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学术史意义

朴学成为清代学术思潮,顾炎武有筚路蓝缕之功.他提出的"经学即理学"命题是清初批判宋明理学尤其是王学末流空疏学风最严正有力的话语.它以经学为理据瓦解了宋明理学的理论根基,代之以经世实学,在明清之际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其致思趋向是通过音韵研究和文字训诂来解读原始经典从而通明圣道以经世济民,这使得以经典考据为主的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得以确立,而其中所蕴含的实事求是精神也开启了近代科学实证主义的治学方向.     

经学即理学：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

顾炎武对理学的批判,主要是对明代及清初之“伪理学”即阳明心学及其末流的批判,其主要论点是心学为经学之害、心学清谈误国、心学“不自知堕于禅学”和“外仁、外礼、外事以言心”。这些批判也附带着一些对于程朱之学的负面评价,不过这些负面评价,主要是认为《二程语录》《朱子语类》之类的语录在客观上给脱离经典而空言性与天道的心学之兴盛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同时也认为程、朱的某些言论有涉禅之嫌和导向心学之可能,这反映出顾炎武的儒学发展思路不同于宋明理学家融合儒、释、道的儒学发展思路,而是主张在保持儒家文化的纯正性前提下来发展儒学和体现儒学的经世实用之功效,但在总体上顾炎武充分肯定了程朱理学“据经论理”的经学本性,并否认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之间有必然联系。然而,在以“仁”为核心价值的儒家文化价值观上,顾炎武通过对儒家“性善”理念的重新诠释,又表达了其不同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家主张“存仁灭私”“存义灭利”的价值观：以“仁爱寓于私情”的观点为主要标识、反映明清之际时代要求的新仁学价值观。     

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礼学思想

本文通过对顾炎武“明道救世”礼学思想的详细疏理 ,阐析了这一思想在有清一代学术思想中的地位。作者认为 ,顾炎武礼学思想的形成 ,不唯开一代研经治礼之风气 ,且为后世学术路向奠定了基调 ,“以礼代理”、“礼学即理学”学术潮流的酝酿 ,即是承顾炎武礼学思想之绪而起的     

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

清初,满洲贵族以异族入主,深讳“夷狄”之称。为了笼络士人,箝制言论,清廷努力使思想同化于先进的汉族文化。程朱理学强调“规矩禁防”,具有束缚思想的作用,康熙遂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以统一全国思想。在其政治力量的扶持下,程朱理学呈现了“回光返照”的气象,激起一些排满学者的反感。加之受了“天崩地解”形势的刺激,在当时的学界中涌现出一批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是这一思潮中的佼佼者。对于理学的批判,颜元不同于王夫之、顾炎武。王夫之是“入其垒,袭其辎”,就理学的范畴、概念来批判理学;顾炎武是提出经学以反对理学;颜元则不然,他把以往两千年的学术思想全部否定了,而试图建立以总结社会生活、生产经验为内容的新理论。     

通经致用,崇尚气节——李因笃行思探赜

作为明清之际“关中三李”之一的李因笃,针对王学末流蹈于空疏之弊,他结合现实问题,对传统学术尤其是经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著名思想,并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在实践中,他抱道守节,承继关学宗风,作为关中学者,大力推崇和表彰张载关学,以自己的切身实践积极推动关学的发展,成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颇具特色的关学人物。     

戴震的“通经”与“明道”

戴震的学术宗旨是“通经以明道”,并在义理、考据和文章这三种学问之途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他对这三种学问之途所作出的那种高下、本末之分的治学态度却常常为时人学者们所诟病。考察他这种治学方法上的利弊得失对于我们矫正清代“经学”之弊以重开当代“经学”之新风气方面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清代初期实学研究论纲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传统学术发展至此已达到较高水平。先秦以来出现过的各种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想,在清代大都可以找到其发展演变的轨迹与归宿。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此为有清一代实学学术之滥觞,初步奠定了乾嘉汉学和晚清新学的基础。以经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学术,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并开始新的转型历程。总之,在清代初期,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和社会实际问题研究,均取得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成就。     

论《日知录》的训诂成就与学术贡献

《日知录》的训诂成就主要体现在经学考辨、史学考辨、考证典章制度、考释文字、考释词义、解释句意、揭示修辞手段、考释用典和校勘文字等方面。《日知录》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顾炎武对经学、史学的考辨,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二,顾炎武对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对清代学者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顾炎武开启了清代＂实事求是＂的治学学风。     

钱谦益和经学

本文认为钱谦益既是经学倡导者，又是异端思潮鼓吹者。他反对理学，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入批判理学思潮的发起开辟道路，显示出一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的清学特征。     

