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古代法的刑治主义及其成因

在中国古代法律观念里，法与刑通用，法即是刑。法、刑、律主要指刑法，中国历朝法典都具有重刑轻民的特点，主要的法典也都是刑法典。即便民事法规也具有浓厚的泛刑法倾向，刑罚是最主要的法律制裁手段。刑治主义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大致可归结为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传统、性恶论的哲学观、家族本位的宗法社会形态等几个方面。     

论罚金刑的道义报应根据

由于罚金刑是刑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刑种,与其它刑种一样,其报应根据中也必然有道义报应的一面。不同的道德观对罚金刑道义报应根据的理解有很大不同,他律的道德观认为罚金刑不具有充分的道义报应根据,而康德的自律的道德观认为罚金刑在等量报应方面具有充分的道义报应根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道德应是他律性和自律性的统一,据此,罚金刑不但对侵害财产犯罪、贪利犯罪,而且对于各种轻罪,都具有较强的道义报应根据。     

论责任刑的体系定位

我国司法实践不区分责任刑与预防刑，虽然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但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刑罚是否正当合理的质疑。实际上，责任刑与预防刑是刑罚的一体两面：回顾过去，对犯罪人施以报应惩罚；展望未来，预防犯罪人及其他公众再犯罪。目前，学界通说认为责任刑居于主要地位，预防刑居于次要地位。但是，并合主义产生的二律背反问题反射出学界不置可否的态度，进而在确定量刑基准时陷入点幅之争的旋涡。究其原因，在于未厘清责任刑的体系定位。在刑罚体系中，以消极责任主义为根基的责任刑应居于核心地位，责任刑并合预防刑，形成以预防刑附属于责任刑为原则、预防刑突破责任刑为例外的刑罚体系。在此基础上，量刑基准的确立可由静态的点幅之争转为动态的确立程式。     

中国古代五刑刑名考

五刑是指大辟、宫刑、刖刑、劓刑和墨刑。这五种刑罚的刑名用字在甲骨文里都是会意字,它们的形体构造由施刑工具及施刑部位等组成,或反映了刑罚的施刑场景,或反映了施刑内容。对五刑刑名用字进行剖析,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我国五刑刑罚的本源。     

我国刑罚体系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的刑罚体系经历了奴隶制刑罚、封建制刑罚、近代刑罚、当代刑罚,直至发展到现代刑罚。整个刑罚历史呈现出由残暴、落后朝着慎刑、文明的轻刑化方向发展。相较于其他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刑罚体系而言,我国当前适用的刑罚体系在诸多方面仍表现出了重刑色彩。为实现刑罚的轻缓化,需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提升罚金刑的刑罚地位,并进一步完善资格刑的内容。除此之外,司法上的重视和重刑观念的转变则是刑罚轻缓化的最有效途径。实现刑罚轻缓化,应当做到司法先行,立法跟进。     

对管制刑立法的一点建议

对管制刑立法的一点建议周斌对管制刑应否留存的问题，我国刑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尽管管制刑在司法实践中确实表现出与现实不相适应的一面，但应该看到，管制毕竟是我国刑罚体系中五个主刑里唯一的限制自由刑。在刑罚渐趋轻缓化、开放化的今天，在许多国家正在寻找...     

“刑罚反制”初论

在罪刑关系上,学界长期以来强调罪对于刑的制约作用,而忽视了刑对于罪的决定作用。刑罚对犯罪的成立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刑罚反制。刑罚反制的根据在于刑罚具有相对于犯罪的独立性、刑罚与犯罪具有相互依存性、刑罚与犯罪之间的联系具有复杂性以及刑罚目的对手段具有制约性。刑罚反制不仅体现在刑法观念中,而且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     

论扩大罚金刑适用范围的理论根据

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刑罚理论基础上.根据配刑的报应与功利相统一的理论,对于各种贪利性犯罪、侵害财产性犯罪、轻缓的犯罪以及过失犯罪,都应当规定罚金刑;根据刑罚谦抑的理论,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可以突破刑罚报应性的规定,对凡是适用罚金刑就可以实现个别预防的犯罪,都应当规定罚金;根据犯罪学和刑罚作用的相关理论,对于主要是由于社会环境而直接造成的犯罪,应当规定罚金刑.我国罚金刑适用范围应当进一步扩大,对于各种较轻的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应当规定罚金刑.     

