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祐文学的图景特征——基于《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对元祐文学的定量分析

依据《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所提供的编年系地作品数据,元祐年间是北宋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元祐二年是整个北宋文学创作的峰值年,苏轼文人集团是元祐文学创作的主力。在各体文学中,元祐散文成就最为突出,“元祐更化”引发的政治剧变是元祐散文创作的催化剂。元祐诗歌数量优势不如散文,但宋调特征最为明显。元祐词坛表现一般,杭州是其创作中心。就空间而言,京城开封是元祐文学创作的绝对中心。元祐期间,随着苏轼的活动重心由京城转向地方,京城作为创作中心的地位渐次瓦解。通过对元祐文学图景的定量分析,大致可以得出元祐文学是“高峰文学”“散文文学”及“京城文学”的结论。     

论欧阳修、张方平对苏轼文学上的深远影响

苏轼作为有宋一代的文坛名家与大家,交游的文学师长前辈甚多,其中欧阳修与张方平是他最重要的两位导师。欧阳修的文学创作、君子之德、治国保家理念;张方平的诗歌酬唱、精神沟通的方式以及佛道的传承,从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思想理念、人格修养等方面对苏轼的教育和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     

试论苏轼"崇陶"的心理动因

苏轼"崇陶"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颇有趣味、令人深思的文学现象.究其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深受北宋学术思想文化思潮和当时人们注重理性、精神、道德重构,以及社会上"学陶"风气等外在因素影响之外,尚有其内在的直接的心理动因:一是苏轼在人生困境中,经过人生反思,为寻求一种精神依托而自觉"师范"陶渊明;二是苏轼对陶渊明疏朗淡远诗学境界的倾心推崇;三是苏轼艺术审美理想与陶渊明审美旨趣的高度契合.     

谈苏轼文学中的幻变异化

近读苏轼,发现苏轼是创造、使用幻变异化故事的大师,幻变异化是构成东坡文学特点和创作方法的重要因素,认识苏轼文学中的幻变异化对认识宋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向,如题材的俗化、以文为诗等也不无裨益。苏轼文学中的幻变异化现象在苏轼各期文学和各体文学中有各自的表现和作用,并赋予了苏轼文学特殊的美感和趣味。     

苏轼“辞达”说新解

"辞达"一说最早见于孔子,中年以后苏轼对这一理论命题加以阐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视野。苏轼的"辞达"说乃以"意"为终极指向,是北宋文学发展与其自身经历相结合的历史产物。在苏轼热情倡导文学创作真实自然的同时,隐含着的亦有他立言以不朽的执著追求。     

苏轼凤翔时期杂记散文的思想价值

苏轼凤翔时期创作了30余篇散文,其中3篇杂记类散文的创作个性尤为明显。从这些散文中可以发现此一时期的苏轼,不但心系民生、心怀天下,而且已经有了对世事盛衰无常的认识和思考。这是苏轼思想形成、发展的起点,对中年苏轼的文学创作、思想性格具有重要影响。     

论苏轼的以戏为诗

苏轼别开生面,以戏为诗,探寻文学创作的新路径。俳优人格的浸染,苏轼张扬了清远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生存智慧。苏轼的以戏为诗观,不仅表现为文类技法上的融通化合,也是宋人诗学继承脉络中孜孜创新的一种突出表征,它体现了宋型文学自出机杼的开放特质。     

陶诗接受视野下的苏轼“崇陶”与“和陶”

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追慕在陶学接受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苏轼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评价比苏轼之前任何人对陶渊明的评价都要高,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超过了他对其他任何一位诗人的推崇,除了屡发赞陶之声,苏轼还创作了一百多首“和陶诗”,显示出对陶渊明诗歌成就的高度认同和师法追慕.     

