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我国股市波动率预测研究

股票市场的波动与实体经济走势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因此,以Baker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指数和我国股市代表性的股价指数——上证综指为对象,运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混频数据抽样(GARCH-MIDAS)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证综指波动率的影响,并运用该模型与常见的多种GARCH族模型进行了样本外波动率预测的对比研究.实证结果表明,EPU指数能够很好地解释我国股市波动的长期成分,并显著改善对上证综指波动率的预测精度;同时,模型信度集合(model confidence set,MCS)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基于混频数据的GARCH-MIDAS模型能显著打败常见的多种GARCH族模型.     

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跨国动态溢出效应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其经济政策波动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本文基于1997年1月至2017年5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指数，运用DCC-GARCH模型分析了中国与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样本国家的EPU指数波动率呈现尖峰、厚尾、非对称的特征，因而更适用非对称多元t分布DCC-GARCH模型；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美国、日本和英国均有一定程度的正向溢出效应，但影响程度不一。进一步分析表明，中美间EPU指数的动态相关性高于中英和中日，中美和中英间的EPU指数动态相关系数走势较为相似，且趋向稳定；受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中日间的EPU指数动态相关系数走势明显异于中美和中英。     

股市信息不对称对股价暴跌的影响——基于不确定性的新视角

在理性预期均衡的框架内，构建了市场微观结构的理论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了不确定性，得以从不确定性的全新视角在理论上揭示了股市信息不对称对股价暴跌会有正向的影响，股市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高，股价暴跌幅度便会越大，而且此正向的影响会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大而增大.本研究还以A股市场2010年—2015年的分笔高频数据为样本，计算了A股市场股票的知情交易概率，并据此实证检验了股市信息不对称对股价暴跌的影响.实证结果也表明：股市信息不对称与股价暴跌显著正相关，股市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高，股价暴跌幅度便会越大.另外还根据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数据构建了A股市场个股的不确定性指数来度量股市中的不确定性，并基于不确定性指数识别出了不确定性在股市信息不对称对股价暴跌的影响中具有放大效应，即股市中的不确定性越大，股市信息不对称对股价暴跌的影响也会越大.研究结论不仅丰富和深化了对股价暴跌成因的既有认识，还为防范和化解股票市场异常波动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波动——基于TVAR模型及溢出指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Baker等人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我国1997年01月-2017年09月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非线性TVAR模型及其方差分解构建的溢出指数，实证考察了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的非对称影响，并测度了在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经济变量间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其正向冲击将使得产出降低0.21%左右，房价和股市收益率分别上涨0.67%、0.51%左右；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时，其正向冲击的影响微弱。（2）溢出指数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房价和股市存在净溢出，且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总体溢出指数超过50%，变量间的联动性较强。研究结果表明，相关部门在制定及调整经济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其可能引发的不确定性，并通过阐明经济政策意图等方式，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实际有效汇率与金融稳定

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汇率波动频繁和金融稳定的联动问题备受关注。运用熵值法构建中国金融稳定综合指数(CFSCI)，采用具有随机波动性的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VAR）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动态时变效应，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金融稳定，而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在短期会显著降低金融稳定，中长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波动幅度变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在不同时段呈现异质性，中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进而间接降低金融稳定。而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在短期会增加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程度历年来保持相对平稳，作用机制比较稳定，长期可能会降低不确定性，从而促进金融稳定。近些年来，三者之间作用强度有所下降。     

政策生命周期视角下产业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质量关系研究

产业扶持政策是我国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不确定性会对微观企业创新决策造成巨大冲击。本文采用2008—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以及企业财务柔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变更不确定性会激励企业创新质量，而产业政策执行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创新质量；在此过程中，企业财务柔性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相比于负债柔性，现金柔性起到主导调节作用。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的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与融资约束是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核心传导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中低质量创新，产业政策变更不确定性对高质量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而产业政策执行不确定性对高质量创新的抑制效应更弱。研究可以为深入理解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决策的负外部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应对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以及政府优化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提供决策参考。     

混频投资者情绪与股票价格行为

采用混频数据抽样模型(MIDAS)研究了混频投资者情绪对中国股市收益率及其波动的影响.通过构建日度、周度及月度这三种不同频率的投资者情绪,实证结果发现,混频情绪对当期收益率及其波动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与传统回归模型相比,MIDAS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本文进一步使用GARCH-MIDAS模型研究了混频情绪对收益率波动长期成分的影响,发现混频情绪能够显著影响收益的长期波动.     

