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颜元对程朱人性论的批判

颜元是清初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坚决反对宋明唯心主义理学,揭露理学以理“杀人”①的本质,其批判锋芒直指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颜元对程朱理学的批判集中在人性论和认识论两个问题上,本文只涉及前一个问题。     

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

清初,满洲贵族以异族入主,深讳“夷狄”之称。为了笼络士人,箝制言论,清廷努力使思想同化于先进的汉族文化。程朱理学强调“规矩禁防”,具有束缚思想的作用,康熙遂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以统一全国思想。在其政治力量的扶持下,程朱理学呈现了“回光返照”的气象,激起一些排满学者的反感。加之受了“天崩地解”形势的刺激,在当时的学界中涌现出一批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是这一思潮中的佼佼者。对于理学的批判,颜元不同于王夫之、顾炎武。王夫之是“入其垒,袭其辎”,就理学的范畴、概念来批判理学;顾炎武是提出经学以反对理学;颜元则不然,他把以往两千年的学术思想全部否定了,而试图建立以总结社会生活、生产经验为内容的新理论。     

颜元对程朱理学扬弃原因探微

颜元是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颜李学派的开创者。颜元对程朱理学的态度是一个变动的过程：从崇奉到怀疑,从怀疑到批判。这是颜元对中国传统学术抉择的过程,也是学术和社会互动的结果。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原因。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扬弃,颜元构建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在中国学术史上广具影响的颜李学派。     

颜元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明末清初杰出教育思想家颜元在倡导实学教育的同时 ,对传统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矛头直指理学教育。他认为传统理学教育是“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教育 ,此种脱离实际的“习静”、“书本”教育弊害深重 ,实足以冒乱圣学、损毁人才、旷废政事、败坏风俗 ,必须彻底摧毁。颜元对传统理学教育的批判意在激发青年的民族意识 ,与清朝统治者利用理学麻痹青年的教育政策作斗争 ,虽有过激之言 ,然重实求是的思想光芒于今犹鉴。     

关于“理学”概念的思考

“理学”这一概念与“道学”、“宋学”等概念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要区别。“理学”的产生和运用具有特殊的背景,既有经济、政治等外在环境的影响,又受到学术传统内在理路的制约。因此,把握“理学”概念,要运用历史的眼光,结合特定语境,从不同的层面来加以考察。     

论颜元的政治思想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他对宋明唯心主义理学作了尖锐地批判,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唯物论者、进步思想家。颜元的政治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早期著作《存治编》中。在《存治编》里,颜元提出了“井田、封建、学校,皆斟酌复之”的三大政治纲领。他在“复古”的旗号下,表示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满和批判。梁启超曾概括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的特点为“以复古为解放”(《清代学术概论》1954年中华书局版第6页),这是很对的。这一特点,在颜元的政治思想中表现尤为突出。前几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把历史上凡主张“复井田”、“复封建”的政治见解,一概斥之为复古倒退。那种不作具体分析的历史唯心论的方法,是要不得的。 一     

论朱熹理学体系天人不合一的内在矛盾

“天人合一”是宋明理学的总纲与基本原理，也是全部入学的基本原理。朱熹理学体系并未到达真正的“天人合一”，天人贯通，而是利用概念歧义对天人之理作了不同解释，天人依然处于分割隔离状态。朱熹理学体系天人不合一主要表现为：一是宇宙论理路与人性价值论理路的矛盾；二是对“天人合一”之理——“仁”，的内涵解释理路的矛盾，即天地之性与人的本性之间的矛盾。     

论颜元与"孔颜乐处"

颜元迷恋于程朱理学长达8年之久,但具体内容学术界未曾提及.事实上,以"孔颜乐处"为切入点,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身体力行道德禁欲主义,是颜元受程朱理学影响的具体内容所在.颜元之所以能自成一家,创立颜学,是其敢于同以往崇信的对象决裂,并对此进行深入批判密切相关的.     

颜元的教育思想

颜元(公元1635—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清初大思想家、教育家,他以“驾一叶之舟而欲挽其流”的大无畏精神对统治中国达数百年之久的理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成为当时最坚决、最勇敢的反理学战士。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赞扬“其对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近代学者钱穆先生也指出:“其气魄之深沉,识解之毅决盖非有南方学者如梨洲、船山、亭林诸人所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论清代鸦片战争后以儒为本以洋为用的治国思想

明清之际,封建统治阶级使程朱、陆王理学走向极端,已出现了危机。尤其王夫之、戴震对理学的有力批判,更动摇了它的统治地位。王夫之提出要砍除理学的痼疾,治国以不应循古人足迹行进,要因时制宜。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说:程朱理学天天鼓吹分清天理、人欲,极力抬高天理,而把“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皆视为不合天理的人欲,要人们革除,使人求生不得。由此,戴震得出结论说,理学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颜元认为理学毁坏人才、灭绝圣学和败坏世风,而儒家思想真正学术却日趋衰竭。于是他强调教育之大务在明人伦,真正掌握仁义礼智等德性,而后要学实业。提出要以七字富天下: “垦荒、均田、兴水利”;以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