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道与物之道：论老子作为原则的“道”

老子作为原则的道包括道之道和物之道,而物之道又包括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等。道的至上性、主宰性,决定了道之道只能是“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天之道、地之道都取法道之道,因而都是“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为道”,并且取法天之道,其道也是“无为而无不为”。不过,道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是主观上“无为”、客观上“无不为”,“无为”和“无不为”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的“无为”与“无不为”都是客观的,二者是手段和结果的关系,这显示出天之道、地之道、圣人之道与道之道的不同,也显示出地之道、圣人之道对于天之道的取法。就圣人之道中的“无为”而言,它在自然万物面前是被动的,在民众面前是主动的。道之道、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都具有“利他”精神。     

论《马氏文通》的复句观

本文讨论了《马氏文通》对“联读之句”和“舍读而独立之句”的分析 ,认为这就是马氏用“句”“读”两术语分析汉语中对应于“泰西文”之“并列句”和“复合句”的句式。“句”相当于“泰西文”之“主句” ,“读”相当于“泰西文”之“从句” ,这已肇后世复句句法研究之先河 ,因而《文通》一书是具有“复句观”的     

庄子哲学的生命情调

庄子哲学的生命情调源于庄子对天、地、人的生命体验。“造化”之“神”、“天籁”之“和”、“天机”之“灵”、“天地”之“美”构成庄子“天”之生命意味;“游”、“忘”、“适”、“真”构成庄子“人”之生命情调;“天和”之乐、“桑林”之舞、“天真”之趣、“朝彻”之明构成庄子“天人”之生命境界。庄子哲学升华出来的是旨趣高远的生命情怀和洒脱超然的人生境界,对此,我们应从庄子哲学中吸取更多的精神养料。     

中和之美:作为一种语言结构意义分析之初探

“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的美学命题 ,本文通过对“中和”二字之语言、语境意义及语言结构的谨慎考释 ,对“中和之美”提出质疑。倚藉“中”的工具理性意义与“和”的价值理性意义分析 ,求证“中和之美”之“中”的谓词性意义 ;再次探讨“中和之美”,对“中和之美”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研究     

试论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内在结构

官文化、士文化和民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内在结构,在中国传统绘画、文学、音乐、建筑中得以外现。在审美文化层面上,绘画有“错采镂金”、“气韵生动”和“艳俗之丽”之分,文学有“道根文枝”、“得意忘言”和“俗而易晓”之分,音乐有“乐通伦理”、“声无哀乐”和“俗声俗韵”之分,建筑也有“皇家气派”、“造境天然”和“民俗风格”之分。在精神境界上,士文化所求的是“意境”的道禅至境,官文化所求的是“载道”的儒家之境,民文化所求的则是“从俗”的墨家体验。     

老子“妙”范畴之哲学内涵及其文论意蕴

“妙”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是由老子首次提出的,其蕴含的丰富哲学内涵对后世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词义的角度看,老子“妙”范畴有“微妙之理”和“微妙之境”两方面意义;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妙”范畴则包含道之妙、理之妙、境之妙三方面内涵;从文论的角度来看,“妙”范畴则主要包括“无限之境”和“不言之意”两方面意蕴。     

宋明儒学公私观之初探

“公”与“私”虽然不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范畴,但是它却几乎渗透到宋明时期每一位儒家的伦理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之中。本文沿着宋明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通过对儒学重要个案的考察,揭示了在公私之别上,二者既有国家之分、人我之分、物我之分,又有义利之分、理欲之分,还有公有和私占之分;在公私关系上,宋明儒学经历了“圣人之道至公而已”、“无物我之私”、“至公无私”、“循理而公”、“天下为公”、“廓然大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大公无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旨在说明,宋明儒学公私观在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上显示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之特征。     

孔子德论与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孔子的“德”直接来源于“道”。如果说在孔子哲学中“道”是宇宙人生的外在之理,那么,“德”就是人把握了外在之理以后所形成的内在之性,“行”则是把人的内在之性实现出来的路径。从外在之理(“道”),到内在之性(“德”、“仁”),再到内在之性的对象化(“行”),是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食野之苹”探微——浅析简化字“苹”字

从研究古诗“食野之苹”的“苹”字本义“艾蒿”入手,探讨“苹果”之名从“蘋婆”演化为“蘋果”及简化为“苹果”的过程,论证将“蘋果”简化为“苹果”之得失和恢复“苹”字本义之必要。     

论"浙商"从边缘到主流——基于"世界之中国"的视角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和大规模地开启了“世界之中国”的经济之旅,“浙商”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和一个商人群体,存在和需要经历一种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浙商”起始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影响和现代经济文化的边缘,而目标是成为“世界之中国”的主流商业群体。“浙商”的“个众”人文特性既依存又丰富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促使“世界之中国”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塑造“世界之中国”和“主流之浙商”一致的主体结构。“浙商”要实现“主流之浙商”的目标,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其核心和关键是循着和超越自然历史发展。     

气之清浊各有体——中日古代语言文学与文论中"气"概念的关联与差异

日本的“氢”字不仅仅是对中国之“氨”的简化,它也包含着对中国之“气”在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系列混乱现象的整理与超越意识。日本之“气”有“け（ke）”和“き（ki）”两种发音,代表了对中国之“气”理解与接受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け（ke）”表现的是古代日本人对中国之气的抽象性内涵的接受惶惑;“き（ki）”则将中国之“气”这→宇宙天地人生的本体概念,具象化为人生化、情绪化的具有描述与形容功能的词,并衍生出数量上远远超过汉语的“气”字词组。从语义的角度看,中国之“气”经历了四个发展演进的阶段：有形的云气之气（天气）→抽象的元气（宇宙本原之气）→人之气→文之气;日本之“气”则有“云气之气→可感知的神灵之气→人之气”三个阶段,它解构了中国之“气”的抽象化、本体论的性质,但未能实现从“天气”、“人气”向“文气”的延伸与转换。因而,与中国古典文论“以气论文”的“文气”论的深厚传统有所不同,“气”在日本文论中使用较少,且概念化程度不高。     

