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琏真伽发陵与宋末越中遗民诗社

通过考察杨琏真伽发掘宋六陵的过程及其对越中遗民所产生的影响,认为杨氏发陵与越中遗民诗社之产生存在因果联系.越中遗民诗人因杨氏发陵的机缘而团聚在一起,吟咏唱和,成就了越中文人结社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因缘.     

论曹雪芹创作“红楼诗社”的非艺术因素

充溢着民主精神的“红楼诗社”在一定程度上寄寓了曹雪芹理想的社会模式,而它的诞生绝非偶然。它既是对中国古代文人结社朴素民主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又受明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的时代影响,同时,明末清初的女子唱和、结社又为其提供了形式上的借鉴。     

《清尊集》与“东轩吟社”

清代道光年间活动于浙江杭州的“东轩吟社”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史上的重要社团之一,创办人为吴衡照、汪远孙,社址在著名的汪氏振绮堂“静寄东轩”。自道光四年甲申(1824)至十三年癸巳(1833),历时十年之久,集会唱和超过一百次,成员超过八十人。社集之作由汪远孙选编为《清尊集》16卷,社员兼著名画家费丹旭绘有《东轩吟社图》正本、副本各一帧,汪远孙侄子汪曾唯又辑有《东轩吟社画像》一书。借助《清尊集》和《东轩吟社图》等文献资料,可以理清该吟社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同时更正各种相关的错误。就清代诗词研究来说,将总集与结社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也是一项积极的探索。     

张其淦与《东莞诗录》

东莞籍名流张其淦于晚清至民国间编纂了广东最大亦最重要的县域诗歌总集《东莞诗录》65卷。此书是在前贤的基础上完成的。明陈琏、祁顺曾编《宝安诗录》初、续辑,蔡均曾编《东莞诗集》,但均不传。清邓淳与罗嘉蓉所编《宝安诗正》,罗嘉蓉与苏泽东所编《宝安诗正》续集,苏泽东所编《宝安诗正》再续集,为《东莞诗录》所直接取材。由于广采资料,且纠正了邓淳狭隘“诗教”观之偏失,《东莞诗录》后出转胜,取材更宏博,内容更丰富,安排亦更周详。不过该书也存在裁汰过严及替古人改诗之缺陷。附《东莞诗录》而行的张其淦《吟芷居诗话》,诗学书目鲜少著录,实为有价值之文学批评著述。它以莞诗为品骘对象,评论笃实,对诗家及其作品往往有到位的点评。由于受作者的遗民心态影响,《吟芷居诗话》对遗民诗人极力表彰,对“贰臣”诗人则大加贬斥,既因人而存诗,亦因诗而存人。     

宋南渡词人的诗社唱和

一 宋南渡之际,“禁锢初开,诗社勃兴”,结社唱和,蔚然成风。张元干《青玉案》词序,向子湮《清平乐·奉酬韩叔夏》、周紫芝《千秋岁》词序、吕本中《赠王周士诸公》等,都提及“入社”、“诗社”、“社中”、“结社”。当时遇佳节良辰,诗人词客亦每每聚会赋诗酬唱。这从李光、叶梦得和赵鼎四首诗题中可以看出:     

'君臣'、'兄弟'与'朋友'————《诗经》中的人伦关系考察

考察《诗经》所涉君臣、兄弟、朋友三种人伦关系,发现在周之宗法分封制社会结构中,君臣与朋友两种人伦关系被兄弟一伦所勾连起来,君臣被视为朋友关系。《诗经》相关篇章用“朋友”处即指君臣,同时,此类朋友关系以“友纪”作为行为规范,为君者须“惠于朋友”,为臣者则“摄以威仪”。此一朋友关系亦辐射到臣臣关系。     

清代词学三考

清代词学与清代的诗歌或诗论关系十分密切 ,有些长期困扰词学界的具体问题如结合诗歌或诗论进行考察 ,可以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清初陈维崧《摸鱼儿》听白生琵琶枠一词 ,谭献誉之为“拔奇本师长歌之外”,学者对“本师”始终未得其解 ,实则“本师”指陈维崧老师吴伟业 ,“长歌”即其长篇七言歌行《琵琶行》。清代中叶一部可能已佚的词学著作《本事词》,其编撰者的姓名、字号、籍贯和原书规模均不详 ,而借助枟两浙轩续录枠、枟夙好斋诗钞枠等相关诗集 ,这些情况便可得知。清末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偶尔提到沈善宝所撰的《闺秀词话》,学者每据此以为该《闺秀词话》确有其书 ,实则有关引文乃出自沈善宝《名媛诗话》,所谓“闺秀词话”只是随意而称。     

江西诗派主脉——豫章诗社考述

豫章诗社对江西诗派的形成起到凝聚作用,是吕本中总结《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基础,但对其相关活动的记载很少。通过对其成员诗集的细读,从诗篇的内容、题目、韵脚等考证出诗社发展情况及主要唱和活动,大致可分为元祐年间的萌芽、绍圣到崇宁年间的正式结社、大观政和年间的鼎盛和政和后的解散四个阶段,其成员从南昌以山谷外甥为主的学诗圈子扩展到临川、符离等山谷后学群体,从切磋诗艺而最终形成宗派意识,是考察诗社与流派关系的一个典型。     