美国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时变冲击——基于QBLL-TV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伴随着外部不确定性的凸显,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到外部不确定性尤其是美国不确定性的冲击.为此,本文基于拟贝叶斯局部似然估计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QBLL-TV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美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金融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三类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动态影响及其差异.实证结果表明:(1)美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引致中国产出和价格分别在2014-2020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显著下降,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最大;美国金融不确定性仅引致中国产出在2016-2020年显著下降,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居中;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仅引致中国产出在2019-2020年显著下降,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最小.(2)美国宏观经济、金融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通过降低中国消费和中关货物贸易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但美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还分别通过降低中国投资和中国股价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3)时变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金融不确定性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外部因素,而在2017-2020年美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外部因素.据此,建议政府建立前瞻性预警机制和反应机制、强化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监测与分析,充分利用多种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对国内经济进行适时、精准干预和引导,扩大对外贸易开放、实施多样化的贸易开放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冲击.     

北上资金、百度指数与股市关联性的时频域研究——基于协高阶矩视角

为准确考察经由陆股通的资金量与投资者关注度对股市的影响，并兼顾股市时频域特征，将EEMD与高阶矩波动模型相结合，分别构建三个频率尺度下股市收益率、北上资金与百度指数的三元GARCHSK模型，基于时变协高阶矩视角对模型所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北上资金及投资者关注度均与内地股市存在时变关联关系；协高阶矩逐步成为内地股市与北上资金风险传染与波动关联的重要途径，且关联性逐步提高，而投资者关注度与内地股市的关联途径较少，关联关系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内地股市的短期均值与方差变动更多地取决于北上资金量，长期非对称性、极端风险概率的变动则与投资者对相关信息的关注程度存在更为显著的关联。本文从不同频率尺度探讨北上资金、投资者关注度与内地股市的协高阶矩关联途径与时变互动关系，为后续互通机制的政策效应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角度和思路。     

国际油价、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股市震荡，油价波动剧烈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得研究不同市场间的风险传导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综合评价现有研究的缺陷和既有改进方法的情况后，本文借鉴Diebold and Yilmaz （2012）的研究方法探索国际原油价格、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本文选取1986年1月到2016年12月原油价格、美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和中国股票价格的月度数据，分别研究了静态波动溢出指数，动态波动溢出指数并做出了非线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变量国际油价解释了大部分的波动。方向性溢出指数是双向的和非对称的。在整个样本阶段系统的波动主要来自其他变量的冲击，变量国际油价的溢出效应占比重较大。变量国际油价、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价对其他变量的波动溢出都存在非线性效应，前两者的正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大，负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小；后者的正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小，负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大。     

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原油市场波动预测研究

近年来频发的地缘政治事件常被认为是原油市场剧烈波动的重要原因。因此,引入Caldara和Iacoviello提出的地缘政治风险(geopolitical risk, GPR)指数,将混频的GARCH-MIDAS模型扩展为GARCH-MIDAS-GPR类模型,分析不同国家、类别和严重程度的地缘政治风险对我国原油市场波动及其预测精度的影响,并从不同长度的波动率预测、中国原油期货推出前后的波动率预测、替代基础模型的使用、波动率预测方向、原油风险预测和投资组合管理六个维度探讨结论的稳健性。更进一步,引入3类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6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对比分析多种不确定性信息对中国原油市场波动的预测能力。研究发现,首先,各国、总体以及严重的GPR指数对我国原油市场长期波动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地缘政治风险指标的纳入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原油市场波动预测精度,其中3类反映世界整体地缘政治风险水平的GPR指数表现相对较好。最后,相比于常见的宏观经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地缘政治风险指标可以为原油波动率预测提供更多有用信息。本文的研究结论在预测统计精度与波动率的应用层面均具备稳健性。     

基于Hawkes过程中美股市大幅波动互激效应的研究

近年来，由于中美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中美股票市场大幅波动的互激效应明显增强。本文考虑中美股市时差和法定节假日差异等因素，运用标值Hawkes过程对2006-2017年CSI300和S&P500大幅波动收益率数据进行建模，结果表明：（1）中美股市大幅波动互激效应存在不对称性，美股市场大幅波动对中国股市的互激效应更强；（2）中美股市大幅波动的幅度对互激效应不存在显著影响；（3）中美股票市场对于大幅波动互激效应的消化速度存在差异，中国股票市场消化美股大幅波动互激效应的速度较快。本研究对金融市场监管者和投资者均有一定意义。     

金融危机下亚太地区市场波动对中国上证A股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美国标准普尔、日经225、香港恒生、台湾加权、新加坡海峡时报等亚太市场的收益率波动为解释因子．采用因子—GARCH模型,分析在金融海啸中,上述股市的波动溢出对中国上证A股市场的影响。主要因子载荷表明,此次金融海啸．中国股市的主要影响因素来自台湾,日本和香港金融市场。美国市场因素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且其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滞后。     

