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门限效应研究

地区人力资本禀赋、研发资本存量等因素可能制约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使用门限回归模型对这一命题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整体来说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基于人力资本、研发资本存量、经济规模因素存在单一门限效应,即当人力资本、研发资本存量、地区经济规模低于门限值时,OFDI对当地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较小或不显著;上述因素跨越门限值后,促进作用显著且促进效果增长。梳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机制,通过引入地区客观条件这一因素,解决了目前国内对于该领域研究的争议,对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影响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影响分析

为研究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是促进还是抑制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利用“一带一路”沿线38个国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借助引力模型和中介模型,分析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是如何通过贸易成本渠道、市场规模渠道影响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以及引入交互项分析投资便利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国的双向FDI具有协调发展性,东道国的IFDI流量的增加促进其OFDI的增加,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有利于中国OFDI和IFDI的增加和双向FDI的协调发展,且具有国家收入和基础设施的异质性;主要通过降低东道国的贸易成本和扩大当地的市场规模来促进中国双向FDI流量的增加,进而促进中国双向FDI的协调发展;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上升增大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加强与“一带一路”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贸易往来,增加与成员国之间基础设施、海关环境、金融市场、电子商务和规章制度环境等方面条例的签订;要加强本国基础设施、规章制度环境等建设,提高本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双向FDI的协调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简写为FDI)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政府给予优惠政策,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及其外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湖北省利用FDI的情况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向的。回归分析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都是显著的。滞后期数不同,FDI与GDP之间存在着不同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能简单地说是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能靠一味地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关键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开放经济下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传导路径

开放经济下对外直接投资(OFDI)已成为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主要途径,在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经济转型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及传导路径的互动机理分析,在对安徽省OFDI投资概况和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7年相关数据为样本构建VAR模型,运用ADF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从产业结构总水平角度,实证分析得出短期内安徽省OFDI所能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并不显著的结论。进而从具体传导路径角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10个变量中提取主成分构建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等方法实证分析得出安徽省OFDI可通过贸易、省内投资、就业和技术路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此,安徽省应扩大OFDI规模,提升OFDI质量和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优化对外投资结构;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作用,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Almon分布滞后模型

外商直接投资( FDI)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地吸引外资尤为重要。基于我国2003—2012年FDI和GDP的数据,通过Almon分布滞后模型检验了FDI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GDP和FDI的关系是长期、均衡的;GDP与FDI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FDI的增加是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FDI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双向FDI协同与工业结构升级——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建设有序协调的双向国际直接投资体系,对推动我国工业结构升级乃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根据耦合协调模型构建双向外商直接投资(FDI)协同指标,借助空间计量模型,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分析了双向FDI协同发展对工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双向FDI协同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与技术输出优势能够推动本省工业结构升级。(2)劳动力与资本要素虹吸效应的存在使得双向FDI协同对邻接省份的工业结构升级产生了负向空间溢出。(3)进一步研究发现,双向FDI协同对工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地理区位与资源禀赋差异。研究双向FDI协同对我国工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有助于全面认识“稳外资、稳投资”与建设工业强国关系,也为提高我国双向FDI协同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中国20世纪90年代时间序列数据计量分析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对中国东中西部的时间序列数据计量结果看,三个地区的本期FDI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影响;三个地区的本期GDP对FDI均有着显著影响.从对上海和河北两省市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结果看,上海的FDI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河北的情况不显著;上海的经济增长对FDI有显著促进作用,河北的情况也不明朗.对东中西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FDI是经济增长的原因;GDP也是FDI增长的原因,二者构成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西部地区,FDI与GDP还不能构成这种因果关系.     

