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赋家的游仙逸思看其生命价值观

在神仙信仰甚为普遍的西汉时代,许多赋家具有浓郁的游仙之思。从汉赋的内容来看,他们在游仙的幻想世界中既崇尚生命自由、期望神仙长生,也渴望人格平等,甚至借郊祀场景表露其体道立功、关注现实的文人意识。从西汉赋家游仙幻想之路中,我们可以更为明确地感受到赋家们表露自我生命观与生命价值观的文人自觉。     

西汉赋家的群体性生命焦虑

群体性生命焦虑体现了西汉赋家的政治伦理精神和舍我其谁的时代责任感。这是对儒家精神的理性接纳和追随 ,反映了他们超越自我的生命意识。因此 ,西汉赋辞的华章丽辞既是赋家自我设造的话语语境 ,也是他们寄托生命理念、延展理想人格的心灵空间。     

西汉赋家的生命焦虑与西汉赋的生命主题

西汉赋具有浓郁的生命焦虑色彩。可以看出,赋家们最为忧心焦虑的是自我生命价值的如何实现问题,我们姑且称之为生命焦虑意识。西汉赋家的生命焦虑具有个体性和群体性指向。这说明西汉赋家既有明显的自恋倾向,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伦理意识。     

西汉赋家的个体性生命焦虑

个体性生命焦虑是西汉赋家比较浓郁的生命意识。它较集中地体现于骚体赋和拟骚赋中。可以说,西汉赋家继承先秦时代的人文精神,并结合新时代对士人话语自由及人格自由的限制与剥夺,将屈原的楚骚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对后世文学关注生命具有深远影响。     

赋的地理情怀与方志价值

前人有“文学地理”之说,就文体与地理的关系而言,则赋体文学与地理关系最为深密。赋与地理的关联,首先在历代大量的“地理赋”与“都邑赋”的创作,其最初体现于汉京都赋代志乘(帝国总志)之用,又与汉“天子礼”的构建相关。而对自然山川与方镇疆域的人文关怀,对区域人文礼俗的描写与礼赞,对大一统帝国德化政治的向往与颂扬,充分表现出赋家的地理情怀。考察赋家的史地观与历代方志编纂的共同文化取向,有三大显征,即重现实、明致用与观风俗。这也是赋家创作内涵的方志价值。     

班固对汉赋的改造与六朝典雅文范的生成

自西汉至东汉,赋体的风尚发生重要变迁.西汉赋尚存楚辞遗风,东汉赋则渐入经学之域.变化发生的原因,除了社会背景的影响,还有东汉赋家尤其是班固对赋体的全面变革.具体来说,包括以目录学为基础对赋体范围的确定,对赋体讽喻本质的强调,“雅懿”典范的确立等等.虽然从表面上看,东汉以降,大赋创作走向衰落,但值得注意的是,魏晋直至隋唐文论中,更多接受的是班固赋学及赋风的影响.尤其是对讽喻的强调直接继承了前代“诗言志”的传统,开启了后世“文以载道”之途;辞丽、义正、事实相统一的审美要求又体现了作为实用文之赋体的独特性所在.     

汉赋两题

释汉赋兴盛的原因“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上的两汉时期,是赋的兴盛时期。刘勰就西汉主要赋家论述辞赋兴盛的总势时这样说: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篇。大抵说来,西汉初叶,辞赋即呈现出勃     

论东汉辞赋家的“现实性”赋学观

东汉辞赋家将自己创作描写的笔触伸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范围中,把世情百态、民生疾苦等社会政治问题作为创作素材,直接揭露批判社会现实黑暗,形成了具有批判性、针对性、总结性的“现实性”赋学观。这种“现实性”赋学观的形成与社会政治、儒家思想文化等密切相关。同时,抨击时政、痛斥时弊的赋学观对后世现实性文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马克思生命观的生态意蕴及当代价值

生态危机作为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结果，由于威胁到个体生命安全进而上升为全人类关切的话题，人与自然“双重异化”构成马克思生命观的批判逻辑。马克思生命观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最终价值目标指向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马克思生命观逻辑架构中蕴含的生态意蕴丰富了个体生命存在的内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背景下，马克思生命观的生态意蕴价值体现在如下方面：关怀个体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自觉增强个体源于自然的美好生活体验；引领主体的绿色生产和生活实践。     

