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谪戍、赘婿、闾左新考

秦代谪戍、赘婿、闾左新考蒋非非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在他死后不过一年便陷入战乱，首先揭竿而起的是楚地被征发谪戍渔阳的九百名闾左。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序》中说：“陈涉起匹夫，驱瓦合谪戍旬月以王楚”。自汉后两千多年间，“闾左”陈涉首事之功已是定评。然而...     

关于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虽然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学者并没有走出“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人的音乐历史”这一问题的疑扰;尽管被疑扰着,中国学者却在不断的反诘中,继续前进,使得西方音乐史的研究领域逐步细化,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研究视角不断趋向多维化。可是这种趋势的问题又何在呢本文就这种发展趋势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西方人的音乐史在中国称之为“西方音乐史”(西方人的音乐,在传入之初多称之为“西洋音乐”,后改称为“西方音乐”),是为了区别“中国音乐史”而被赋予的特定称谓。其实,早在16世纪西方音乐就已登陆中国大陆(16世纪葡萄牙人定居澳门,带来了西方的音乐和乐器),并通过教会在中国传播开来。然而,中国人对西方音乐的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初期,一些致力于西方音乐的学者编印出版了第一批中国人写作的介绍西方音乐的史书著文,如萧友梅的《近世西洋音乐史纲》(1920-1923)、王光祈的《欧洲音乐进化论》(1924)、俞寄凡的《西洋音乐小史》(1927)、黄自的《西洋音乐进化史鸟瞰》(1930)、王光祈的《西洋音乐史纲要》(1937)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光祈先生(他本人曾留学德国),作为中国音乐学的开山前辈,他对西方音乐史在中国的...     

英国汉学家杜德桥与《李娃传》研究

英国汉学家杜德桥的《李娃传》研究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他引入莎士比亚学方法注释文本,引发西方学界关于"过度注释"的讨论;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分析传文,启发后来学者挖掘《李娃传》中所具有的仪式意义;继中国学者之后,运用传统的文史考证之学,再次对《李娃传》与《李娃行》的关系以及传文的影射问题作出探讨。     

庞德的史诗与儒家经典—— 一个现代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求索

一些西方学者批评庞德的《诗章》杂乱无章,但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对其解读,读者就会感到豁然开朗。庞德从中国文化中借用三种传统：儒家经典《大学》、中国古代历史和形象的汉字。他所采用的这些材料虽然是古老的,但在他的笔下,它们却为西方史诗增添了养分和活力,使之成为现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两个‘五四’”是一个历史的骗局

来信 尊敬的《中华魂》编辑部同志： 你们好! 不久前,我读到姜弘先生的《百年启蒙,两个“五四”》（见《书屋》2010年第6期,附上复印件）一文,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该文以读海峡两岸学者殷海光、顾准著作所想到的名义,来吐露自己的心声：他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他翻译了整个中国——记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2009年11月23日,一切都像往常一样,一切又与往常不再一样。后海边,狭长的小金丝胡同深处,那扇褐色老木门,门扉紧闭。街坊们也许未曾留意,那位坐在轮椅上、偶尔出来遛弯儿的老人,刚刚作别红尘。游客们也许还不知道,在这道灰墙之内,一位一度铸就中国翻译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丰碑的学者,去了另一个世界。他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他与夫人合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他还翻译了《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他就是杨宪益,中国著名翻译家、诗人、文化史学者。     

论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

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多年从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著作甚丰,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以创作传记《毛泽东》为发端,他相继发表了一系有影响的毛泽东研究力作,提升了西方的毛泽东研究的整体水平。他积极参与中国大陆学术交流,加强了与中国学者的联系,扩大了影响。在毛泽东研究过程中,他侧重从性格特征、特殊性、非传统的视角来研究,其角度之新颖,令人耳目一新。文章就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略作评述。     

周作人与《圣经》文学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倡导者而言,周作人对基督教文学,特别是《圣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欧洲文学史》、《艺术与生活》、《谈龙集》、《谈虎集》等多部著作中均有深入的探讨。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圣经》的中译本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对中国语言的改造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二、《圣经》里的牧歌及恋爱诗在中国很少见,可以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三、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上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五四前后周作人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对《圣经》的研究关系很大,于此得益非浅。     

周作人与《圣经》文学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倡导者而言,周作人对基督教文学,特别是《圣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欧洲文学史》、《艺术与生活》、《谈龙集》、《谈虎集》等多部著作中均有深入的探讨。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圣经》的中译本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对中国语言的改造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二、《圣经》里的牧歌及恋爱诗在中国很少见,可以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三、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上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五四前后周作人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对《圣经》的研究关系很大,于此得益非浅。     

傅立叶《新世界》与康有为《大同书》之比较

关于康有为《大同书》受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问题，迄今还无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些学者虽然对此作过一些推测，或舍本逐末，或南辕北辙，使人如坠云雾山中。如第一个把《大同书》译成西方文字的汤普森（LaurenceG．Thompson）在英文版《大同书》引言部分说：“这本书的确被认为是一部具有首创精神的著作”，同时“无论人家说西方文化给作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除了人们看到书中提及马克思和苏格拉底的名字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或社会哲学家作品中得到什么。”［1］中国学者则说：“康有为曾耳食一些…     