阳明后学“无善无恶”说对晚明学术范型的影响

为研究晚明“无善无恶”说之于是时学术范型的影响问题,以王龙溪、李贽、黄道周等的思想为中心进行阐释。研究认为,李贽通过“童心说”传承王龙溪的“无善无恶”思想,试图寻找具有本体意味的天理良知;黄道周等掀起回归儒家经典的学术运动,提出儒学重建在于由理学、心学向经学的过渡与转型,将经学的过渡与理学打通,贯通其中的“无善无恶”说成为晚明学术新范型——理学向经学转向的先导动因。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范式突破: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

经学和理学是儒学的两大基本学术形态,经学自是经学,理学自是理学。唐宋之际,在儒学复兴的旗帜下,儒学经历了从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的范式革命。为研究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在此变革中,张载不但较早讨论了太极、性与天道、义理、心、性、动、静、天理、人欲等理学重要概念,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而精辟的哲学命题,建立了包括知天之学、为圣之学、外王之学在内的完整理学体系,对理学方法论也作了全面的探索和阐述。研究表明,作为一位创新意识最强、用功最刻苦、源流最为纯正的宋明理学奠基人,张载在理学脱离经学而成为一种新儒学形态的学术变革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所创立的话语系统和不同于经学的方法论对后世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清初江西三大学派岐同述略

明清之际,思想界多对明中叶盛行的心学持批判态度。继而兴起的是实学思潮,以顾炎武为代表,提出“经世致用”说。另一种思潮则是企图中兴理学,以挽救世道人心。这时期,江西亦出现三大学派,称为“江右三山”,即宁都易堂九子、南丰程山学派、星子髻山七隐,代表人物分别为魏禧、谢文洊、宋之盛,各以“经济”、“理学”、“气节”“有声于天下”。弄清三家学术岐     

明清时期的官方理学和非官方理学

我国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但在理学中,又有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的区别。官方理学是以明代薛瑄、胡居仁,清代熊赐履、李光地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与权力、利禄相结合,在理论上日渐僵化。非官方理学是以明代罗钦顺、王廷相,清代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对程朱均有所批评,富有理论的创新性。在明清,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都批判心学。对他们来说,心学无疑是异端之学。     

姚鼐与理学和考据学

姚鼐与理学和考据学刘守安清代统治者极重理学,视程、朱理学为治国之根本,康熙皇帝称程、朱理学“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清实录》）。但明末以来,一个实学思潮在思想文化方面逐渐发展。入清之后黄宗羲、顾炎武、毛奇龄、阎若璩等注重对六经、孔孟之本意进行考索,...     

戴震对清代训诂学的贡献

(一) 我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旧称“小学”,它是随着经学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经学的研究自西汉元帝时起(公元前48至前33)至东汉末年(公元220)为全盛时代。汉以后由盛及衰,经过一千四百多年至清代而复盛。古代的语言文字学也一样,始盛于汉,复盛于清,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形成了马鞍形的两个学术高峰。清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之所以盛极一时,这与清儒以汉学为正宗而研究经学,兼通小学是有密切关系的。自汉代至清代,由于时代悬隔,古书音读,早已失传,典籍虽存于世,而后人都不能通。清初顾炎武首先指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以知音始”。为古韵学的研究开拓了考古审音之先河。自此之后,学者治经,兼及训诂音释,旁通语言文字学。清代在乾嘉时     

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经筵讲义》是朱熹为引导宋宁宗成君德立圣治,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而作。为此,他紧扣《大学》三纲领,以“天理”所赋之“明德”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诠释了尧舜可学而至的理论依据及工夫进路,从而将帝王纳入了“天理”所规范的范围,要求他与普通人一样按照理学的标准修身,成就盛德至善的圣王功业,寄寓了朱熹以学术影响政治,以理学建构帝学,致君尧舜的理想,客观上促进了理学的社会化。     

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宗旨

对清代考据学派学术宗旨的认识关系到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从清初的顾炎武、阎若璩等 ,中期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到晚清的俞樾等无不以由小学以通经明道作为他们的学术宗旨。这一宗旨是考据学区别于宋学的最显著的标志 ,它说明考据学家们不是为考据而考据 ,对批判程朱理学、促进学术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道光年间的学术流派

一 清代经学研究的风气很盛,派别林立,其学术宗旨、研究方法、学术作风因时变化。皮锡瑞说:“国朝经学凡三变。”①王国维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采之学新。”②清代学风曾几经变化,其间,尽管有程朱陆王之争,汉宋之争,今古之争,新旧之争。但是,一条“实用”精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域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