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问题研究

在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中，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建立立足于解决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监管的问题。第三方组织监督评估的实质不仅是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参与刑事司法，也是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体现。第三方组织监督评估具有客观、中立、专业等优势。在第三方监督评估过程中，第三方组织承担审查合规计划、监督合规计划实施以及评估合规整改情况的职责，检察机关对第三方组织履职进行组织、指引及监督。目前在制度层面，仍需进一步优化第三方组织的责任承担形式，平衡检察机关主导地位与第三方组织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并从回避机制、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的争议解决以及程序公开等角度完善第三方组织监督评估的运行程序。     

算法治理视阈下的企业合规：困境、逻辑与进路

当前以大型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和企业影响力日益强大，成为全球算法治理机制的重要力量。企业算法合规是一种基于“算法风险”的专项合规管理，是企业为了有效防范、识别、应对可能发生的算法违规风险所建立的一整套公司治理体系。企业算法合规因具有改进算法治理模式、降低企业治理风险、提升权利保护水平、改进传统企业合规治理方式的优势，在算法治理中具有必要性。同时，中国特色企业算法合规的开展以“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导向、以“创新与伦理的平衡”为应然边界、以“全面渗透与多层参与”为行动指南、以“公开透明和灵活持续”为执行要求，与当前算法治理的现实需求相吻合，因此具有成为算法治理新路径的可行性。     

合规不起诉考察程序的启动条件

2021年6月和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发布了两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展示了检察机关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通过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督促和帮助企业进行合规整改和合规建设，保障企业稳定发展的实践探索。为保障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公平适用和合规考察的顺利进行，应当对合规不起诉考察程序的启动设置一定条件。对涉案企业启动合规考察程序应当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涉案企业应当认罪认罚，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刑事或行政处罚，积极配合侦查并进行内部自查，采取相关恢复或补救措施。其次，企业应当具有合规能力，能够正常经营，保证合规考察的顺利进行和稳步推进。最后，企业应当作出合规承诺，承诺进行合规整改，加强合规建设，积极配合合规监管工作。      

网络民营企业数据合规的风险防范与体系建设——以Z公司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为视角

数据合规作为信息网络社会中企业合规的具体类型之一,它通过促进信息网络公司依法依规处理信息数据,实现企业利益与国家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的有效平衡,有利于实现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领域的“国家监管”向“合规治理”模式转变。信息网络公司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和网络社会的“看门人”,数据合规是其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必要途径。从数据的完整生命周期来看,数据合规风险主要包括数据收集中的合规风险、数据提供中的合规风险、数据跨境中的合规风险等不同类型。企业需要根据《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来制定相应的合规政策,在数据分类分级基础上确立不同类型数据的处理流程和内部规则,建立贯穿数据收集、存储、处理、提供、销毁等完整生命周期的数据合规体系,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设置以数据安全负责人/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为核心的数据合规组织机构。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构建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来看,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的内涵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参与涉案企业合规考察的启动、监管和验收评估;二是行政机关采纳检察机关合规从宽处罚的检察意见;三是行政机关接续合规监管,推动行业合规发展。然而,并非所有的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都能像在合规典型案例中那样配合默契、衔接流畅,实践中行政机关在贯彻合规从宽和接力合规监管方面均面临困境。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企业合规改革在保障合规质效和实现合规激励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应当立足于理念、实体和程序三个维度构建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在理念之维,打破“检察机关主导”的思维旧式,开辟行政、司法、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新格局;在实体之维,重塑企业行政违法责任的归责模式,破解合规从宽处罚的法治困境;在程序之维,以建立第三方机制管委会为契机,实现由“结果认同主义”向“过程参与主义”的转向。     

民营企业合规激励的方式、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企业合规改革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但相关研究对其中的民营企业合规治理这一专门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民营企业从事合规经营有利于企业实现治理法治化和国际化,也有助于政府实现有效监管,还能够帮助建设清廉法治营商环境。为激励民营企业参与合规,目前实践中主要采用给予涉案企业合规宽宥、为部分企业设置合规义务、对积极落实合规的企业给予奖励、引导其余企业防范风险四种方式。但是,当前激励民营企业参与合规仍然存在相关部门之间未形成合力、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相关配套机制不成熟等问题,未来应当通过建立多元激励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等方式进行应对。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合规风险控制策略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时因为不符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遭受的被东道国行政、司法机关处罚,而产生信誉降低和经济损失等巨大合规风险,从理论和实务的角度,分析并提出了控制合规风险的策略。研究认为,企业应根据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则,建立相应的监控、评估制度,建立行为性合规监控制度和结构性合规监控制度,确保经营活动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防患于未然;企业应重视东道国的法律,尊重其程序,建立面对同一行业竞争对手的横向实时监控和针对上下游企业的纵向实时监控机制,组建了解东道国法律法规以及诉讼程序的诉讼团队,利用向行政主管机关申诉或投诉、向司法机关起诉等主动出击方式有效地保护自我的合法权益;当企业不可避免地面对危机或矛盾时,应采取积极应对策略,在矛盾尚未公开化的初期积极解决,在矛盾公开化之后积极配合调查,并积极参与诉讼争取权益最大化,当面对竞争对手的打击或举报时,主动与主管机关沟通并积极回复,争取获得集体或单独豁免。     

