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三个代表”与高校建设

“三个代表”的思想是高校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在高校落实“三个代表”就是要发挥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力，实现高校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的职能；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实现高校先进文化的影响和传播职能；就是要坚持育人为本，实现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一种经济伦理学观点

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思考“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争议问题。文章探讨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 分析了经济伦理学兴起的原因,论证了经济伦理研究和实践能够与“以德治国”相互促进。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神技无技”：庄子技艺美学思想的吊诡

庄子用合道的神技来取代技艺,即用道的自然无为来改铸技艺,无为是无为了,但也就没有人为之技艺了,此即“神技无技”。神技不具有技艺的规定性,技艺是目的性有为,神技是自然无为;技艺创造的是第二自然,神技则不害第一自然。神技也不是现实的技艺或其比拟,神技是对人为技艺加以“自然无为化”或“道德理想化”后的虚构,有其神秘性。神技的逻辑结果就是对现世技艺的取消与否定,如“无画之画”、“其钓莫钓”、“无乐之乐”等。神技经后世的理论转化后,实现了与技艺的统一,那时才显现出“无法之法”等艺术创造思想。     

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德鲁克的“实践人”之理性思考

人性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德鲁克认为人性无善恶之分，只有在实践中人性得到不断提升和塑造，即“实践人”，并阐述“实践人”存在的三个纬度和几个特性。由于德鲁克的阶级局限性，“实践人”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德鲁克的 “实践人”为人性研究的当代发展拓展了新的思路。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儒家“仁爱”伦理与基督教“博爱”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儒家伦理的“仁爱”思想和基督教伦理的“博爱”思想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思想精华,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分析了两种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现代意义,重点比较了两者的相同与差异之处。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论鲁迅的儿童观

鲁迅站在人类本位的高度认为父子关系是一种自然的伦理关系 ,是平等的。父母对子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教育儿童方面 ,他也有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作用     

家庭伦理视域里的鲁迅进化论思想研究

鲁迅家庭伦理思想产生的主要思想理论基础是进化论、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就进化论思想来说,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可以说直接来源于严复的影响,但是通过在日留学其间对于进化论思想的相关文献的直接研究以及章太炎＂俱分进化＂思想对其的影响,促使其形成了以重青年、重精神、重现在为特色的进化论思想,由此使得鲁迅主张父母要解放了孩子,改变传统家庭教育的方式。     

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互动德育场

构建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互动德育场,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生活化,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需要,也是拓展德育场域,实现全方位、全时间、全空间、全过程的大德育格局的重要保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互动德育场,必须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在德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做好学校与家庭互动德育场、学校与社会互动德育场、社会与家庭互动德育场建设的各项工作。     

论农村留守儿童“隐性违法”的伦理治理

农村留守儿童“隐性违法”是一个人们未曾关注到的法律隐蔽角落。它具有侵财性、盲目性、偶发性、暴力性、混杂性和易衍化性等特征明显,主要是由农村社会环境的“灰色化”、留守家庭功能的“失常化”以及教育管理层面的“放任化”等因素综合所致,现已成为了一个棘手的社会治理难题。从伦理治理的维度出发,通过加强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伦理关怀,弥补留守儿童亲情缺失,为留守儿童创造良好的社会化环境,从而为预防、控制和减少留守儿童隐性违法行为发生提供有效途径。     

古彝文献《玛牧特依》中的幼教思想及特点述略

古彝文献《玛牧特依》蕴涵着丰富的幼教思想,是指导彝族传统家庭幼儿教育不可缺少的经典著作。书中对不同阶层家庭的儿童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教育要求,在教育活动中,提倡早期教育、依龄施教和学以致用,强调父母言传身教的重要作用。这些优秀的幼教理念,至今对彝族社会家庭教育起着积极的影响。     

传统家庭伦理与现代家庭道德建设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对现代家庭道德建设具有深刻影响和当代功用。其主要内容如父慈子孝、长尊幼卑、谨身节用、齐家兴国等积淀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诸多方面,良莠并存。现代家庭道德建设要批判地继承传统家庭伦理,既要深入挖掘优良传统,积极提升人伦价值,提倡艰苦奋斗,树立良好家风,又要注意克服消极因素,防止传统陋习死灰复燃。     

青少年学生网络伦理难题的成因与对策

本文分析了青少年学生网络伦理难题产生的原因:与道德教育者的缺位有关;与网络社会道德调控的机制缺陷有关;与青少年成长的身心特点有关;与青少年的现实伦理问题有关。提出了解决网络伦理难题的对策:构建科学的网络伦理观;建立学校、家庭和社区网络道德教育的综合机制;积极开展适合青少年身心特点的网络活动,为青少年学生轻负减压;实行网上内容的分级过滤;坚持网络伦理教育与现实伦理教育的密切结合。     

伦理视角下的《狂人日记》译本研究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鲁迅先生的创作颇具特色,独树一帜。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著名翻译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其作品融会了中西伦理文化的共性与冲突。中西伦理对鲁迅创作思维的影响不容忽视,鲁迅一方面试图用西方新伦理突破中国封建旧伦理的禁锢,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这种矛盾和交锋在鲁迅作品中时有隐现。作为译者,基于中西不同的伦理观,对鲁迅作品进行翻译时便可能造成信息的缺失,从而导致读者的误读。对比《狂人日记》的两个英文译本,探讨译本中隐含的鲁迅的不同伦理观。从中西伦理契合型和冲突型两个角度分析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以期促进译本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     

家长与素质教育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是实施家庭教育的关键。家长应理解、支持和重视素质教育 ,并积极引导孩子正确对待素质教育。家长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家庭教育水平 ,积极配合素质教育。同时 ,要处理好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关系 ,使孩子在三方协调配合的教育中得到全面发展     

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

家庭养老一直是老年学和社会学的热门话题。但是过去关于养老的研究忽视了家庭养老机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代际关系与西方代际关系有着很大的区别,如果仅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是无法理解中国的家庭养老的。因为在中国,绝对不能忽视文化和伦理的因素对家庭养老的影响。本文以老年人在代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责任伦理"为分析视角,以1999年9月的"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对北京市城区家庭养老的现状所做的定量分析为基础,认为家庭养老的现实可行性是建立在老年人对下一代的"责任伦理"(老年人对子女不计回报的付出,在家庭养老的三个方面———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尽量自立,始终想的是减轻子女的负担)的基础上的。家庭养老并不意味着子女给予老年人对等的"反哺",事实上老年人的付出总是远远大于子女的回报,并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城市居民平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真正需要子女给予帮助和赡养的年龄已大大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