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钦顺对王阳明心学的辩难

王阳明心学自产生以来,便备受当时学者们的关注,其信奉者、追随者较多.不过,它又是一种较易引起争议的学说.在王阳明心学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之中,罗钦顺即与王阳明展开辩驳.他对王阳明心学的辩难可归纳为以下数方面:一是从体用、修养工夫、常识等角度批驳了王阳明关于“良知即天理”之类的说法;二是认为王阳明的“心即理”说会滋生“求内遗外”等弊病;三是反对王阳明将格物解释为“正念头”,等等.罗钦顺批驳、辩难王阳明心学,旨在扭转王阳明心学过于内在化的倾向.不过,罗钦顺对王阳明心学的辩难也有不合理之处.     

试论王阳明的“心学”教育体系

王阳明“心学”教育思想贯穿在他的整个教育学说之中，并形成了一套以“心学”为哲学前提的释经体系。王阳明“心学”教育体系的理论结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心学”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石，“心学”教育实施的路径以及“心学”教育的宗旨和目标，其教育体系的完整性正是王阳明独创性智慧的真实体现。     

论姚剧《王阳明》“真三不朽”形象的塑造

姚剧《王阳明》塑造了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真三不朽”的圣贤形象,王阳明一生为社稷和黎民百姓立德、立功、立言,并将三者有机地统一在“致良知”的人生境界中.姚剧《王阳明》全面地展示了主人公坎坷和美好的一生,性格鲜明,气势恢弘,成功地塑造了一代完人的形象,具有较高的人文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     

李栗谷对王阳明“心学”思想之融合性传承

李栗谷与李退溪并称朝鲜性理学的“双璧”。作为“栗谷”学派的创始人,李栗谷思想兼容并取,不墨守所谓的正统性理学,细究其理论学说中亦具有极其丰富的王阳明“心学”内涵。以李栗谷思想中的“道本于心”“至善与中”及“知行并进”等理论为中心,可验证李栗谷学说中的诸多理论皆与王阳明“心学”思想是相当契合的,亦具有十分明显的融合与传承王阳明“心学”之特征。     

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管子“心术”与阳明“心学”思想之比较初探

管子“心术”思想和王阳明“心学”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具有博大的内容和深远的价值。对管子“心术”和王阳明“心学”进行比较分析,这是初步的学术尝试。研究二者的差异,有助于深入理解“心术”及“心学”思想,拓展对两种思想的传统理解。     

治心：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

王阳明心学不仅是哲学的建构,而且是实践的学问.由王阳明心学主要思想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方面表明,王阳明心学在实践中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并着重于个体内心的逆觉体证,转化人心从而安顿生命,因此可以说治心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治心中,王阳明提出四句教的治心方法,针对三种品级采取相应进路,循循渐进,实践可以体会良知的妙用,体验心体之乐,提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人可以成圣.王阳明治心方法圆融,但有走向情欲横流的危险,而且这种觉民行道的路线理想化,在现实中有较大局限.     

王阳明致良知的认识论及其成圣主张

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承陆九渊心学宗旨,提出了一系列回归主体直指本心的道德论,但不同于陆氏简单地将“心与理同一”,王阳明在本心之上加进了“良知”这一道德标准,试图为心学找到客观的人格规范,为普通人打通成圣入贤的道路。     

致良知论——阳明心学思想初探

“致良知”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它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其思想宗旨和最终归趣。从其心学的思想立场出发,王阳明赋予良知以多方面内涵,验证其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天赋良知通过“行”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致良知的过程。他对良知与致良知关系的规定,显现其统一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思路,同时又构成了本体与功夫的逻辑前提。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将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相结合,表达了宋明理学“本体与工夫”结构的基本内涵,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     

论南大吉的心学思想

南大吉是王阳明的高门弟子,年少就立志于求圣贤之道,对心学思想有着深刻的体认和感悟.他认为圣贤之道在于良知本体,提出了“心之良知本一”的命题,同时主张在“体之用”上下工夫,尽力做到“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好善忘势、反身内省;“中心悦而诚服之”;躬行实践、心学治政.他将关学与王阳明心学思想融汇贯通,为关中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关学心学化”的开始.     

