孟子义理有其根据。此为本文第一节的内容。栗谷不满退溪之说，而有种种批评，栗谷的主要见解，如气发理乘，理通气局，及理气不离而气无变灭等说，皆见于这些对退溪学的论辩批评中，此为本文第二节的大意。从栗谷的说法，可知栗谷之说是合于朱子学之原义的。朱子所说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的，而心是气心，无本心义。而栗谷对朱子学的理解，与中国当代牟宗三先生对朱子哲学的佳释，大体上是一致的，这是本文第三、四节所要说明的。     

汉初官学重建下的孟子学--论《淮南子》对孟子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孟子的天命观、人性论、仁义观、修身论成为汉初思想融合并尝试重建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淮南子》对孟子的性命观,特别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说进行了发挥,还把孟子的从先天端绪经由后天扩充而实现仁义礼智的修养路径,作为其治国的理论基础之一。《淮南子》既视儒家的仁义观为救世的补救手段,又说“仁义者,治之本也”;对孟子的“反求诸己”说及民本思想则有继承也有改造。     

从“性又大于心”到“心能尽性”

心性大小之辨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一环。程颐批评张载的“以体会为非心”是主张将见闻排斥在心之外,意味着“心小性大”、析心与理为二。据二程弟子时紫芝的注释,程颐的这一批评系针对张载的“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而发。程颐的批评建立在将“御”字释为“扞格”“防御”之上,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张载的本意：一方面,张载“心御见闻”中的“御”字当为“桎梏”“滞碍”之意,故不能从“心御见闻,不弘于性”中推出其主张析心与理为二的结论;另一方面,张载又确实有“心又大于心”的主张,但此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见闻。张载的心性大小之辨的本质是天人之辨,既包含天人、心性的本末源流、分合同异、主从关系之辨,具体涉及对于心与见闻、诚与心、道与身的关系之辨;又包含天人、心性的自在与自为之辨。由此,张载的天人、心性之辨就动态的展开为由本源层面的无分,到当前实际表现层面的有分,再到极致表现层面的重回无分的复杂过程,而人积极主动修养工夫是实现从天人、心性在实际表现上的相分重回极致表现上的无分的不二法门,此即“心能尽性”说。张载此论从万物一体的高度推进了儒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是对孟子尽心尽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章句之学不可忽——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的章句问题

清儒对《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时有驳难,其有关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存在章句之失的说法,诸多证据材料都存在问题。论者关于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分章不当"的批评,并不能举出有力的文献证据,其论证陷入自我循环。而清儒翟灏《论语考异》所列文献貌似甚众,但证据力着实有限,据此很难形成定论说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存在"经文倒误"问题。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民国时期谢无量的朱子学研究

谢无量是民国时期第一部以朱子学为专题的学术著作《朱子学派》的作者,民国朱子学研究的先驱.其朱子学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朱子思想渊源、朱子哲学、朱子教育说和朱子门人及后学等.谢无量的朱子学研究不仅是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也应当成为当今朱子学研究所追溯和利用的学术思想资源.     

王船山于《论语》“礼之用”章对体用论诠释的反省

船山于《论语》“礼之用”章的诠释,主要是针对《四书章句集注》而来。朱子以体用论之说来诠释“礼之用”章,将“礼之用,和为贵”的“用”字诠释为体、用之用,而“和”字则训解为“从容不迫”,有此从容之人才能显礼之可贵。船山则以为,“礼之用”章正是表现圣人制礼作乐的文化观,与体用论无涉,若依朱子的解法,则先王之制礼作乐并不足贵,而是要待行礼者从容不迫方才可贵。虽然船山学自身亦有强烈的体用义,不过船山认为对“礼之用”章套以体用论并不恰当。船山是将“礼之用,和为贵”的“用”字解作(礼之)“行于天下”,而“和”字则谓“和顺于人心”,即人心本具仁义礼智,而先王之制礼作乐便是和顺于此固有之要求而来,因此弥足珍贵。船山依此亦反对老子“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说法,老子只将礼视作外在的桎梏,却不知礼(乐)同于仁义等皆为内在,系人人本固有之。本文将对船山于“礼之用”章驳斥朱子诠释的部分以及回归先秦典籍脉络的解释进行探讨。     

论朱子学视域下元儒许衡的孟子研究

许衡是元代北方学者,位至国子祭酒、集贤大学士、中书左丞,开创鲁斋学派,被奉为元代理学宗师。德安之战后,许衡自姚枢处获睹程朱著述,得以研习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诸书,并"一以朱子之言为师",实现了其平生治学的四书学转向。许衡一生受到孟子学的很大影响,在孟子学理论上也有所创获。从态度上讲,许衡曾明确表示"愿学孟子",以为孟子仁义之学"不可须臾离也";在孟子学的核心观点如人性论、夷夏观、君臣观等方面,颇有可观之处;许衡一生之出处进退与政治思想,亦受到孟子学的重要影响。从许衡之孟子学,还可以看出元代理学和会朱陆、开启明代心学的时代特色。     

孟子国家学说的逻辑构成:从孔子到孟子(三)

孔子思想学说主要讲的是“为人之道”,孟子思想学说则主要讲的是“为王之道”,所以孟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是一种国家学说。它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一、政治人性论。他的性善论、“三心”论(存心论、求其放心论、尽心论)、知天正命论都是围绕着他对政治君王的思想要求展开的,不是一般的人性论,本文称之为“政治人性论”;二、王道论。孟子实际论述了三种不同的治国方针王道政治、霸道政治、贼道政治。王道政治是孟子的政治理想;三、仁政论。“仁政”是孟子在王道政治理想基础上提出的包括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政治原则或政治措施;四、“士论”(知识分子人格论)。恒心论(不动心论)、养勇论、立志论、养气论、知言论都是围绕知识分子自身的修养展开的,本文称之为“知识分子人格论”。     

孟子仁政学说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孟子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创立性善论,并提出"仁义礼智"为仁政之"四端",从内在性上深化、超越了孔子的仁学,并将其扩展到政治、经济领域.他将孔子的仁的观点诉诸"不忍人之心",并由此论性善,由性善论天与命,提出"民贵君轻",以"仁心"行"仁政"的治国理想,从而将儒家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本文追溯仁及仁政的由来,说明仁政学说产生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