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上的自然资源利用分析

鉴于自然资源的所有与利用相分离,规范资源的利用成为立法的重要内容。为了形成良好的资源利用秩序,用私法方法进行规范非常必要。我国物权法应当以"用益权"的形式来统一自然资源的利用,建立完整开放的自然资源用益权体系。     

处物之道——朱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与西方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有所不同，朱子在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出儒家传统“正德、利用、厚生”的特色。在朱子的宇宙世界中，人、物关系的论述旨在究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仁即生生即是要彰明人对自然万物的一种道德责任；而朱子的格物穷理理论目的便是要我们在道德实践过程中明了以“取之以时，用之有节”作为我们的依物、待物之道。依朱子，人与自然的和谐乃是在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向度中通过人的自觉努力不断地实现的过程。     

现行公共自然资源特许经营制度缺陷及其突破路径

现行中国诸多公共自然资源已经面向市场,从而形成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产权模型,为确保资源利益的公共性、效益化,我国对上述资源之开发、利用借鉴了特许经营制度,通过颁发资源开发许可证与资源利用许可证,试图在有效保障自然资源的公共性前提下,强化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但因产权结构、立法漏洞、监管不力等因素,现行公共自然资源特许经营制度存在.严重缺陷,沦为部分公共权力阶层寻租的手段,形成了违背公共资源利益公平分配的制度性腐败.本文在解析现行公共自然资源领域特许经营制度缺陷的同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并试图寻求法制化解决路径.     

中国戏曲成熟的标志——王国维“戏曲形成于元代”说补正

中国戏曲究竟形成于何时?对于这个问题,戏曲史界的看法是很不一致的.有的说形成於宋元,有的说形成於汉唐,有的说形成於先秦,甚至有的说形成於西周等等.其中以王国维提出的戏曲大成於元代的说法为最早,也最有影响.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多次肯定了这一结论.在<古剧之结构>一节中他指出:“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在<余论>一节中则总结道:“……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藉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     

张载人性论特征新探

摘要：在宋明理学家中，张载是最先系统重构儒家人性论的重要代表之一，以其“自立新说”而著称，突出展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以天道观为基础，解决了人性的来源问题，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天人合一；二是张载认为人性“舍”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两”而成，二者之间形成蔽覆与被蔽覆的关系；三是张载于“知礼成性”外还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命题，使其人性论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论我国自然资源物权体系的构建

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建立科学的自然资源物权体系,对于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以及环境保护至关重要。在我国,针对现存自然资源物权体系的缺陷,应借鉴世界先进经验,分别构建土地资源物权体系和与其他自然资源物权体系,重点构建其用益物权体系,土地资源物用益物权体系包括地上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其他自然资源物权用益物权体系的建构应借鉴浮动担保之浮动性,对于可再生可循环利用的自然资源建立浮动自然资源用益权。     

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的多维阐释

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的重要论述,业已成为我国外事工作的重要价值导向。这一科学观点的形成,是一个以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为理论之基、以中国传统义利思想为文化之源、以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伦理智慧的演进为历史之维的建构过程。在理论之基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继承了国家利益观、国际主义思想、自由人联合体思想、道德和正义原则的理论精髓,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向当代形态的转换;在文化之源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科学地把握传统义利关系中“义”“利”的价值定位,实现了对传统义利思想的超越;在历史之维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义利观、社会主义义利观等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伦理智慧的演进发展,实现了义利关系由国内战略向国际战略的视域转换。     

论水权的定义

给水权下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全面分析了各个学派对水权的界定,并作了较详细的评述.作者认为水权作为在开发、利用水资源过程中产生的对水的权利,包括水物权和取水权两部分.水物权是物权性质的权利,包括资源水权和产品水权两类;取水权为准物权性质的权利,是资源水转化为产品水的前提.水权是以水物权和取水权为基础的一系列与水有关的权利的总括.     

情深兴远:张说、张九龄山水感兴诗风论略

张说、张九龄为有唐文学由初入盛的关键人物,考其诗作,以“情深兴远”之山水感兴诗尤足为英诗风之代表.二张贬谪期间得江山之助,思苦、情深而不失士人之本怀,且一出于雅怨不失正而善于取象,可为孔颖达“兴必取象”诗论之实践,对于盛唐诗坛影响甚巨.     