两种现代生命观批判和人的生命观重建

“认识人自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永恒主题,在现实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关于人的各种科学的、宗教的、哲学的生命观,其中哲学中以个体主义生命观和群体主义生命观影响力强大,最具有代表性。但是哲学的这两种生命观都经不起科学认识的反思,是哲学形而上思维一元化、极端化的结果。个体生命观犯了消解群体生命的历史性的错误,把人的生命抽象得仅仅剩下本能;群体生命观犯了消解个体生命的现实性的错误,把人的生命当做了自然之物去理解。新生命观的建立,既要看到个体生命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又要看到群体生命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同时还要看到家庭生命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在对个体、家庭、群体三者基于个体的内在同一性理解的基础上,把人类生命文明看做是个体、家庭、群体的三元互动,人类生命文明的同一性、主体性、无限性才一目了然。全面的生命观对我们真实完整地理解和现实全面地建设人类生命文明,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汉赋与汉代校猎之制

汉代校猎赋展现了汉代校猎之制,而由于两汉礼制思想与政治状况的不同,汉赋中所见校猎之制的描写有所不同。如西汉侧重于优游娱乐、奢侈淫逸,东汉初期重视其儒家礼乐教化功用,至东汉中晚期,则回归其军事功能本身,内容与风格各有不同。而从总体来说,汉赋所展现的汉代军礼,具有雄豪、恣肆的特点。     

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

汉赋之源是多方面的,东汉抒情赋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化精神之源。《诗经》之讽谏、"楚辞"之哀怨、战国纵横之风等都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西汉抒情赋抒发失志之悲的坚实桥梁,抒情赋由汉初的涓涓细流,逐渐发展起来,到东汉而蔚为壮观了。     

两汉经学思潮与赋家创作意识的变化

汉武帝时期赋家为重新确立赋的地位而趋附经学思潮,西汉中后期赋家讽谏意识日益强化,但经学对汉赋的影响仅仅停留在创作意识的层面,二者的精神实质相去甚远;直至东汉前期,赋家的创作意图由讽谏转向宣扬文治教化,赋的文化定位终于与经学思潮相吻合。     

汉赋“惊听回视”说——从文化隐喻到语法隐喻

刘勰论比兴时言赋有"惊听回视"之效,即比兴为之因。古人对"喻""隐喻"早有论述,随着今天语言学理论的充实发展,运用当今认知隐喻学的理论,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可以很好地解释汉赋"惊听回视"之说。汉赋与汉礼之间构成了文化隐喻,"赋"名、名词铺排与篇章则构成了语法隐喻。文化隐喻与语法隐喻在语篇中又影响了汉赋"讽谏"风格的形成,并且构成了汉赋的"结构美"与"空间想象",实现了虚与实的完美结合。     

论汉赋的诗学地位

汉赋是在"诗教"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的,是对先秦诗歌传统的延续。它完成了"赋"、"比"、"兴"的艺术化,自觉运用形象思维进行构思,注重文学的形式美,为魏晋诗歌创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应该重视汉赋在诗歌发展中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西汉文学叙说

西汉文学的时间断限是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5年。西汉文学的主要业绩表现在辞赋、文章、诗歌三个方面。辞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代表,源于先秦,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时代特色。汉代文章积极关注现实,对后代影响巨大。汉代诗歌,古朴典雅,体被文质,其中乐府诗的影响尤其久远。     

汉赋思维特征探析

汉代的赋体文学具有其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汉赋以象喻志,这是隐喻思维的标准流程.汉赋在内容上着力"体物",而"体物"的目的则是为了"写志",即通过摹写事物来抒发情志,这其实正是隐喻的方式.汉赋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在对隐喻方式的运用上可以说已经很成熟.汉赋大多采用假托的方式,实际上主要是艺术隐喻方式之一的借喻,也就是假借一个事物来表现某种情志.汉代的赋体作品,尤其是大赋作品,之所以在当时如此受到文人的厚爱并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其关键因素就是隐喻思维方式的被看重和广泛应用.同时,汉赋也采用讽喻的方式实现其隐喻价值.汉赋在艺术意象的创造上具有很高的隐喻价值.     

论晋人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

西晋统一王朝的建立,唤起了士大夫文士的中兴期盼,也为大赋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并使汉代赋学观在晋代得到接受和传播。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形成了晋人赋学观的兼容开放与大度;在抒情小赋繁荣之际,大赋勃尔复兴于赋坛,荟萃成为大赋小赋争奇斗艳,各展风姿的绚丽景观,使晋代成为六朝辞赋创作最为繁荣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