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后考述

清初对台湾统一问题的重视,使清王朝对海神妈祖赋予了极大关注与推崇,并于康熙十九年敕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正式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之后,更随着对台统治、琉球外交与漕运等国家大事对天妃神灵的依赖,清廷对她一再加封,并多次御赐匾额。雍正十一年后,天后还纳入各省沿江河地方祀典,享春秋二祭。嘉庆二十二年在都城建成国家性质庙宇,由中央朝廷派遣圆明园官员定期祭祀。祭祀规格上,取少牢之祭,行“三跪九叩”礼,配有简单乐舞。有清一代,共加封妈祖十五六次之多,封号多达62字,这对纳入国家祭祀体系的民间神来说,是极大的褒宠。     

弘治初年祀典厘正论初探

明初制定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祀典体系在永乐以后逐渐变化。抵弘治初年,一批士大夫针对祭祀体系中积聚已深的佛、道、杂神崇拜等因素,要求废弃不符合明初祀典精神的祭祀对象、汰除渎礼、清理祭祀方式和人员。其批评的现象主要是各种渗透于国家祀典的非儒家信仰活动,批评的行为主体则是皇帝为核心的贵族。孝宗对士大夫厘正祀典的呼吁略示赞同,但并未认真采纳。尽管如此,弘治时期国家祭祀活动,仍是明中叶最接近洪武旧制精神的。明中期关于祭祀体系的这场争论,反映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儒家信仰与佛、道以及杂神崇拜等观念的深刻冲突,此为明代政治文化的一个内在特征。     

两宋时期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

两宋政府十分在意对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用心整顿民间信仰,一是通过编修祀典及神祗位阶赐额加封制度将部分民间祠祀合法化,纳入官方祀典体系--春秋以时祭祀;二是不断针对祭祀对象、祭祀行为和祭祀组织,颁行禁令,取缔禁止"淫祠淫祀".     

明清时期泰山神祗地位变迁探究

泰山信仰即以泰山神（民间化后称为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为主的宗教神灵信仰。泰山神信仰源于远古的山岳崇拜,在明代以前,泰山神不仅因多次得到帝王的敕封、致祭而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也因“泰山治鬼”之职而成为民间各香社崇祀的主体,泰山行祠亦已遍布域内各府、州、县,其在泰山乃至域内众神中的独尊地位是其他神灵所无法比拟的;而碧霞元君不仅兴起较晚,其民间杂祠甚至淫祀的属性亦不时成为世人抨击的对象,地位远在泰山神之下。但明代中后期之后,两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碧霞元君犬有凌驾于泰山神之上之势,究其原因则与泰山神回归官方祀典、封禅活动的终结及碧霞元君神职广大等诸多因素有关。     

论明代福建妈祖信仰的特征

明代妈祖信仰比之宋元时代,在封号等方面都显得衰微,但因为自永乐朝始采取相对开放政策,海上经贸活动增加,加上十多批次册封琉球使者以及郑和等太监使团的出洋,均与福建和妈祖信仰有关,因此明代福建的妈祖信仰在传播的范围、方式等方面,却都得到一定的发展,呈现出较明显的一些特征,也反映出福建在明代妈祖信仰传播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高丽时代妈祖接触考

在北宋宣和年间,以路允迪为首的宋朝使团来到了高丽国,向高丽人谈到了妈祖信仰.到了高丽末期,高丽人对妈祖的信仰变得更为积极.郑梦周、李崇仁、权近、朴宜中等高丽使臣们渡过渤海湾,找到了在北方最早被分派的沙门岛天妃庙,在那儿向妈祖神致祭或是留下了吟咏妈祖信仰之灵验的作品,可以作为在高丽末期妈祖信仰曾流传过的一个很好的证据.而当时往来渤海湾的高丽渔民曾非常虔诚地信奉妈祖.     

中国古代遗产保护制度研究

自距今四千年左右的殷商时代起,中国就有见诸文字记载的祀典制度存在。祀典制度就是古代版的遗产保护制度,与现代西方的遗产登录制度相当。《礼记·祭法》所确立的"法施于民则祀之,以勤死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五大原则是最早对祀典准入制度的文字记录。《尚书》关于殷周之交祀典传承的记载以及夏商周三代天子诸侯祭祀名山大川的活动是最早的具体运用祀典的明确记载。本文从《祭法》所确立的五大原则、一个已经存在三千余年的遗产登录系统、圣贤崇拜与遗产保护意识的养成等三个方面通过大量文献信息的征引,说明祀典制度即古代的遗产保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事实。     

明代北京寺庙"敕赐碑"书家研究

明代出现了皇权独尊专制的状况, 因此建立寺庙者为了提高品位, 请求皇帝赐予寺庙名号.皇帝为了显示皇恩浩荡, 大都愿意为之赐名.于是寺庙要立碑作记, 简称之为"敕赐碑".碑记的撰文者皆出自朝廷中高官文臣, 碑的书丹及篆额者, 也应由朝廷中有影响及资格高的书家为之.因此北京寺庙的"敕赐碑", 便成为明代朝廷书家活动的重要缩影, 是研究明代朝廷书家非常重要的一手资料.故将北京的"敕赐碑"按发展情况分为三个时期, 结合朝廷书家、书事加以讨论研究.     