明清之际文人社团发展的历史转向

明清之际为社会政治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中国古代文人社团发展到此也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很多文人士大夫把结社作为其文学生涯重要一部分,社团观念发生新的变化,文人结社达到高峰,并且社团作为在野的“清议”力量参与了当时的党争,到天启四年,文坛诗社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研讨八股文为主的文社,凡此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王士祯“红桥修禊”考辨——兼谈结社、集会、唱和三者之关系

以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为中心的"红桥修禊""冶春唱和"以及"冶春诗社",是清代诗歌中的重要现象,屡见当时与后来的人们叙及,影响十分深远。但关于这些现象本身,特别是它们的性质,常有错误或混淆不清的叙述和认识,容易给世人造成误导(包括笔者)。因此,从诗人结社、集会、唱和的关系角度对它们进行考察,同时订正有关错误,或可有助于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清人的宋濂文学接受

与明代宋濂文学接受经历先扬后抑再扬的波状起伏不同,有清一代,宋濂文学赢得普遍赞扬,但出现扬文抑诗现象,从初期的“明代第一文人”到清末的“文章冠冕”,人们对宋濂散文成就一致称赞,推扬极高,但由于《萝山集》失传,清人对宋濂诗歌评价不高。     

论王船山词中的遗民情怀

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大批遗民文人。自称“明遗臣”的王船山的遗民情怀表现得尤其深刻和持久。明亡以后,王船山以遗民身份致力于文学创作,留下了大量学术著作。文章以船山词为载体,联系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和船山的个人生平经验,通过对遗民情怀追溯和对船山词的分析来探索王船山深刻而坚定的遗民情怀。     

吴伟业《梅村词》以史为词与明清之际词学新变

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诗有“诗史”之称，《梅村词》也表现出时代风会与个人遭际的影响，以其《满江红》词表现最突出，可称词史。明清易代之际的大背景促成了吴伟业词风的变化，也促成了时代词风的变化，即由软媚柔婉到慷慨悲凉。由媚而雅是明清之际词学转变大势，直接影响到清词的品格，开启清词复兴之路。     

胡应麟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明末宗宋诗风

一般认为,明代的前后“七子”尊唐诎宋,而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进一步,全盘否定了宋诗。实际上,胡应麟基于其盛衰相继的诗史观点,认为“衰世”也蕴含了勃发的生机,对宋诗在否定中又有所肯定,对宋诗的代表黄庭坚诗歌也多有论评,特别对其学杜与用事进行了多向度的考察,较早地打破了明代对黄庭坚诗歌“缺席审判”的坚冰,直接导引了明末的宗宋诗风。     

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考辨

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滥觞于樊鹏,经康海、陆树声、王世贞、四库馆臣等不断推扬与阐释,最终由清人陈田正式推出。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有一渐进过程,大致始于弘治时期,完成于正德、嘉靖间,即正德三年后的这段时间。移于郎署的文学权力主要是一般性诗文风格的主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说是郎署文人鸣盛意识的产物。厘清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及其相关问题,不仅可以客观地体认明中后期文风转向之蕴涵,还能为宏观上考察、把握中晚明文学之发展、演化,提供一个相对别致的视角。     

探析明末清初遗民诗人的出路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像明朝的灭亡那样涌现出如此多的遗民,也没有哪一个王朝的更迭会引起如此激烈的文化震撼。以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人群体为研究对象,从清诗入手,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研究这一群体如何面对“宗国沦亡”,他们的出路怎样。     

明代宋诗选本论略

明代宋诗选本现可考者约有十三家,它们一方面是对时人过度轻视宋诗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没有从根本上超越崇唐抑宋的时代风气,而在选诗标准上多持以唐存宋的态度。明代宋诗选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献上,一批珍贵的宋诗文献通过其整理而得以保存至今,同时,它们也是清初宋诗选本的文献来源,对于清代宋诗的复兴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其文献上的诸多缺陷也因此给清代选本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汪辟疆及其近代诗系的建构

汪辟疆认为近代诗的成就不仅在清代最高,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过宋代,他的观点解构了陈衍的理论,重新建构了近代诗的体系。他对近代诗发展的认识,以及关于近代诗派与地域的划分等,受到了当时从西方传进的进化论的影响,也受到了清代传统朴学暨扬州学派的影响,还受到当时新的文学史观念的影响。     

杨万里在宋代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及影响

杨万里在宋代诗坛的地位超过陆游,这是南宋人的看法.严羽评宋代诗体时认为,南宋独有“杨诚斋体”.全面看,陆游成就大于诚斋,但杨万里诗歌艺术创造性更高.该文详论了杨万里对刘克庄、张镃、姜夔、永嘉四灵以及江湖派的影响,认真评析了诚斋对金元诗坛、明清诗坛的影响;也仔细分析了历代对杨万里诗歌的反面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