对耻辱刑的理性思考

耻辱刑在古代各国都存在过,后来被认为是不人道、不文明的刑罚而被废除,近来,又在有的地方重现。耻辱刑是诉诸人内心的一种刑罚,因而这种刑罚的主观色彩十分强烈,对这种刑罚反应的个体差异很大。同样的耻辱刑,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轻罪重罚或重罪轻罚。因而,耻辱刑是一种不科学的刑罚类型,对于现代法制文明社会来说是不可取的。     

秦迁刑考略

随着秦领土的不断扩张,具有实边意义的迁刑应运而生,且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泛。迁刑作为秦的主要刑罚之一,为了满足实边的需要,在执行时,通常对其家庭集团施以包刑,一同迁往边地。在秦的刑罚体系中,迁刑与耐刑的刑罚序列相当,补充完善了秦死、刑、耐的三级刑名体系。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实践的合理限度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在实践中会出现偏差、走样,导致教育失误。教育以人为本,首先应该获得普遍的人性观认同,需要防范、弱化其中消极的一面,不应该任意张扬人的生物性、非理性、无德性。以人为本的教育同样需要勤奋吃苦、挫折困难、批评惩罚、纪律法制等传统教育的必要辅助。     

关于违纪学生处理和教育引导的实践与思考

高校违纪的人数虽然只占学生总数的很少一部分,但违纪事件在校内甚至在社会上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不可低估,它将干扰学校的正常的教学秩序,成为高校不安定因素。对违纪学生进行必要的处理和教育,是约束学生不良行为的有效办法。在违纪学生的处理和教育引导工作中一、处理前重视两个过程,把握违纪事实上的准确性。二、处理中重视行为评价,确保“量刑”上的合理性。三、处理后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教育与引导上的实效性。     

定罪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各有其特征。一般而言，它们性质不同，作用各异；但有些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功能具有交叉性和双重身分性。在同一案件中，两次适用双重身分情节，并非是对一个事实的双重评价。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在影响刑罚裁量方面，具有一致性和功能互补性：法定情节决定量刑的基本方向，酌定情节起补充和具体化作用，能决定具体刑度。对于多功能情节以及在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应当根据适当的原则和科学的方法进行具体处理。     

社会团结、集体意识与刑罚——涂尔干刑罚社会学思想研究

涂尔干认为刑罚不仅具体反映了社会的道德秩序,同时也是道德秩序表述和维系自身的例证。在对刑罚功能及其道德意义的详细论述以及关于刑罚的历史演进及其与社会形式演进的关系的长篇论文中,涂尔干始终将刑罚实践与社会生活的核心组成元素和过程结合在一起。     

西方隐喻研究理论视点述要

追溯了西方隐喻研究的历史,梳理和归纳出五种主要研究理论:“替代论”、“比较论”、“互动论”、“映射论”和“概念合成论”,指出这五种理论的发展是一种在不断否定中彼此相承相续的演进过程。尽管各种理论都是在超越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可自身却又带有明显的缺陷。文章在讨论介绍各种理论的要旨的同时,析解了各自所作出的贡献及存在的不足。     

教唆犯属性的逻辑认定——兼论对我国刑法中教唆犯“二重性”说之评判及反思

共犯从属性说与独立性说是大陆法系共犯论中争论不休的课题,共犯从属性说以法益侵害说为基础,而独立性说则主张犯罪征表说。我国学者在分析教唆犯属性时,多对从属性说与独立性说的原始意义有所误解,从而试图对从属性说与独立性说进行折中,形成所谓的“二重性”说。按照传统大陆法系共犯论中的从属性与独立性的含义,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教唆犯符合共犯独立性说,从立法论的角度,共犯从属性说的主张更为合理。     

失信联合惩戒及其形式合法性问题研究 ——以30份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为研究样本

失信联合惩戒具有明显的行政性、行业性、社会性、市场性。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法律性质主要被界定为规范性文件或内部行政协定,但这两种界定都是不准确的;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法律性质应为广义上的行政协定,同时,其也是我国实施失信联合惩戒这一行政协助的重要表现形式。失信联合惩戒在形式合法性领域中存在两个问题,即联合惩戒的形式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以及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并不具有授权的功能。为解决这两个问题,需加强社会信用立法,以法定的形式确认联合惩戒;同时,加强法律授权制度建设,确保惩戒措施有法可依。     

不能犯的可罚性研究

不能犯可罚性的判断标准,直接体现了刑法基本立场的选择,国内外刑法学界也存在着多种学说以探讨不能犯可罚性的问题和其判断标准。通过厘清刑法学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在处理不能犯问题时的选择与作用,以及对多种学说的比较分析,认为印象说更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并以现代社会普遍联系为考察视角,从预防功能角度出发,尝试探讨加入考虑行为导致不能犯的偶然性及其相关因素,帮助判断其可罚性,并以此修正印象说的固有缺陷。     

减轻处罚的含义新探

通行的见解认为,减轻处罚应该和从轻处罚相区别,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较轻的刑罚,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以外判处刑罚,即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这种理解建立在现行的立法基础上,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现行立法关于从轻和减轻的规定,却没有把握二者的制度宗旨,二者不是任由法官自由裁量的价值判断,必须作为方法问题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减轻处罚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