中国古代贞节的结构、演变及其实质

中国古代的贞节观念包含“夫妻之贞”、“从一之贞”和“童贞”三个层面 ;就其产生的过程来看 ,经历了由“夫妻之贞”到“从一之贞” ,再到“童贞”的发展变化 ;就其关系而言 ,“从一之贞”的提倡进一步强化了“夫妻之贞” ,而“童贞”的大力鼓吹又使得再嫁成为困难的事情 ,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从一之贞”的观念 ,最终有利于“夫妻之贞”的维持。国家提倡贞节的本质在于通过女性恪守贞节 ,履行养老抚孤的社会责任 ,来增强家庭的稳定性 ,最终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哲学之我”如何可能?——对古希腊哲学“立法之我”的思考

审视古希腊哲学中“立法之我”各种观点之利弊 ,有必要重新提出和研究“哲学之我”如何可能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对“哲学之我”观点的阐述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 ,不加反思地接受现代社会对自我的规定不能产生“哲学之我” ,真正的“哲学之我”总是一种立法。当然 ,这是一种“我”与“我”相互尊重的立法。     

论马克思的自然“复活”思想

马克思的“自然之生死”特指人化自然之生死。当人化自然表现和确证人的本质的时候,则是“自然之生”,否则就是“自然之死”。马克思“复活”自然的呐喊本质上也是呼唤人的“复活”。造成“自然之死”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有用“自由人的联合体”来取代资本主义的“虚假”的生产组织,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美;遵从物质变换的规律,合理调节和控制物质变换过程,在拯救劳动者的同时“复活”自然,才能实现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达到自由的生态化王国。     

论老子以“无”言“道”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他通过以“无”言“道”,展开了对生命的追溯、反思和指导。与“常”相应之“无”描述的是“道”动态的创生过程,侧重从超现象界言“道”;与“有”相应之“无”突破了静态限定之“有”,侧重从现象界言“道”;无心之“无”则进入了对人类社会精神生活和实践行为的探索,从而将宇宙和人生合一,使人体悟得于“道”真的境界。     

水:老子“道”论的本喻

道是中国哲学最基本最深刻的理论范畴 ,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而水作为万物本原的思想也由来已久 ,贯穿中国哲学思想的始终 ,成为中国哲学思维发展的脉络和根基 ,其所具有的本根含义也是显而易见的。以水喻道 ,通过对“水”本根思想的提升来论述老子道论的本体内涵 ,以“水”之本原论及“道”之本体、“水”之本性论及“道”之本质、“水”之属性论及“道”之属性、“水”之万象论及“道”之迹行 ,突出体现道乃是万物本根的思想 ,以及道之自然无为的本质以及谦下不争、柔弱任物的属性和周行不殆、循环往复的规律。     

性善与正心：船山的气学工夫论

王船山的气学工夫论将作为气化流行之根据的“健顺之德”显现在自己的心中,从而有“恒志”之实现。“健顺之德”表现为人心的“知能之德”,是发现和践行“理”的能力,也是人的天道之性。心通过对“理”的发现和践行开辟出人道,从而有日生日成之性。天道向人道的转换,根植于人的健顺知能之德,而有性善之领会;有赖于心对理的发现和践行,而有正心之工夫。船山的气学工夫论不以超越的“理一”为目标,而是追求人道中的众理相续,实现了对宋明理学工夫论的突破。     

“民可使由之”说所见儒家人道精神

郭店简《尊德义》等相关文献为我们理解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的本真内涵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方向.近年的相关研究,略偏重和纠结于“知”与“强”的对应关系,多从单纯治术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古汉语中为一典型的兼语句式.这两个使令动词后加兼语、加谓词性词组构成的兼语句子所表示出的,乃是两种不同的教化方式.“知”与“强”二字亦并非一种简单对应的关系.“民可使由之”之“之”,既非指“民”,亦非指“王”,而是指“王教”、礼乐或“道”.此道、礼乐,是统治者和天下百姓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而王与民当共由之.旧注理解“民可使由之”的“王教”论域,更接近于问题的本真.《尊德义》通过“道”的本体义与随从、引导诸义间的内在意义关联性,揭示出了其德教原则的形上学根据.“使由之”或“使道之”这种为政、教化的方式,其精神本质就是要把“民”先天所本有的“道”在民自身中实现出来,而其实现的途径,则是“德教”.儒家反对使民“知之”,此“知”应读如字;其所拒斥的正是人主以强力推行其政令那种愚民的暴政.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绝非一种单纯为人君谋的统治之术.其将人先天固有之道“还”给人自身,导民由乎自己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政治理念,体现出了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和切实的人道精神.     

先秦老庄“弃智”思想述略

本文从“弃智”之缘由、“弃智”之策略和“弃智”之归宿等方面对先秦老庄的“弃智”思想作简要论述,以期厘清其基本理路。     

“宾·之·动”句式的再探讨

本文将“宾·之·动”和与其相关的“宾·是·动”、“主·之·谓”两种句式分别比较,讨论其异同。并以此为基础,从历时演变上观察“宾·之·动”句式的发展,提出“宾·之·动”中“之”字的词性在战国时期已由最初的代词转变为连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