中国古代儒家"用夏变夷"思想与理论的变迁

“用夏变夷”是儒家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孟子首次提出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其精神实质和具体内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说来,它经历了从孔子时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孟子时提出“用夏变夷”的思想;从先秦时的“外夷狄”、“正朔所不加”到汉唐时的“华夷一统”、“夷狄进至于爵”;从先秦汉唐时的“不予夷狄之主中国”到金元时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几个阶段。     

严羽“师古”审美情怀新探

严羽诗话批评崇奉汉魏盛唐的古典诗歌理论传统,追求＂以汉魏晋盛唐为师＂的文化意蕴。＂以盛唐为法＂凸显了严羽真切的诗话文艺鉴赏思维方式和＂师古＂的审美理想情怀。严羽一直期待从＂学汉魏晋与盛唐诗＂的传统诗艺理论中汲取教益。因此,对严羽＂师古＂审美情怀的作进一步的研究,对当下诗话文化研究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先秦儒、法、道权力制约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权力制约思想在以儒、法、道为代表的先秦政治思想中有大量经典论述。儒家从＂人性善＂出发,基于＂民＂的视角,主张运用＂天＂、＂仁＂、＂礼＂对君主的德行加以规范,进而使其在使用权力、治理国家中施行＂仁政＂;法家从＂人性恶＂出发,基于＂君＂的视角,主张君处＂势＂并以＂法＂、＂术＂为手段对＂臣民＂进行严密控制;道家则从＂百姓＂的角度出发,主张君王应遵循＂道＂的原则,以＂无为＂、＂自然＂的方式使用权力、治理国家,强调人之淳朴本性的保存。三家关于权力制约的不同论述在权力制约路径、政策合理制定、政府职能边界和能、权、责一致的指标要求方面对我国现代权力使用和权力规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法理探析

可持续发展原则作为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原则 ,为国内法与国际法所确认 ,着重强调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协调。而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理论运用于国内和国际发展时却有一定的差别 ,因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法律与发展研究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也在国内法与国际法中有着不同的立场。国内法强调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科学整合 ,国际法注重对环境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对国际义务的承担。由此 ,国际环境法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内容上也应有所体现 ,并且此种有关环境保护的内容也可作为解决国际上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参考依据     

论生态文明的理念定位、价值取向和路径依赖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生态文明被赋予特定的含义。其理念定位是有经有权,有破有立,利人利物;其价值取向是志在和谐,事在小康,路在持续。生态文明的路径依赖包括从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转向知识资源的科学增值,从“单向索取”转向人与自然合理的“物质交换”,从粗放型生产方式转向集约型生产方式。     

商业化慈善与慈善商业化的法律规制

现代慈善是一种公益伦理,它往往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商业原理去配置慈善资源。营利组织可通过“非营利性”手段为履行社会责任,而非营利组织可通过营利性手段使组织永续发展。但是,“慈善”和“商业”行为还是存在本质区别,因而仍有必要加强化慈善商业化监管。建议出台相应法律,完善营利法人社会责任制度,加强非营利法人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慈善信义法律关系,将营利性法人的“非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法人的“营利性”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     

论《中州集》作家小传的文学史意义

《中州集》是金代著名文学家元好问编纂的金代诗词集,其体例是选诗和作家小传相结合。在作家小传中,除了作家的生平事迹等基本内容外,还记载了丰富的金代文学史料,诸如“国朝文派”、“吴蔡体”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是研究金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南中国海地区渔业合作与管理机制分析——以功能主义为视角

渔业资源是南海海域的主要经济资源之一,由于其具有洄游和可再生的特点,构成南海纠纷的焦点之一.在南海纠纷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南海海域渔业资源因合理养护和管理的缺位呈现出不断衰竭的态势,伴随而来的还有南海海洋生态环境的失衡.鉴于此,本文以功能主义为研究视角,在对现有南海地区渔业合作与管理机制的现状、不足展开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南海地区渔业合作与管理机制的“外溢效应”与渔业资源“共同开发”作为地区信任机制建设途径的可能性,认为南海渔业资源“共同开发”可使在油气资源“共同开发”陷入窘境的状况下或可为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打开新的局面.     

中国古典美学与避暑山庄

中国园林的发展演变,经历了由大变小的过程,这也是“自然天成” 的美学原则形成的过程。到了清代追求质朴自然成为时尚。康熙乾隆构建避暑山庄的万树园时,运用了因势造园的法则。在处理万树园与周围景观关系时,运用了虚实相生和自然过渡的方法,构筑了一幅天然的画图。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考论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一观念，最初见于明代晚期。在随后的清代获得了广泛流传，多见于康熙至乾隆年间的小说和戏曲。“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一观念，分别经历了“君虽不惠．臣不敢不事君”、“君为臣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等观念的衍化历程。明清时期君权的无限膨胀，君主专制的绝对强化是此观念产生、流传的现实背景。     

吐鲁番文书中的“武周载初元年壹月”所指日期辨正

对吐鲁番文书中“载初元年壹月”所指日期，目前学界尚存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公元689年11月，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公元690年3月。还有学者认为“载初元年壹月”中的“壹月”也就是载初改元以前的“旧正月”。对于以上分歧，依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对“载初元年”起始日期的重新认定，结合唐代史料记载、户籍的造籍日期以及手实文书的保证话语，认为“载初元年壹月”应指公元69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