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研究的时代特征

清末湘人以船山仁与礼能纲维万世,大肆宣传船山、出版船山著作并上请清王朝,使船山入祀于孔庙,成为明末三大儒。民国的船山被赋予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成为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同时,民国对船山进行了分学科的学术研究。解放以来,主要从哲学、史学、文学等等方面研究船山,比民国的分科研究更为精细。改革开放后,船山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其标志就是学术上的争鸣开始了。     

唐君毅先生的船山学研究——读《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

作为第二代现代新儒家主要代表的唐君毅先生非常重视对船山思想的研究, 船山重气的精神对其文化哲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唐君毅先生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为例,透过他对船山思想的全面梳理,来解读他的船山学研究。     

王船山——从古代湘学过渡到近代湘学的关键人物

船山在湘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突出表现是使在元、明两代沉寂了数百年的湖湘学得以继承、发扬和复盛 ,并一直影响到近代湘学 ,因此说 ,船山是古代湘学过渡到近代湘学的关键人物。这具体还可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论证 :一是船山继承和传递了湘学性理哲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内圣外王并重的精神特质和学风 ;二是船山在湘学发展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是船山将湘学中深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传统发挥到极致     

王船山的本体哲学

船山哲学继承张载哲学有其内因外缘。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希冀开出一个形上学存有论世界，即“太和”世界，并对“太和”与“太虚”的意蕴作了分梳，对“道”、“太极”的形上学本体的根底是什么，如何存有作了多层面的追究。船山本体哲学，是对于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的彰显     

船山人格精神对湘军将领的影响

晚清时期湘军集团的将领们大多十分推崇王船山的学行,船山人格精神里几个突出的特质,如以坚贞之遗臣所体现的民族气节、集豪杰与圣贤一体的醇儒气象和经世致用的实学所体现的济世情怀,对湘军将领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船山人格成为湘军的精神动力,成就了湘军将领们"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人格。     

王船山对朱子格物致知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格物致知问题上 ,船山神契朱子 ,卫护朱学 ,同时又有新的发展。船山高度评价朱子以《大学》格物为始教 ,并且与朱子一样 ,把“物”的范围看得很广 ,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船山又赞同朱子“豁然贯通”说。与朱子相比较 ,船山格物致知论的新发展主要是具有鲜明的近代实证科学色彩 ,对耳目见闻与心官思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等问题有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     

论王船山词学观

在当前王船山文学研究的领域,船山词研究相对船山诗学研究较为薄弱。而在船山词研究领域中,词学态度的研究则一直较为冷门。探讨船山词学观对于研究王船山在文学领域所表现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情怀有很大帮助。文章将侧重研究船山词学观的内涵,从船山词的内容分析入手,结合船山词对前人文学思想的接受,探讨船山词学观在文学等方面上的价值及对后世的影响,为船山词的词学观研究提供一点理论的参考及借鉴。     

王船山夷夏观辨正——以礼以分殊辨别人禽与夷夏为视角

船山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儒家传统文化的忠实捍卫者,学术界多把他的夷夏观理解为一种狭隘的夷夏观:即从船山的夷夏观推断船山将禽兽与夷狄等同;二是认为船山是典型的华夏主义者,也即大汉族主义者,这是对船山夷夏观的一种误解与误读.如果还原船山原典语境和抽离引用者自身的语境,从礼以分殊辨别夷夏为视角,即可还原船山夷夏观的真实存在:即船山本意并非将夷夏等同于禽兽,同时他也并非主张大汉族主义.一旦抽离船山原典的语境和置换引用者自身的语境,就会导致对船山夷夏观的误解与误读.     

刍议张船山在清诗史上的地位

文章考证了清代学者张船山的生平事迹、著作,通过古今学者和通行文学史对张船山的评价,客观地阐述了张船山的文学诗歌成就,指出了张船山对于清代诗歌的影响和贡献。     

弘扬“船山文化”的农民莫尔雅

王船山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爱国主义者,一生留有多部著作,其中最具精华意义的《读通鉴论》和《史论》共17本35卷,被一户农家珍藏了10代300多年。为保护手稿,这户农家历尽磨难,几经战火,终将其保存至今,并由此生发出一个当代农民对船山文化与船山精神的景仰和追求的故事。     

雅雨堂本《谈龙录》删节因园本条目补正——兼论袁枚误解《谈龙录》的因由

袁枚《随园诗话》刊布以来,流传极广,为治清代诗学者案头必备,然此书关于赵执信《谈龙录》的评述却令人费解。王士禛与赵执信的论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上的著名事件,赵执信的《谈龙录》对王士禛的人品、学问、诗歌、诗学极尽嘲讽。而袁枚却说读《谈龙录》后,觉得赵、王论诗"无甚9牾"。此种言论显系误解《谈龙录》,不符合事实。袁枚误解的原因,当是袁枚所读《谈龙录》为卢见曾雅雨堂删节本。乾隆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以乡邦后学身份刊刻《谈龙录》,为调和王、赵分歧,尽删赵执信攻讦王士禛之言。此种删节本"于执信著书之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真"。雅雨堂本《谈龙录》使袁枚产生误解,流弊及于今人,故亟需探清辨明,以杜误说。     