技术性正当程序在网络平台治理中的运用——以企业合规管理为视角

当前,由“技术+规则”双轮驱动的平台自治成为首要的网络平台治理方式。而平台权力的兴起及可能的异化风险,要求加强对平台的规制和监管。整体上,技术性正当程序具有的“宽”“疏”“广”“严”四项特征与平台治理的特殊场景相适应,成为破局的关键。在平台规则的制定、执行和申诉处理阶段,技术性正当程序分别强调听取意见、说明理由和提供有效的权利救济。为促进技术性正当程序的落地实施,应当建立多层次、灵活的程序合规体系和创新监管手段督促平台实现程序合规,并建立高效、常态的第三方算法审计制度,以全面提升对平台生态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社会企业架构下企业合规制度适用研究

合规制度是企业为依法依规经营，防控企业风险，获取法律激励所建立的治理机制，是特殊的公司治理方式和政府管理工具。社会企业除承担社会使命外，与普通企业面临相同的公司治理问题，包括企业合规问题。然而，社会企业具有不同于普通企业的特性，在适用传统的企业合规制度时会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社会企业内部存在着组织目标、治理结构、运营资金匮乏与适用传统企业合规制度的矛盾；另一方面，社会企业外部面临着政府规范合规“滞后性”以及“无差异”的问题。对此，应结合合规制度的本质属性和社会企业的基本特性，从以下两层面进行解决:公司治理层面要培育多元化的董事会，培养基于价值观的合规文化，吸纳利益相关者参与合规构建过程，选用崇尚使命的员工队伍；政府管理层面要广泛开展社会合作，识别企业合规需求。      

企业刑事合规的路径思考

刑事合规的初衷是预防和监控单位内部违法犯罪行为,目前已经全面进入我国理论与实践的视野。企业刑事合规对于企业犯罪预防与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凸显企业在犯罪预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有效缓解刑事法对企业犯罪惩治的不利影响。但是,刑事合规理论与实践面临诸多困境。从国际上看,存在着有效刑事合规标准不统一、无法满足全覆盖要求、刑事合规负面影响遭忽视等问题;从国内来看,存在着组织体责任冲击传统的单位刑事责任认定、企业合规刑事激励制度试点不顺畅等问题。当前,应当通过构建相对统一的合规标准、适当调整合规计划具体要求、切割单位与成员的刑事责任等措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合规不起诉制度。     

合规视野下民营企业刑事风险防控探析

刑事合规以刑事法律风险防控为基本内涵，着眼于预防，与当下的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民营企业平等发展、改革创新的顶层设计相契合。加强民营企业合规管理有利于维护民营企业权益，保障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刑事合规所关注的刑事犯罪风险整体上可以概括为内部风险、外部风险及刑事犯罪牵连风险。民营企业刑事合规管理体系应从识别与评估风险、建立制度体系、创建组织架构、完善运行机制入手，着力构建。在此基础上开展有效的合规管理，塑造以合规为核心价值的企业文化。     

论第三方企业合规监管人制度

目前在最高检主导下，我国出台了相关制度文件明确了第三方独立监管人模式，但仍无法有效避免合规监管中无效监管的发生。为了使合规监管切实发挥实效，建议根据案件性质，从合规的作用以及实效性出发，限定第三方合规监管人制度适用范围，从立法层面统一标准，建立公平合理的准入条件，使监督机关和检察机关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有法可依。通过对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义务来源探析，明确其角色定位，进而明确合规监管人的权力边界，确保其地位的独立性与中立性。同时加强对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制度保障，包括合规监管工作的依据、原则、方式、平台、经费等，最大限度发挥企业合规监管人制度优势，为合规不起诉制度实施的有效性提供保障。     

企业刑事合规的本土构建：价值、困境与出路

通过分析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发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构建存在企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困难、经营过程刑事风险较高、刑罚及诉讼的影响难以承受、程序法障碍亟须破解等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适用条件、优化企业刑事合规的程序法规定、保障合规计划和认罪认罚的有效性、完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体系等建议,以期为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构建提供有益借鉴。     