明代山东民众信仰的多样性

明初统治者为了整顿神统，明确规定了国家允许进入祭祀的神灵。为了强调正统信仰的合法性，明太祖从法律上强化官方宗教，洪武三年六月禁淫祠制日：“古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间合祭之神，礼部其定议颁降，违者罪之。”（卷五三,P1037页，洪武三年六月甲子）但明中叶以后大量民间信仰开始进入国家祀典，民众信仰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东海神的崇拜与祭祀

黄淮海平原是先民们最早的活动地区之一,先民们很早就萌发了对其东部辽阔大海的崇拜,出现了对东海神的祭祀.从东海到东海神的形成,从东海神纳入国家祀典的岳镇海渎到历代统治者的祀典礼制不断完善,东海神的封号与神祠位置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宋代东海神崇拜与祭祀日隆,就与庇佑社稷和护卫海上交通有关.东海神崇拜与祭祀的变迁可谓是国家祀典岳镇海渎变迁的一个缩影.     

共享与差异：明代北京的民俗宗教

明代北京存在着来源不同、性质各异的多种庙宇,其中有些神灵被纳入官方"祀典",有些则属于民间"私祀",但是否纳入祀典,并非"正祀"和"淫祀"的明确分界。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宗教因素相互交融,成为一种统一的宗教,这就是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民俗宗教。民俗宗教体现在从国家礼仪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按照时令节日,在家中或到特定的宗教场所进行祭祀、祈祷、进香等活动,是民俗宗教最重要、最直观、最集中的展现。从明代中叶开始,围绕到寺观神庙的祭拜贡献等活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香会,它们的规模日趋庞大、组织日趋复杂。民俗宗教虽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但其内部并非混融无间,不同阶层和身份之间往往会表现出明显差异。     

“春秋谕祭”与民间“醮仪”——明清佛山北帝祭祀仪式探析

"春秋谕祭"是明代朝廷给予因显灵而"御大灾、捍大患"佛山北帝神的褒奖,是祭祀北帝的国家祀典。自明代景泰年间到清代,每年分春秋两次举行,仪式隆重,规模壮观,是佛山上层士绅的特权,而民间酬神谢恩的"醮仪"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参与祭祀的平台和机会,让他们与神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给了他们心灵上的慰藉。官祀与私祀,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有利于增强佛山民众的归属感和佛山地方社会的整合。     

黄帝陵祭祀与中华文化自信

针对黄帝陵祭祀与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文化自觉的关系问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黄帝陵祭祀的历史发展、文化内涵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陕西黄陵县桥山自汉武帝开始就成为中华民族祭祀祖先黄帝的“国祭”之地,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体现在祭祀礼仪、礼器、服饰、音乐和祭文等方面的深厚祭祀文化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场地、陵地古柏是构成“精神标识”和“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持续的黄帝陵祭祀典礼带给祭拜者的体验感、神圣性,促使民众对黄帝、黄帝文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敬畏,并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黄帝陵祭祀已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的重要平台;当前亟需制定《黄帝陵公祭法》来确立黄帝陵的国家公祭地位,确保黄帝的崇高地位和黄帝陵祭祀活动的至上性、庄严性,发挥黄帝陵祭祀在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岁时民俗特征比较中韩端午节端午祭

根据岁时民俗的传承性与变异性特征,中国端午节与韩国端午祭均为中国上古端午祭的现代传承.端午节即端午祭,祭祀是端午节的本意.中国端午节的历史文化内涵大于韩国端午祭.中国端午日举办的各种节俗活动,归结起来均与祭祀信仰有关,并有官方与民间的等级区别.现今韩国江陵端午祭由"儒教式祭仪"和"巫俗祭仪"两部分组成,实即相当于官方与民间的祭祀活动.自上古时期至今,在端午这一天祭祀以祓除瘟疫、祈求人寿年丰,在中国和韩国都未有任何改变.几乎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所有细节,都可以在中国端午节俗活动中找到具体的、同一性质的对应.     

