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诗周刊》的历史地位及其贡献

1951年11月5日,纪弦等人创办的《新诗周刊》借《自立晚报》副刊版面出版。这是当代台湾第一份面向全岛的新诗园地,率先为中国新诗在宝岛开创新局面。它的创刊带动了50年代台湾诗坛的活跃,其近二百名作者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品,并发掘了一些有才华的新进诗人。它通过译诗、译著介绍世界新诗潮,其中许多作者成为后来“现代派”运动的中坚,它催生了现代诗运动的展开。它继承了古代诗歌的抒情传统并延续于后世。它重视提携本土诗人,使两岸新诗精神得以汇流。     

1925年之前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的接受

以往论者对1925年象征派异军突起之前,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的体察鲜有论述。该文注重实证,通过对《新青年》、《小说月报》、《少年中国》、《诗》等的译介统计以及新诗批评和理论文章征引的统计,认为在1925年之前,中国报刊就有关于象征主义的大量译介和评论。中国新诗的象征主义期待视野催生了象征诗派,引发了胡适“白话自由诗”运动之后新的诗歌革命。     

《李长之文集》失收新诗文献辑论

《李长之文集》失收的新诗材料经整理得诗8首、译作3首、诗话1篇.由这批文献出发,管窥李长之54年新诗生涯,足见他是新诗发展史上的多面手.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长之与卞之琳、林庚等人交往密切,并将《益世报·文学副刊》打造成自由诗创作者的重要阵地.他致力于译介德语诗歌,希图以德诗的精神和生命力来疗补中国新诗.在新诗批评领域,李长之见解精当,并自觉反思新诗批评文体,是为现代诗论转型的重要一员.     

"新诗二次革命"论的有效性阐释

为了正确理解“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消除对“革命论”的敏感与担心,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后革命”时期,“诗界革命”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辩证关系;第二,不能任由新诗自然进化,中国现代诗学对促进新诗的发展已经而且还将产生巨大影响;第三,根据中国现代文化与新诗发展模式的要求,现代诗学必须以辩证否定的方式才能促成新诗的复兴与繁荣。     

从“裸体的诗”到构造“诗的躯壳”——中国现代诗学中的“艺术化”倾向探源

现代诗学中的艺术化倾向，主要是指对新诗形式美的关注和强调。早期新诗人把“自然”作为最高诗艺准则并一味强调情感的自由自发抒写，由此造成的诗艺自由主义流弊严重影响新诗的发展。作为对自由主义诗学倾向的反拨和修正，要求新诗注重艺术特性的呼声从新诗创作初期就已存在。五四之后几年间，白话—自由诗的弊端越来越严重，这种呼声也就越来越强烈，终于酿成1926年的新格律诗运动。新格律化主张的形式标志着新诗艺术化观念的成熟。由于学术界对现代诗学中的“艺术化”倾向的历史背景及演进脉络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尝试对此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初步的评价。     

诗体之争与诗体重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热点话题论争综述

诗体是诗的文体规范。在人类诗歌史上,诗歌形成了两种诗体——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下产生的,百年新诗历史正是新诗诗体的格律化与自由化多对抗、少和解的历史。新诗是否应该重视诗体建设？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格律体还是自由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研究者。在2009年8月的“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派的新诗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诗体之争”,出现了多种观点：新诗应该建立定型诗体,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新诗应该无诗体;新诗应该是格律诗,新诗是自由诗,新诗应该偏向格律诗,新诗应该偏向自由诗;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重音乐形式,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向视觉形式;诗体建设是伪话题,诗体建设是当务之急……透过学者们的争论,不仅可以了解新诗研究及创作的现状,特别是新诗研究界的热点话题;而且可以弄清新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     

赋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阐释

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 —王粲:《登楼赋》对中国现代新诗的阐释,曾经在两个层次上取得了众所周知的实绩。其一,中国现代新诗是西方近现代诗潮在现代中国的回响。“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     

论中法诗歌现代化进程中自由诗革命的差异--兼论法国自由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世界性的现代诗歌运动,其中以"自由诗"革命为具体体现。对诗的艺术性的重视是法国现代诗歌得以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法国现代诗歌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比中国稳健得多,既追求诗体解放和作诗自由,出现了诗的散文化、自由化倾向,又重视诗艺的探索,尽管也有激进的改革,但更多是较为稳健的改良。法国的自由诗革命的目的与中国为了推翻传统诗体的目的颇异,更没有中国新诗革命所承担的政治革命重任,只是从诗艺的角度对已有诗体进行改良,因此达到的效果也迥异。法国的现代诗歌运动也对中国的新诗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

新诗,也曾称为白话诗、自由诗。但"新诗"一名不能标明其任何文体特征,"白话诗"古已有之,"自由诗"在格律体新诗出现之后已不能概括全部新诗。人们目前能够想到的命名,如"现代汉诗"、"现代诗"、"语体诗"、"西诗"等,都不大得体。"胡诗"虽然比较传神,却不大可能被普遍接受。故这一诗体,还是叫回它最初的名称"白话诗"为宜。     