东道国数字经济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用Ward聚类法对2006—2020年我国与104个国家的OFDI动机分类,用功效得分法计算出数字经济,加入数字经济与投资动机交互项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并用泊松伪最大似然法PPML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此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OFDI及OFDI动机的影响,结论如下：各种检验表明东道国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我国OFDI;数字经济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作用最为突出,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和信息通信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较弱;数字经济的提高会抑制市场规模、研发投入对我国OFDI的促进作用,会削弱工资水平对我国OFDI的抑制作用;市场型OFDI偏好数字经济和研发投入高的国家,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对市场型OFDI促进作用较明显;东道国研发投入越高,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和提升信息通信技术水平才越能获得额外收益,双边协定的签订有利于OFDI的发展。文章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和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旨在探讨处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决策。为此,文章通过价值链上游度衡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境外投资企业名录识别企业OFDI项目数,并利用负二项回归等计数模型评估两者的因果关系。估计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对实体经济企业OFDI决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企业价值链上游度越低（或越下游）,OFDI倾向越高。区分OFDI类型的深入研究表明,这种负向关系主要体现在市场寻求型OFDI,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决策在总体上与企业价值链位置无显著关系。进一步考虑国内市场规模的影响后,文章发现,国内市场规模对这两类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与价值链上游度负相关。由此可知,在国内市场规模大的行业,价值链下游企业开展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倾向更强,反之,上游企业OFDI倾向更强。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

本文简要介绍了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得出FDI在促进我国资本形成、吸纳就业和提高我国综合生产率等方面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总体上较为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从对FDI积极效应的进一步剖析还可看出,FDI通过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扩大对外贸易和优化进出口商品的结构,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     

合理利用外资 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

在分析辽宁省利用外资的现状、特点及问题的基础上,利用1989—2005年辽宁省相关数据,研究利用外资对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辽宁省实际利用外资额同辽宁省国内生产总值及进出口总额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利用外资对辽宁省经济有巨大的拉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辽宁省工业部门的确存在着技术外溢效应,即引入外资每增加1%,会促进工业部门产出增加2.75%。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利用外资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对策建议。     

区域异质性对FDI效应的影响——基于上海和深圳的比较研究

外资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随着各地引进外资力度的不断加大,能否借助外资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区域异质性对于外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外资进入前的本地经济发育状况、现有的产业政策锁定和外资的投资结构。这三个方面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外资效应的长期和短期显著性。对上海和深圳的统计分析发现,外资效应存在显著的不同:对上海具有短期的正效应,而对深圳是长期的正效应;国内投资和劳动力增长对两个城市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不尽相同。因此,区域异质性是地方政府在制定外资政策时必须重视的因素。     

内生增长框架下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基于浙江省1985～2005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理论研究普遍认为FDI对经济增长产生有积极的影响，但对FDI如何影响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却研究甚少。本文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对FDI作用于浙江经济增长进行了三步检验：1）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2）经济增长主要影响因素分析；3）FDI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发现，物质资本、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对外贸易是FDI影响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渠道，FDI的人力资本效应不显著，因此并不完全符合内生增长路径。     

利用外贸外资推动浙江产业升级研究

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使一国或一地区获取静态经济利益,更重要地,它们还能推动产业转换、结构升级,造就动态利益。本文对利用外贸外资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进行了探讨,并对浙江外贸外资对产业结构演进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利用外贸外资推动浙江产业升级的基本思路及对策措施,如实施产业结构升级导向型开放战略、进出口平衡贸易战略和“贸易-投资”联动发展战略等。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以四川省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资本弥补效应、就业创造效应、技术扩散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四条途径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以四川省1993—2005的数据对该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上述途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作实证分析,文章认为要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度,就必须消除阻碍上述四条途径充分发挥作用的措施,并创造条件增加所吸引外资的数量、提高所吸引外资的质量。     

西安市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分析

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对西安市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以及最终消费的关系进行动态计量分析,结果显示:①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最终消费存在唯一长期均衡关系;②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最终消费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外商直接投资是净出口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净出口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原因;③地区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最终消费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脉冲响应较敏感,且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④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最终消费、净出口的平均方差贡献分别为57.8%、57.7%和73.3%,作用显著.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苏锡常都市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比研究

苏锡常都市圈是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关键区和对外开放的领先区。苏锡常三市实际利用FD I与GDP增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方式、FD I业绩与潜力三方面对比说明,苏锡常都市圈中常州在利用外资的速度、方式及业绩、潜力均低于苏州和无锡。常州应尽快改变陈旧的引资方式,加大力度引进外资,提高FD I业绩指数,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形式是直接并购现成的公司而不是建设新设施。尽管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很多 ,投资却高度集中。并购活动通常发生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对既无重要矿产又无石油的低收入国家而言 ,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很低。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政策环境。鼓励竞争的政策能从外国直接投资获得最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