期货监管中的合规激励：法理阐释与制度完善

缘起于美国的企业合规经历了从监管合规到刑事合规的演变。期货合规肇因于期货市场的双重风险,与刑事合规之旨趣南辕北辙,因此,《期货和衍生品法》的立法者明确提出了监管合规的命题。监管合规以合规激励为核心,是监管者、被监管者乃至第三方共同参与的、针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矫正和预防机制。现阶段,期货合规激励在实体规范和程序设计两方面都存在不足,实践中也显露出多种问题,亟待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来予以回应。我国期货监管模式有必要从压制型监管向回应型监管转化,建立市场友好型、企业合作型及政府回应型的期货监管合规模式。在期货监管合规激励的制度建设方面,应尽快制定合规管理指引,强化合规信息披露,健全行政和解制度。     

企业刑事合规处理程序初探

企业合规制度在试点中反映出来立法空白与激励机制的缺失问题,只有在程序法上予以回应,实现法律依据的补足,并且形成有效地适应中国本土需求的企业犯罪合规处理程序,才能实现刑事合规治理企业犯罪的价值和功能。通过程序法的补足,在《刑事诉讼法》中新增一个独立的企业刑事合规处理程序,通过对启动、考察、决定、监督等程序规定,推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良好运行,并且妥善处理其与公安机关、行政机关的衔接关系,有机结合,实现企业合规处理程序的良好构建。     

中小微企业合规的中国实践与完善路径

当前，以刑事法学界领衔的学术圈所热议的企业合规多以大型企业乃至跨国企业为出发点和归宿口，这与司法实践所触及的企业主体类型产生反差，亟需合规改造的无疑是风险更甚的中小微企业。我国中小微企业合规建设面临欠经验、欠能力、欠动力的实践困境，难以套用传统企业合规的法理模型、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以恢复为主的补救式罪后合规建设在实践中已取得长足进展，基于我国中小微企业犯罪类型的集中化倾向，还应探索以预防为主的规范化事前合规建设。具体而言，通过横向合规解决中小微企业合规激励不足的问题，纵向合规解决合规成本高昂以及不同行业的专业性问题，点面结合形成合力共同促进中小微企业建立事前合规体系。     

企业合规视阈下的算法治理：困境与应对

算法时代已然来临,算法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隐形的风险。目前,算法治理面临困境,增强数字企业算法合规意识,强化算法合规治理已刻不容缓。企业算法合规有利于改善算法治理困境、最大化规避数字企业风险、遵循保护人权的国际标准、优化传统合规治理方式,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专项合规计划。企业算法合规应有明确的指导原则并建构系统规程。未来,我们可以从构建企业合规风险评估及信息传达机制、优化企业算法合规方案的监督完善机制、强化企业算法合规的外部激励机制、构造尊重人权的“道德基础设施”等方面优化企业算法合规路径,完善企业算法合规的中国方案。     

刑事合规立法模式之检审——以与认罪认罚的关系为视角

刑事合规立法模式应当采用融入认罪认罚的并合式,还是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的独立式,已是当前刑事法学界与实务界聚焦的前沿课题。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之间的重合为融入认罪认罚的并合式提供了立法可能的空间,但立法技术的局限、归责原则的冲突以及发展趋势的背离,使得并合式不能充分发挥刑事合规应有的价值,因而遭到否定;两者之间的溢出使得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的独立式立法模式得到推崇,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应当考虑单位犯罪组织体责任论的归责模式、片段性集中的立法技术以及轻缓化的处理方式等现实基础。同时,鉴于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之间的关系,从单位责任论出发实现从刑事合规到认罪认罚的衔接,从个人责任论出发实现从认罪认罚到刑事合规的衔接。     

企业内部审计与合规管理互动实现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不断扩大规模,使得企业面临着一定的管理风险和市场风险。企业内部审计和合规管理作为企业内控的重要构成要素,其完善与发展受到广泛关注。本文旨在厘清企业内部审计与合规管理之间的关系,从重执理念、信息交融、持续提升、预见成效等方面形成企业内部审计与合规管理互动的实现路径,从而为推动企业现代化进程提供参考依据。     

平台垄断的治理转型：合规体系的适用逻辑及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浪潮下,平台垄断问题日益突出,平台垄断治理出现转型发展的趋势。为克服传统治理弊端,有必要引入竞争倡导理论来构建平台垄断合规体系。这一体系的实践路径是：紧抓平台主体、行为和数据要素,建立分级合规制度,健全运行审查制度,强化敏感数据管理制度;建立垄断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与风险应对的系统规程。基于此,为确保该体系的实现,必须强化多维度机制供给,健全政府引导机制,建立合规激励机制,培育公众信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