东岳信仰的人类学分析——以山西蒲县地区为个案

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归属于国家正统祀典活动的东岳信仰,在扩布的过程中,由国家正统祀典向地方转化,并逐渐演变为地方社会的祭祀系统,享受民间祭祀,从而揭示出东岳信仰在大传统和小传统间的变化规律.     

元代天妃崇拜的三个问题新探

从中国古代海神崇拜的历程来看,虽然“天妃”名号、海神崇拜由来已久,但“天妃”与海神产生联系,是从宋元时期对林氏女的册封开始的,而且由于元代的极力崇拜,使曾经作为众多人格化海神之一的“天妃”成为海神的代名词。宋代作为无所不保的“万能神”化身的天妃,在元代的主要职能是海运的保护神,但是她也兼具祈雨、息盗、平息海潮等其他职能。天妃在元代被视为最主要的海运保护神,但并非唯一的海运保护神,还有其他的因护佑海运的海神受到元政府的册封、祭祀,如水仙神和一直以来由政府册封、祭祀的“四海神”。     

《礼记》祭礼命名解读

先民通过给万物命名建立了“语言”与“存在”之间权威性的对应关系.《礼记》的祭礼命名系统讲究“用词细致有别”,祀天曰“郊”,祀地曰“社”,周代庙祭春曰“神”、秋曰“尝”,驱强鬼之祭曰“禓”,岁终合众神而祭之曰“蜡”,在军队驻扎地祭祀曰“杩”,祭有牲血之属曰“祭”、无牲血之属曰“荐”,于庙门旁祭祀曰“祊”等.祭祀文化弥漫于社会生活之一切领域,统治者通过各种祭礼建立与各种神灵、天地山川“隐秘的、神意的关联”,获得对土地、人民的“合法支配权”.尽管语言处在永无止境的变化中,但“最初的命名人”已将文化基因注入了“原始词语”,祭礼命名承载着古老而生命绵长的民族文化传统.     

唐代北岳祭祀析论

唐代北岳实为共享的仪式空间,其祭祀涵括官方祭祀与民间祭祀两个层面。具体而论,国家祀典中自开元礼五岳常祀成为定制后,北岳常祀代有举行,同时,官方祭祀还与祈雨、祈晴仪式密切相关,其中暗含政治控制和邦国经纬之意。而北岳祭祀凸显的捍御边防之诉求,与北岳所处地理位置之重要性密不可分,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四岳祭祀的特征之一。相较而言,民间北岳祠祭延展为多种样态,其崇祀神灵的主要动机亦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其规模有时并非一般,可以由此反观此类民间祭祀的活跃程度。     

黄陵、新郑和缙云黄帝公祭再探讨

针对陕西黄陵、河南新郑和浙江缙云三地举办的公祭黄帝典礼的历史、现状和不足,以及围绕陕西黄帝陵和河南黄帝故里之间的国祭之争,利用文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随着祭祀热和国家对于庆典活动的清理,在黄帝的祭祀上,当前办出影响的主要有黄帝陵祭典、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和缙云轩辕祭典。目前陕西和河南之间的黄帝国祭之争,尚不足以动摇黄帝陵祭典的地位。自唐代开始,黄帝陵就被列入官方祀典,明代黄帝陵寝再次得到官方认可,形成定期致祭黄帝陵的制度,并绵延至今,黄帝陵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黄帝陵祭典历史久、规格高、影响大。黄帝祭典不仅表现了对黄帝的尊崇之情,还具有展现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绩、增强海内外华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发挥黄帝祭典的社会功用,通过修改完善祭典仪程细节和进一步加强祭祀现场的组织工作,提高公众参与性,乐舞献祭要体现时代特色,提倡完全以现代服装祭祀黄帝,黄帝祭典祭祀用乐和祭文要加大创作力度,要在引起公众共鸣上下功夫。     

被夸大的前郊祀时代——从《秦汉国家祭祀史稿》对史料的误用说起

《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一书存在着对基本史料的误读、误用。如其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怀疑《史记·封禅书》所说秦国诸畤祭五色帝有误,进而判定"秦不祭五色帝",汉初才确立五色帝之祀。该书将武帝时代歌颂天地合祀的《惟泰元》《天地》两篇郊祀歌曲解为单纯歌颂"太一"之辞,进而认为太一地位甚至高于"天",这无疑拔高了汉武帝创立太一之祀的意义。在探讨西汉末年元始仪时,《秦汉国家祭祀史稿》还忽视了《三辅黄图》中关于元始仪的核心史料。此外,在阐释秦汉祭祀演变时,该书过度诠释了相关史料,夸大了秦汉东西祭祀格局之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