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技术差距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本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人力资本水平所致的绝对吸收能力和国内外技术差距所致的相对吸收能力对其单独影响和综合影响。结果表明,我国OFDI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有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同时对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并且以上逆向溢出效应受国内人力资本和国内外技术差距的影响:其他因素不变,技术差距变小时逆向溢出效应增大;其他因素不变,人力资本(在门限值以上)提高时逆向溢出效应增大;两者的综合作用是人力资本只在技术差距小时才影响逆向溢出,技术差距大时,其作用几乎不显著。结论表明,只有同时改善人力资本和技术差距,即同时提高绝对吸收能力和相对吸收能力,才能促进OFDI产生更大的逆向溢出效应,特别是对技术效率的逆向溢出。     

信息化对ODI逆向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基于20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实证

基于2006-2011年中国与20个样本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及信息化发展水平在对外直接投资(ODI)逆向溢出过程中的影响机制的研究,分别引入技术获取型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溢出与对外开放度的交叉项,以信息化发展指数(IDI)、信息化追赶难度系数(ICDC)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技术获取型ODI逆向溢出与各国信息化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以及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研发投入是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技术获取型ODI逆向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存在基于信息化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随着各国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技术获取型ODI逆向溢出对技术进步呈现逐渐减弱的抑制趋势,当国家的信息化追赶难度系数大于0.307 0且信息化水平大于4.130 0时,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弱.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差异与门槛效应研究

出于均衡利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之目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差异及影响该效应发挥的各类门槛因素.拓展的C-H动态面板模型GMM检验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但存在区域差异.通过拓展的Borensztein门槛模型检验显示不同省份所受到约束门槛不同.东部省份主要受产业结构、研发投入、市场结构及金融发展等门槛因素约束;中、西部省份除了受到前述约束外,还受到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及教育投入等门槛限制.文章指出,除了进一步支持吸收能力较强省份对研发资本存量较高的发达国家进行技术寻求型投资外,还应当进一步深化中、西部对外开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积累,以便早日越过“门槛”,更多获益于逆向技术溢出.     

贸易壁垒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省际扩散的影响研究

区域贸易壁垒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母国省份间扩散的重要影响因素。运用200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定各省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扩散量,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区域双边产品贸易壁垒、技术贸易壁垒和人才流动壁垒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扩散量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省际扩散效应,其中三大经济带和交通枢纽城市的逆向技术溢出省际扩散量排名居前;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省际扩散效应受到双边省份多重贸易壁垒的影响;贸易壁垒对研发资本溢出型和人力资本吸收型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扩散均存在显著负向效应。     

基于吸收能力的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考虑吸收能力对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影响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85—2010年间国际直接投资数据,采用国际技术溢出模型对吸收能力影响下我国接收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技术进步主要源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正向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2)研究创新能力的加入能够提高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除去金融发展水平外的基础吸收能力均制约着正向技术溢出;(3)吸收能力不足以消化逆向技术溢出,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占用了国内研发资源反而对技术进步产生负向影响。     

中国技术获取型ODI逆向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DEA和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利用2003-200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按其经济地理特征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采用基于DEA方法的Malmquist- DEA方法测算各省份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并借鉴CH模型和LP模型,建立各省份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和各省份的研发存量、各省份通过ODI获得的外国研发存量溢出的回归模型,以研究中国技术获取型O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显示:ODI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不仅产生了正效应,而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这种地区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和经济开放程度的不同.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8—2019年31个省(市)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以制度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规模为门槛变量,分析其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整体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对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较为一般;(2)制度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规模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均存在门槛效应,且在相关指标超过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得到明显增强;(3)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还存在区域异质性,体现为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应用LP方法测算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8-2014年间从G7国家进口贸易中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运用熵值分析方法对全国、东中西部之间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差异进行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从吸收和引进两方面计量分析影响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因素。结果显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呈现出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空间分布集中度高的特点;从全国来看,研发强度、人力资本和贸易结构对中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起正向促进作用,技术差距起负向抑制作用;从区域来看,人力资本和技术差距在不同区域作用差异明显。其中,人力资本在东中部地区起正向作用,在西部地区起负向作用,技术差距在东部地区起促进作用,但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起显著的负向作用。     

OFDI逆向技术溢出、制度创新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30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效应分析

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同时它又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基于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3■2018年的数据,采用熵权法计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然后运用空间自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和制度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方向与影响程度。研究发现：(1)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空间集聚,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2)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制度创新有利于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3)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对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产生影响的同时,还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显著影响,说明中国各地区积极发展经济的学习赶超效应明显,加强区域合作有利于共同推进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提升了OFDI的绿色创新效率？

本文首先并采用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并借助三阶段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了绿色创新效率,在检验到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自相关后,构造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为负;只有当金融发展水平超过门槛值后,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显著地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进一步做了时空双维度异质性分析,表明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在东部地区得到验证,而且这种门槛效应在2009-2017年期间表现更为明显。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行业差异的实证研究