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及现代诗学的开端

新诗哲学精神的理想愈来愈倾向于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追求宇宙真理。这与传统诗学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人间表达区别开来,表现了新诗现代性的最核心要素。在理论上,王国维最先提出这一诗歌理想,以为诗歌与哲学一样,目的是求真理——天下万世之真理。这是现代诗学发生的最核心标志。王国维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李震先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但《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根本的要素。     

“无数歧途中一条浩浩荡荡的大路”———重读《现代》杂志兼论“现代派”诗的诗学思想

本文指出《现代》杂志的编者们在社会大变动中采取了一种自由主义和“中间人”的立场，在文学追求上则心仪于“纯诗”的艺术精神和诗歌理想。他们有着较强的现代意识，大量地译介西方２０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积极地倡扬并实践他们心目中的现代诗。以《现代》杂志为核心的“现代派”诗，表现出较为成熟而鲜明的现代主义诗学思想，如主张现代诗与古典诗歌有着根本的不同，要用现代日常口语表现现代人的现代意识，要含蓄蕴藉，甚至不避朦胧和晦涩等。“现代派”诗“在无数的歧途中间找到了一条浩浩荡荡的大路”，成为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潮流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里程碑     

从“诗界革命”到白话新诗崛起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的崛起,如同五四文学革命的总爆发一样,它是由多种因素的能量酿成的。从诗歌本身的内在裂变来看,它既顺应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趋向,又直接承受了晚清“诗界革命”的优良传统。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仅就韵文(主要是诗歌)的体式革新而论,竟达五次之多。即“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韵之骈文,古诗变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晚清诗界革命主张以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但又不能摆脱和突破旧诗格调,诗界革命未能成功。中国新诗的创立,不能无视或绕过近代诗歌改良运动的主张和实践。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前奏。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巨大背景,新诗运动的目的、方向及价值取向均取决于此。对新诗社会功利的超常重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新诗。     

纪弦的“三级跳”

纪弦是一位超越性的诗人 ,他的一生事业 ,分为“大陆时期”、“台湾时期”和“美西时期” ,就像“三级跳” :在每个生活空间 ,他都不倦地追求超越之道。纪弦的一生表明 ,惟有现代诗 ,才是其生命真实的存在形式     

从文体看中国新诗

诗体重建的课题已经摆在中国新诗面前,它关涉到新诗兴衰甚至存亡。从文体考察,新诗分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而以前者为主。新诗的诗体重建,在无限多样的诗体创造中,有两个美学使命：规范自由诗和倡导格律诗。“自由诗”的冠名是不确切的,因为“自由诗”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自由。现代格律诗建设的中心问题是艺术实验。当下的新诗已经和初期白话诗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文体角度看,还处在草创阶段,新诗期待着在下个世纪能完全摆脱草创期的幼稚而走向辉煌     

抓住现实,诉诸大众——读穆木天诗论札记

一九三二年,穆木天在为中国诗歌会主办的《新诗歌》创刊号起草的《发刊诗》中,根据“左联”的倡导,明确提出了“要捉住现实”,“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的主张。从此,伴随着蓬勃展开的革命诗歌运动,他开始了对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探讨。     

近20年新诗研究评述

近 2 0年的新诗研究经历了从“主义”到本文的嬗变 ,但至今仍没有出现一种关于新诗的“现代诗学”。     

论“新诗潮”内在流变的逻辑结构

中国的新诗创作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经历了新诗潮、后新诗潮、新诗潮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新诗潮以“今天派”为核心,其后劲为“现代史诗派”及新传统主义诗群与东海诗群;后新诗潮是新诗潮的延展与深化;新诗潮后是对新诗潮的游离,其主要队伍是“生活流派”、“他们派”与“非非派”。就广义的新诗潮看,最旺健的力量乃在后新诗潮中。     

袁可嘉的诗论与西方影响

袁可嘉的诗论深受西方诗歌、诗论或文论的影响；其中，有关“诗与非诗”“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现实与诗”“诗与经验”“诗的戏剧化”“想象逻辑”“戏剧主义”等问题的一些具体观点以及诗论文本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明显；袁可嘉的诗论在接受西方影响时首先是立足于中国本土，其次是融进了袁可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再次是注重中国现代诗学概念的建构，最后是注重中西新诗潮的交融。     

标新立异 敢为人先——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蜀籍作家团队述评

五四文学革命新诗运动中的蜀籍作家团队,是一支敢为天下先、冲锋陷阵的文化生力军。康白情是蜀籍作家中最早投入五四新诗运动、并进行创作的实践者。吴芳吉是五四新诗运动中的独行侠,其代表作《婉容词》充满爱国激情,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最强音之一。郭沫若是浪漫主义流派的创始人、中国新诗的奠基者,其诗集《女神》以它全新的精神和形式使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取得了强力的突破,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总之,从白话诗的开创到中国新诗的奠基,蜀籍作家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