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下)

二、<春秋经传集解>的哲学思想 如果说杜预的<春秋序>是其关于<春秋>、<左传>研究的理论宣言,那么,<春秋经传集解>则是杜预关于其理论宣言的详尽阐释.按照经学注疏的一般原则,杜预之<春秋经传集解>不能超越<春秋>与<左传>记叙的范围,但其阐释毕竟已经具有了时代的浓厚色彩.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春秋序》是对以往《春秋》与《左传》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整理,其“经”、“传”合一使《左传》成为真正意义上阐释《春秋》的著作。杜预在集解集中阐发了他的哲学、政治思想。     

《春秋经传集解》点校商榷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春秋经传集解》是现今最通行的《左传》杜预注本。但该书在校勘标点上时有疏忽,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沿袭丛刊本之误;二是校点时有可商;三是《经典释文》混入《集解》。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范宁及其经学成就

范宁为东晋著名经学家,其所撰《春秋穀梁传集解》为现存《穀梁传》最早的注本, 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并称,是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汇集众家之说,并陈三传得失,书中体现出的“择善而从”、“据理通经”的治学态度,更是开启唐宋学者舍传求经,自由研讨的风气。此外范宁对《尚书》和礼学也有相当的研究。     

杜预“礼经”说驳议

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首次提出孔子“遵周公之遗制”作《春秋》，《左传》五十“凡”就是“周公所制”的“旧典礼经”。其实，杜预“礼经”说既不符合他引以为据的《传》文本意，也与五十“凡”内容相违背，是不能成立的。     

杜预、孔颖达关于爵名改称的误说

笔者在《“郑伯”之“伯’非伯爵》（《中国语文》,２０００年第１期）文说,春秋时代无“五等爵位”之别,公、侯、伯、子、男皆诸侯国君之通称;一国之君称呼不定,如《春秋》里对杞君就称“侯”、称“伯”、称“子”。笔者文中又谈到,何休、范宁不了解此点,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春秋　梁经传集解》中对《春秋》杞君书法的变化“妄加解说”。其实“妄加解说”的还有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和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如：庄公二十七年：“把柏来朝。”〔集解：称“伯”者,盖为时王所黜。正义：桓二年“把侯来朝”,十二年“公会杞候…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穆陵考

《左传·僖公四年》“南至于穆陵”中的“穆陵”在今何处?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到今天的《辞海》都误以为在今山东临朐,以致与历史史实、与上下文扦格不入。本文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具体上下文的考证,得出了穆陵当在今湖北麻城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产生错误结论的原因。     

日本金泽文库手抄本《春秋经传集解》所附释文的校勘价值

日本金泽文库手抄本《春秋经传集解》30轴,晋杜预注,附唐陆德明释文(文永四至五年写),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将其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进行对校,并参照了其他《春秋经传集解》善本,发现了手抄本的释文在异文等方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以补正宋本之讹脱,并补充、纠正黄焯先生的《经典释文汇校》。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学术价值新论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 (残卷 )较阮元本更接近于《左传》及杜注原貌 ,是校正阮本的重要版本 ;残卷中保存的许多古文、异体字、异文是研究上古文化、汉字构形、汉语词义和语法的宝贵材料 ,在儒学学术史的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吕祖谦《左传》研究论析

自从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为左氏争立学官,《左传》研究者便围绕着《左传》是否解释《春秋》展开了几千年的争论。刘歆、贾逵、郑众各增义例以附经文,杜预为《春秋经传集解》,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以为经之条贯必出于传,推导经传,备成一家之学,号为左氏功臣。而刘向、杨雄、班固、许慎却认为经传别行,服虔且谓有传无经,赵匡、王安石也认为《左氏》不传《春秋》,明清以后其说尤甚(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专伸此说)。汉世学者各以本经为利禄之阶,为作官受禄而互相攻击本不足为道,至于《左传》是否解经则至今仍为左学之悬案。然《左传》有别于空谈的《公羊》、《谷     

杜预经学注释刍议

杜预对《左传》的注释,首先创造性地确立了经传合一、比义而解的整理与注释原则;其次治经广摭博洽,重书例归纳的注释经书内容;最后对《左传》书例的归纳,是杜预经学文献整理研究的又一大贡献。他以简驭繁,约简精洽的注释风格,使《左传》研究走出了单纯字句训诂的困境,奠定了两千年来经学书例和治经的基本范式。     

《春秋》释名

《春秋》作为春秋时各诸侯国史书的通名,昔贤之论已洋洋可观了。然于《春秋》之名义,或可商榷。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谓:“盖以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说稍近情理,故今人几乎尽宗杜说。另外,《公羊传》隐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说》,言孔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名《春秋》”;又引《三统历》说“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显系向壁臆说,不需多言。     

龟井南冥《春秋左传考义》的注释方法及其学术史意义

《春秋左传考义》是日本江户时期龟井南冥对《春秋》经文及传文中存疑的语句进行精心注解的一部重要著作。龟井南冥善于实证研究,注重义理探析和语气照应,对无法精准训释的内容或并存诸家之说以备案,或存疑不考以阙疑,从而保证了注释的客观公正;他以批评杜预注为出发点,指陈杜预注失误、失考、失于详、取臆说、强为之解等,并逐一辨证,或补充杜预说,或立新说;他在材料的使用上强调可据性、可靠性,注重广泛寻求类似的语例和事例,尤为注重从《春秋》经传中寻求相似的例子加以比勘进而得出结论。《春秋左传考义》有力地扭转了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研治汉学局限于宋明理学的风尚,标志着日本汉学研究方法由宋学向汉学的转变,在《左传》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客愁——杜牧《清明》赏析

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出生于世家望族,先祖杜预,是晋朝赫赫有名的镇南大将军,编纂了《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文武双全的人物。祖父杜佑,更是唐代三朝宰相,声名显赫。家世渊源使杜牧素有远大抱负,而正当壮年,想要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遭他人排挤。在清明大家纷纷祭拜祖先时,诗人联想到自己的壮志难酬,无法仿效祖先建立功业的心情,自然是愁不堪言的。全诗的结构、意境都是围绕这"客愁"来表现的。     

疑经、古文:《左传》文学接受之完成

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唐代无疑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东汉以来的疑经传统,在唐代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的激荡之下,表现得更为强烈。啖助等人的春秋学派开启了一代疑经运动,而这种运动就是从《左传》开始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左传》的经学地位,将人们从传统的经学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大量地讨论其文学的特征。这不单是《左传》研究自身的变化,对当代的文坛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代古文就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4期(总第17―20期)总目录

第1期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禁区”王士俊(1)论诚信——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石李尊实(9)论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方法论特色陈志波(14)《诗豳风七月》研究赵雨(17)畸形文化土壤中生长的女性主义者——上海美女作家文本分析杨帆(26)论儒家的文化自觉精神朱人求(30)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浦卫忠(36)梁启超、侯外庐“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论”的比较研究陈寒鸣，贾乾初(44)“李约瑟难题”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李保东(50)我国古代佛教与近代佛教的比较研究魏义霞(54)《古兰经》及早期伊斯兰社会伦理道德观初探曹榕(60)试析当前大西洋联盟面临的挑战…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