随着资本“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推动海外投资的高质量发展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2004-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等相关数据,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似不相关回归(SUR)模型,对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外溢出的先进技术提升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率,但研发密集型行业和非研发密集型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显著性差异。应加大对研发密集行业的投资比重,努力增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     

长江经济带对外直接投资的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区域创新能力

利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4—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面板回归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扩大技术获取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有利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以技术差距为门槛变量,建立静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显示,仅上海、江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小于、等于门槛值,其余省(市)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均大于门槛值。当技术差距小于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会抑制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当技术差距大于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了提升区域创新能力,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基于本地区与投资东道国技术差距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同时强化进口贸易、研发资金投入、企业技术创新、高质量人才培养等政策组合。     

我国区域技术溢出效应分析——基于中国29个省市1990—2007年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通过对贸易溢出模型的扩展,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建立技术溢出模型,对我国四大区域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揭示出影响各区域技术进步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四大区域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国内研发资本的溢出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国际技术溢出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中,东部地区技术进步主要依靠自主创新,FDI对中部地区技术进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技术进步依靠国内外资本的注入和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国内外先进技术溢出都对东北地区技术进步有较大地促进作用。实证研究结果为实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研究

提升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基于本地的研发投入所形成的自主创新;二是基于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吸收及消化所引发的二次创新。在明确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创新的机理,并分析在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我国技术创新能力过程中吸收能力的影响基础上,选取2003-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L-P模型中加入技术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的交叉项,通过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的技术创新;我国东部的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中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技术创新能力则具有阻碍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境外地区分布差异性研究

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境外地区分布,测算了来自不同类型国家(地区)的R&D溢出;然后运用DEA方法计算出中国平均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技术效率(EC指数)和技术进步(TC指数),并与不同类型国家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得到以下结论:中国对新兴国家(地区)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最好,其次是发达国家(地区),最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中国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与外国研发溢出呈中等关联度,其中,与来自新兴国家(地区)、发达国家(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关联度较强,而与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关联度则较低。因此,中国应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海外布局,在巩固新兴国家(地区)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开始向发达国家(地区)倾斜。     

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使用1995—2015年中国30个省区面板数据,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基础上加入时间因素,构建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使用经济距离和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1）两因素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中均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时间累积效应。前者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正空间溢出,后者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负空间负溢出;（2）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同时受地理距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3）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速度提升的影响不显著。     

进口关联R&D溢出中人力资本的角色:实证研究综述

人力资本在进口关联R&D溢出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国外文献用来检验人力资本这种角色的方法主要有:人力资本与技术进口变量的交互效应分析法,它直接用技术进口变量作为外国R&D溢出的度量,所得的结果是混合的;人力资本与外国R&D存量的交互效应分析法,它对溢出的外国R&D存量规模直接进行计算,所得的结果同样是混合的;吸收能力测定法,它通过对吸收能力进行直接测定来完成人力资本角色的检验,其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对提高吸收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案例研究法,它提供的是一个计算机技术跨国溢出的案例研究,其最稳健的发现是高教育水平是计算机技术溢出的重要决定因素;门槛回归法,它应用特定的非线性内生门槛回归模型对人力资本的角色进行分析,所得的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在进口关联R&D溢出中可以作为门槛变量而起作用.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改进相关变量的度量方法、关注R&D溢出对人力资本的逆向影响和完善模型估计技术等方面入手对现有文献进行拓展.     

服务业开放能否降低地区环境污染水平?——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借鉴Copeland-Taylor基本模型,构建起服务业开放影响地区环境污染水平的理论模型,并将服务业的污染排放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同时结合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服务业开放与地区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总体上看,服务业开放不仅能够降低本地区环境污染水平,也通过空间溢出机制显著改善了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分地区来看,服务业开放对于地区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中部地区和服务业开放引领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西部地区和服务业开放滞后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应全面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进程,不断加大地区环境污染治理力度。     

外资进入对中国碳排放总量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

在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度与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探讨外资进入对排放总量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拓展Copeland-Taylor的理论模型,引入FDI、研发活动、对先进环保技术的吸收能力这三类技术因素,将外资进入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予以检验.结果表明:尽管增加外资引进程度总体上提高了全国与高排放区域的碳排放总量,但有利于低排放区域的碳减排;从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实现碳减排目标的角度看,中国目前的FDI在规模、质量和效率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实证结果表明,应加大对中西部省区的环境规制,充分发挥外资对环境积极的技术效应,同时,加快构建以区域协调联动为基础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推进以排污权交易为核心的跨区域环保合作.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 中国创新能力

在国际R&D溢出理论的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将沿线各国按照经济体类型分类后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带来的逆向技术创新效应明显大于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