股市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基于投资者社会互动的视角

本文将影响股市的政策分为五类,检验股市的政策效应;并以新浪财经博客为投资者之间社会互动的媒介,利用文本挖掘技术和社会网络研究方法,构建反映投资者之间社会互动程度、情绪属性以及社会网络中心程度的变量,探讨社会互动对股市政策效应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舆论导向政策对股市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证券供给需求性政策、货币政策显著提高股市波动率,市场创新与市场交易制度显著降低市场波动率.同时,投资者对专业性政策的解读显著依赖于社会互动,社会互动会放大货币政策对股市收益率的正向影响,加剧证券供给需求性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平缓市场创新与市场交易制度对股市波动的影响,而不影响舆论导向政策对股市产生的效应.     

投资者彩票偏好对股票价格行为的影响研究

首次使用百度搜索指数来度量我国股市投资者的彩票偏好程度，并从市场整体层面研究了投资者彩票偏好对股市收益及其波动的影响.分析了和彩票销售数据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彩票偏好指数是有效的.随后使用巨潮系列规模指数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投资者彩票偏好会显著降低滞后1期的股市收益率，这种影响在中、小盘股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波动率的影响方面，彩票偏好会显著降低小盘股的当期波动率，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移动端体现出来的，表明不同端口投资者的彩票偏好对股票价格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使用上证A股系列指数进行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实证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涨跌停板制度下中国A、B股市场波动的动态变化

试图从更深层次考察中国股市中引入价格涨跌停制度后市场波动性的动态变化.考虑到涨跌停板制度下收益率取值区间的限制对其分布形态的影响,不能通过截断无限区域的收益分布来替代,我们将GJR-GRACH模型扩展至混合β分布,以此来度量涨跌停限制后的市场波动的动态特性.实证结果表明引入价格涨跌停限制后两个分割市场(A、B股)中存在相反效应,即A股市场波动性大大降低,B股市场的波动性却显著增加.但从波动冲击的持续性而言,涨跌停限制极大地缩短了冲击持续的时间,提高了市场效率.     

连锁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够发挥监督效应、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从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境下,连锁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效应更显著;相较于国有连锁股东,机构和外资连锁股东更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虽然连锁股东持股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但连锁股东委派董事的过度监督效应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经济后果检验发现,连锁股东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进而提升了企业价值。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采用BVGARCH-BEKK模型,结合LR似然比检验和Wald检验,实证研究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采用1997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和上证A股指数的日交易数据,并考虑到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一事件可能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划分为汇改前和汇改后两个子样本区间,深入分析人民币汇率与上证A股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且在汇改前和汇改后的表现不同;汇改前表现为显著的从汇率到股市收益率的波动溢出,汇改后主要表现为显著的从股市收益率到汇率变动率的波动溢出,汇改后汇率与股票市场之间的联系有所增强.针对实证结论,分析其背后的经济制度因素,并且得出一些政策启示.     

投资者情绪、过度交易与中国A股市场波动——基于证券投资者信心指数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采用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调查数据的证券投资者信心指数(SICI),运用有向无环图(DAG)以及基于有向无环图结果的递归预测方差分解技术，深入探究了我国投资者情绪、过度交易行为与股市波动间的同期及动态影响，进而为减轻我国A股市场的过度波动现象，防范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提供实证支持.实证结果显示：就同期影响而言，我国A股市场的过度波动与投资者情绪变化导致了过度交易行为；就动态影响而言，随着互联网通讯技术与杠杆交易的兴起，我国投资者情绪、市场波动具有较强的“自我实现”机制，尽管近年来我国投资者情绪及交易行为日趋理性，但在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尤其是牛熊更替暴跌时期，市场波动对我国投资者情绪影响将会变大，投资者情绪波动将导致非理性交易行为显著增加，此时投资者的非理性情绪与交易行为也将对我国A股市场波动产生显著影响，加剧了我国证券市场风险.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基于中国EPU指数的经验证据

层出不穷的"黑天鹅"事件加剧了市场恐慌情绪导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创出新高。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会产生怎样影响?本文利用上市公司2007-2016年季度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实体投资与虚拟投资行为的影响。以Baker等开发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实体投资活动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导致企业实体投资下降;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虚拟投资活动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反而导致企业虚拟投资上升。(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导致实物资产投资成本上升抑制了企业实体投资活动,投资成本是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实体投资的中介路径;相对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却导致金融资产投资收益上升刺激了企业虚拟投资活动,投资收益是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虚拟投资的中介路径。(3)政府干预弱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而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政府干预、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力图打开企业资本配置内部结构黑箱,拓展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内容,揭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内在机理与路径,为当前全球不确定事件的经济影响以及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