吕祖谦门人及吕学与浙东学术的发展关系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是乾淳年间最受欢迎且成就最高的老师。当时多云从教千人，今可考者初步统计仍有219人。吕祖谦门下多出俊杰，或为政治领袖，或为学术领袖。这些门下为宋元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吕祖谦的学术对后代发挥了影响。浙东学术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一种独立的学术，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时移境迁不断地发展壮大，这一现象发生在浙江，而不是朱熹所在的福建，或陆九渊所在的江西以及其他地区，是与吕祖谦的倡导与亲身实践分不开的。今人多将浙东学术的发展归功于朱熹而忽略吕祖谦，有些数典忘祖，这是受朱陆门户恶争影响的结果。我们需要开拓、改换思路。加大对吕祖谦甚至其门生的研究，甩掉多年门户之争留下的惯性，追寻吕祖谦学术的真成就，追寻南宋学术研究的新思路。     

翁方纲“肌理”说研究现状思考

向来关注翁方纲的学者，都绕不开他的“肌理”说。通过梳理二十世纪以来对“肌理”说的专门研究，发现自郭绍虞先生将“肌理”定义为义理与文理，并将其他概念都整合在二者之下，后来的研究者都没有脱离这个思维定式，因此，整个“肌理”说研究，一方面出现简单概括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完美解释翁方纲诗学的其他概念，又在阐释其他问题时忽视了“肌理”概念的形成时间，导致出现错综的情况。近来研究者对“二元论”的苑囿有所突破，但对“肌理”说内涵和地位的认识仍不足，而翁方纲诗学在清代诗学史上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最终的确立。     

周作人明末清初思想论略

作为思想解放运动，明末清初的反对甚至痛恨讲体面话的人或文章、反奴、颂真率等思想为周作人所接受。中国古代笑话至明末蔚为大观，清朝建立，遂渐湮没。周作人看重王谑庵，重在其幽默的风度。他把幽默看作国民健全的标志，缺少幽默是社会疾病的一种征候。周作人的乡曲之见和“苏杭文学”的提出，延伸为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汇合成他明末清初思想不竭的源泉和动力。     

京房之学与京房之死

从京房之死与京房之学的关系看，汉代京房易学这类学术确有通过神权强化先秦儒家所讲的。道”的权威以约束君权的意义。先秦儒家学术与汉代京房这类学术同样将“道”置于君权之上，同样与君权有矛盾的一面，但两者的历史命运却又不同。这表明汉人这类学术的衰落是有其自身内在原因的。     

华夏文明曙光的追寻者——沈长云教授访谈

沈长云，男，1944年生，著名历史学家。“无奴派”五家（黄现瑶、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之一，否认中国历史经过奴隶社会，突破“五种生产方式”束缚。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先秦的社会性质、土地制度、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等问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2008年4月25日上午，笔者就沈教授的学术成就和目前研究方向等进行访谈，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及检讨——以宋儒范浚“婺学开宗”形成为中心的考察

范浚的《心箴》在南宋除受朱熹赏识外,其他罕有所及,吕祖谦甚至对此颇为不屑;元人视阈中的范浚以“文学”而非“道学”显;范浚在明清被塑成理学家,还一跃为“婺学开宗”,归因于婺学传统重建、王学冲击、嘉靖帝御注《心箴》等力量的助推。若以思想史论衡,范浚之学近乎朱、陆,与吕祖谦、陈亮的经制事功有别,亦未能开宗立派,故实难当“婺学开宗”之名。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以及理学乡贤能否进入这一谱系,不独取决于个人学说的殊胜性,还受到学派门户之争、政治权力、现实关怀等诸多非思想因素的干预,后者严重削弱了学术史的真实。地域理学文献及理学谱系不足以作为地方学术史研究的最终依据。     

论清代章学诚“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

清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兴盛,章学诚作为学术上违逆时风、自成一脉的异类,在时人眼里堪称"大逆不道"。中西文化的主流在清末豁然交汇与碰撞,生成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暗合",结局往往是本欲张目国学却反被西学俘获。然而,在不少中西学者那里,章学诚的著作是唯一一部在几种意义上都真正可称"历史哲学"的作品。尤其是他"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训诂章句"、"考求名物"、"疏通义理",强调"取三者而兼用之"),在所谓正统史学的桎梏中,明珠暗投却又独树一帜,在本土文化的语境内,将传统史学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尽管章氏学说曾一度引起学界关注,然而自清末以来,国内世事变迁、学术沉浮,其学术价值并未得到真正彰显,他的学说对于当代史学研究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并在创新的层面上促使当下学界保持警醒与反思。     

秦观词创作片论

秦观的词在转益多师的基础上自辟蹊径而成大家,并非只受柳永等人的影响,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词的创作同样深得苏轼的指导、鼓励和提醒,他也继承了苏轼对词“雅化”和革新的成就,特别是过岭后的遭际使他的词作具有“严重高古”的特点,实现了新的突破。     

勾践“长颈鸟喙”别论 ——兼为品观电视连续剧《越王勾践》的一种参考

东周时代兴越灭吴、称霸中原的越王勾践，长期享有“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的恶谥。然而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吴越矛盾既不可避免，勾践之兴越灭吴并“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实有益于吴越两国人民并有利于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的良性发展，其正义性无可置疑；在文种借故不朝之后，勾践隐忍长达一年，最终才将其赐死，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绝非所谓“长颈鸟喙”劣根性的表现。史载勾践无他不道之事，代有识见卓伟之人如韩愈、苏轼、王若虚对范蠡、文种发出诛心之论，令人警醒，足可还此一公案之本来面目。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对自由概念的探讨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赛亚.伯林在理清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自由的含义的基础上,将自由区分为＂免于……的＂消极自由和＂去做……的＂积极自由。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是伯林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本文基于伯林的著作文本,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内涵、划分以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伯林的自由观的内在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