论金代全真道士词人对柳词的接受

王重阳、马钰等皆为读书种子,以诗词修真传教自证度人,游艺不害修道,这是接受柳词的前提.得道后的王重阳对柳词的接受方式,是通过柳词的"象喻性"以隐喻方式言说修"真"悟"道"的体验.其接受的内在契合根据,则在于全真之"心游不离身游"的"游"观,这就使得感性的现象界最终又归宿于内在的体验和开悟,于是"道成肉身"的宗教体验也就有可能契合于审美体验的"主客泯灭"、"物我两忘"."全真乐道"的优游之乐虽不离弃感性之"身",但却是以否定世俗情感价值和世俗之乐为前提,这样,王重阳等对柳词的接受内核实际内在着一种"否定论美学"的指向.金代全真道士词人对柳词的接受,具有揭示金词词史格位的意义.     

沧浪不话王维论

严羽《沧浪诗话》论诗，重妙悟、倡兴趣、标举盛唐“气象”，极崇李杜，亦激赏孟浩然，独于王维很少涉及。拟从严氏理论与王维诗歌的离合入手，浅论《沧浪诗话》不论王维的原因：在根本上，严氏的用世之志与王维诗中佛理禅意具有隔阂；在风格上，严羽推崇雄壮之美，激赏李白的豪迈飘逸和杜甫的沉郁顿挫，而对王维诗“不落人间声色”处，则有意排斥；就人生体验看，严羽身处季柬，布衣一生，其个性气质、人生境遇与身处盛唐、“富贵山林两得其趣”的王维迥异，而更接近于“不才明主弃”的孟浩然。     

王安石诗禅意三味论

王安石的诗往往体现出一种禅的况味和追慕禅宗的本心。由于不凡的经历和秉性,王诗或以峭拔凌厉的议政表现“在欲行禅”的人生信条,或以隐喻曲笔表现其难言的归隐之心。晚年写下的流丽清新、洁美如画的归居小诗,才最彻底、最真实、最畅意地表现了这位老居士对禅精湛的理解和对诗天才的运作。     

中国旧诗画没有正宗、正统的绝对地位——读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用绘画领域李思训的北宗、王维的南宗,来对应诗歌领域写实派的杜甫、神韵派的王维,说明中国旧诗、画在正宗、正统批判标准上存在分歧.实际上,绘画的"南、北宗说"编排体系混乱,且"南、北宗说"主要是针对山水画,难以概括整个绘画领域的全貌,因而在推理上存在以偏概全的漏洞.对于中国旧诗而言,钱钟书赞同"神韵无处不在"之说,那么杜诗也就成了最富神韵的典范,就不能与王诗的神韵构成对立.中国诗坛的头把交椅虽然不是王维,但广义上的神韵派却堪称中国旧诗的正统.     

“迷人的抒情”与“泥土的根”——西南联大时期王佐良的诗歌实践

无论是译诗还是论诗，王佐良均表现出一种奇妙的现代敏感与语言才能，他并非一个纯粹的追究义理、考究辞章的学者。事实上，王佐良的语言才能与现代敏感正来自其诗人特性，通现西南联大校园诗歌实践，审察现代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面临的转型，就不能不注意到：在联大校园诗歌对于新的抒情道路的探寻中，王佐良的现代诗写作具有一种不同于他人的抒情风姿，他以“迷人的抒情”与“泥土的根”的交融展现了别一种抒情形态。     

试论清代王士祯的诗歌对朝鲜文人朴齐家的影响

本文从诗歌创作方面出发 ,通过比较分析 ,阐明了王士祯的诗歌对朝鲜文人朴齐家的影响 ,并指出朴齐家对王士祯诗歌积极、能动的接受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特色     

《湘绮楼说诗》的理论体系

清代诗歌理论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的集大成，而清末的诗学大家王运的诗学思想因与宋诗派歧异而具有较大影响。本文以王运的《湘绮楼说诗》为主要材料，从诗本体论、诗歌技法等方面论述了湘绮诗说的理论体系，论证湘绮论诗主魏晋的合理性及其独具文化眼光的审美理想。     

王维诗歌与朝鲜申纬诗歌之比较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歌文学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东传到朝鲜后,在申纬身上产生了很大的接受效应。申纬诗与王维诗相较,王诗体现出清新淡远、精美雅致的诗风,申诗则体现出淳朴闲淡、高洁雅致的诗风;王诗具有静逸明秀的诗境,而申诗则具有灵慧秀雅的诗境。总之,申纬善于吸纳王维的诗歌成果,以一系列追踪王维创作轨迹的会心之作,成为古代朝鲜的"诗佛"。     

试析王夫之诗学“诗乐一理”论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诗评诗既讲诗歌的情景交融 ,又追求诗歌的声情并茂 ,从而将其诗学研究推向了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集大成的历史总结者的高度。概而言之 ,船山诗学“诗乐一理”的要义在于 ,强调诗歌艺术更靠近“乐”而非“文”。这一诗学命题是对宋人“以文为诗”的反拨 ,是对沈约“四声”说的纠正。“诗乐一理”说无论在船山诗学和美学的理论体系中 ,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研究史上 ,均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