王阳明心学的产生及其特点

一王阳明心学的产生明朝官方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它在明初占有独尊的地位。成化弘治以后,长期被压抑的陆九渊的心学开始抬头,王阳明则公开地打出了陆学的旗帜,以(?)扬他的良知学说,给了儒家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一个极端地发展。嘉靖以后,陆王心学在思想界风靡一时,《明史·儒林传》说,阳明学“门徒徧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我们先谈一谈这个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明代心学与《金瓶梅》

《金瓶梅》所塑造的主要人物绝大多数是负面形象,小说作者认为致使他们去善为恶的根本原因是其过分膨胀的欲望,而拯救世人的根本办法是人自我的“明悟”,即彻悟后达到内心澄澈无欲的境界。小说的主要思想与明代王阳明心学核心思想(“致良知”论)的主要内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王氏心学在明代嘉万时期对士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金瓶梅》成书时间约在嘉万年间。这些足以说明王氏心学对该小说主题思想有重要影响。     

论王阳明致良知学与萨特现象学还原的相似点

从现象学还原的层面比较了王阳明心学与萨特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了阳明“真己”与萨特“自为”的相似点,阳明“人心遮蔽”与萨特“意识物化”的相似点,以及阳明“致良知”与萨特“现象学还原”的相似点,认为阳明心学与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现象学之间可以相互诠释,从而使王阳明心学与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在精神上找到对话之点。     

王阳明心学的再认识

明代王阳明心学,通常被认为是我国哲学史上主观唯心论的典型。从王阳明心学的深层涵义来看,王阳明心学在主要意义上是价值论哲学,与通常所理解的主观唯心论并不相同。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诠释王阳明心学,则从根本上偏离了王阳明心学的实际,并不恰当。     

“不作好恶”与阳明心学有无相合特质

王阳明心学体现为有无相合的性质,包括以有合无、无中生有两方面.“不作好恶”是理解王阳明有无相合心学特质的重要观念.“不作好恶”有三层意涵,这三层惠涵无不关联并指向着王阳明有无相合的哲学理想:心之本体无有作好作恶指示出“无中生有”的学间;不作好恶的工夫指示出“以有合无”的思想;情顺万物的境界也就是即有即无的圆融境界.     

乐之境--王阳明"乐"思想研究

王阳明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也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乐”思想是其心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心灵经历艰苦磨练的亲悟。本文认为王阳明所说之“乐”是本体、工夫和境界的同一,是人的基点、人的追求和人的归宿的同一。王阳明的“乐”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反思生命的存在与本质,更好地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心灵的恬静与和乐。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心学与理学

心理和理学这两个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并不一定要明确地加以区别和使用的。本来,“心”一词也好,“理”一词也好,都经常在多层含义上被使用,所以把“心学”和“理学”设定为两个具有对立关系的概念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王阳明说：“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1]就连这样给理学路线当头棒喝的王阳明也被其后继者称为“理学”,可见其使用方法是模糊的。以此为背景,中国的学者或者以为“心学”和“理学”应该加以区别,或者以为“心学”与“理学”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已,为此而煞费了种种苦心。作为其中一例,请…     

《诗经》与心学之原——从王应麟的论点出发

南宋学者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指出,《诗经》中《敬之》篇所表达的思想是心学之原。历来学者在探讨心学的源流时,对王氏之观点没有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心学大师杨简的确在对《敬之》章的诠释中将"敬"与心相连,而公认对陆王心学影响巨大的孟子,在推崇"敬"的同时,也受到了《诗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敬"在陆象山、王阳明和其他心学大师的哲学体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诗》学也被他们认为是在敬畏之时保持洒落的关键,因此,王应麟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可信的,这也为剖析心学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视角。     

“格物”“、致知”的重新阐释与明代后期的学术演进——以李材、高攀龙、刘宗周为例

《大学》在明代后期学术的演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代学术与其它朝代不同之处是其重视学术自得与宗旨。王阳明良知之学是《大学》、《孟子》重新阐释的结合体,心学的核心概念良知和致良知正是王阳明学术的自得与宗旨。而王阳明学术的起点是从"格物"、"致知"的重新阐释开始的,这也是王守仁告别程朱理学,走向阳明心学的关键。从王守仁的"良知"之学发展到刘宗周的"慎独"之学,是对《大学》"格物"、"致知"重新阐释的结果,更是学术演进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