试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和创作

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坎坷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纵观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词赋之作,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思想变化的复杂性。儒、佛、道各家思想对他都有吸引力。本文试图简要分析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变化及其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     

韩国高丽文学对苏轼及其诗文的接受

尽管苏轼对高丽持雅拒态度，然而顺应高丽与北宋的文化交流，韩国高丽文学全盘接受苏轼及其诗文，形成“苏轼热”。其原因在于高丽重儒崇文的政治体制，苏轼敢于直谏、豁达入世的品格，苏诗的气质与文人的推动等。高丽文学着重是从苏轼诗文的题材、禅宗思想、化用典故、借用诗韵、活用诗句、摘用词语等视角入手接受苏轼及其诗文的。     

论苏诗赵夔注

作为南北宋之交时期较早的苏诗注本,赵夔注在当时有重要影响,长于诗学阐释与历史阐释。赵夔首先对苏诗的用典方法作了详尽的总结,主要分为用字、用句法、用事、用意四种,在注文中予以详细地分析,并评论了苏诗的艺术特色。赵夔注还重考证引发苏诗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题旨。赵夔还以本事为基础,对使用了直陈其事和用典等各种不同方法的诗句都予以准确的解释。赵夔注在苏诗研究史与宋代诗歌注释史上皆有重要意义。      

东坡咏物词的开创之功及其价值

东坡在文学的许多方面都有开创，这种革新的精神同样体现在他对于咏物词的创作上。除去一般性的继承传统之外，他还将自己的身世和独特的精神气质注入其中，使咏物词在艺术上不仅丰富多样，其中比兴寄托一体还对后世词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集注分类东坡诗》的历史阐释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注者众多,且距离苏轼生活的年代较近。这些注者根据苏诗与当代史实密切相关的特点,运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的诗歌阐释方法,考证与苏诗相关的大小事件,展现诗歌创作的背景,揭示引发诗歌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全篇之意。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以"本事"为根据,准确地解释其意义,对后来的苏诗注有重要的启发。     

第一代学院新诗批评者:沈从文与苏雪林比较

1930年代,沈从文与苏雪林先后在武汉大学教授新文学研究课程,皆对"五四"时期的代表诗人、诗作和诗集展开分析与批评,呈现了第一代学院新诗批评者的批评特点:沈从文发扬传统的印象式批评方式,将作品置于发生的原初历史中,条分缕析梳理由社会思潮到文学思潮的演变,透析诗集主要特征,指出其诞生的渊源及发展,参照他人的评论,估价作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状态,言辞简练含蓄,表达追求艺术性;苏雪林直率大胆,她擅长将研究对象置于中西为经纬的网状文学史体系内,结合作者的诗学观和创作实践,进行富有理性色彩的解析与品读,从美学与文学史角度评价作品。     

论苏轼《和陶诗》仕与隐的思想

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可谓"雄视百代",其诗在我国诗歌史上自成一体,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陶诗》是苏轼晚年贬谪期间艺术创作的精华,体现了苏轼仕与隐的思想。《和陶诗》标志着苏轼的创作风格由豪放恣肆转向冲淡平和。在对陶渊明诗歌继承、创新和传播方面,苏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苏轼与杭州诗僧诗文酬唱及其相互影响

苏轼与杭州多位诗僧有着不解的诗文情缘,参寥、辩才、维琳、惠勤、惠思、清顺等都是他的方外之友。苏轼在莅杭之时才形成如此规模的诗僧交往群落,这与苏轼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其思想上的佛老意识和杭州的客观环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杭州诗僧对苏轼的人生观、世界观、诗文创作和诗文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苏轼也对杭州诗僧的诗文创作和人格操守产生影响。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苏轼诗词禅学思想及人生观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的旷世奇才,又是经历磨难最多、生活起伏最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思想深受禅学思想的影响,其创作充满了禅思哲理。他的许多诗词中融入了“随缘”“超脱”的禅学思想,阐述了顺应自然、傲视苦难、通达乐观的人生观。     

城市旅居与留学生作家的精神个性

苏曼殊的城市旅居和文学创作是留学生文学的内容之一 ,显示出开放思潮熏陶的迹痕。作为青春作家 ,他作品的抒情性表现了中国城市文化日益增多的移民精神 ,具有九十年代后现代学人所描述的“跨文化”风采。在追求精神自由上 ,苏曼殊可称作近代以来留学生作家的代表     

苏雪林文学批评之比较方法的运用

在苏雪林的文学批评中，比较手法的运用是极为显著且常见的。中国古典文学深厚的积淀，西方文学文化的深刻熏陶，使其比较之法不仅仅涉及到同时期、同流派作家之间的平行比较，更有以古典文学为借鉴的古今比较，及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的中西比较。这种多层次、多方面的比较，使中国现代文学在苏雪林的评论中处于一个广阔而又立体的环境中，这一方面突显了苏雪林的敏锐观察力，同时也折射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中西纵横交错中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