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悲探美：解读《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思想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他是运用西方美学理论评论《红楼梦》的第一人,其悲剧理论的基础来源于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观。王国维通过“解脱说”,“优美、壮美说”,“三种悲剧说”,深刻剖析了《红楼梦》的关学价值。     

我国现代美学和文艺理论之滥觞——试评王国维的文艺观

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第一学人,他的学术成就包括哲学、美学、文学、史学、考古学、甲骨学、教育学等诸多方面。他是我国最早用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文学的学者,首次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提出了悲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典型化等概念并阐述了其意义。他的《红楼梦评论》第一次给《红楼梦》以美学的评论,可谓前无古人。《宋元戏曲考》也破天荒地将在我国历来受贬损的戏曲提高到与诗歌等高雅文学相并列的地位,确立了文学体裁的类别,并将元曲列入世界悲剧名著之林。这些都是王国维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王国维悲剧理论的三个命题

王国维结合中西哲学和文艺思想,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一套悲剧理论。王国维悲剧理论的三个命题分别是关于悲剧的起源和本质的“生活之欲”说,关于悲剧的价值和效用的“解脱”说,以及关于悲剧的美感属性的“壮美”说。     

新红学的开端,新典范的创始:王国维的红学研究述论--现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提出的问题不仅蕴含着新锐的思想光芒,同时具有鲜明的学术启示意义,如“解脱”说、“悲剧”说、“伦理学上之价值与美学上之价值合一”说等。20世纪初期提出的这些崭新命题,具有立意新、方法新、见解新的特征,为中国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建立做出了可贵的学术贡献。同时,《红楼梦评论》引入叔本华哲学所建立的《红楼梦》研究的新范式,是王国维在红学批评方面建立的桥头堡,仍有待继续前行,精进日新。     

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悲剧理论研究

《喧哗与骚动》是20世纪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写的一部应用意识流手法的小说.本文运用文艺评论家的悲剧理论对该作品进行分析,进一步挖掘《喧哗与骚动》的文学价值.     

回归民族文化原本 探究中国悲剧精神——百年来“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

“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经历了近代启蒙话语、现代启蒙话语和民族本土话语三种不同话语形态。蒋观云、欧榘甲着眼于“戏剧改良”,从戏剧类型视角提出“中国无悲剧”的问题,偏向于近代社会启蒙话语。王国维第一次把“中国有无悲剧”问题带进悲剧精神层面,鲁迅、胡适受到王国维的影响,从“国人之精神”“国民性”视角分析“大团圆”戏剧结构。熊佛西、朱光潜、钱钟书依据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西方经典悲剧理论,用西方的“绳墨”量度中国古代戏剧,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的悲剧。20世纪30年代以后,戏剧理论研究中的民族话语逐渐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季思、张庚、陈瘦竹等学者悲剧美学、戏剧精神、戏剧形式结构等层面,回归本民族文化立场,基于中国戏剧发展实践,参证西方悲剧美学成果,揭示中国古代悲剧“悲喜相乘”“崇高”“悲愤”等美学特征,肯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由此可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应该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艺实践,将“悲剧”放置在中华民族长期的社会变迁中,放置在中国人的文艺创造心理机制,放置在中国观众长期养成的文艺欣赏心理机制,参证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悲剧美学成果,方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悲剧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     

龚自珍与王国维文脉承续一见

龚自珍的诗词不仅独具风格,而且其身当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其所承载的内心世界和试图担荷的历史责任交叉甚至矛盾地共存着。王国维《静庵藏书目》记有六本《龚定庵全集》,其对龚自珍文学、学术思想的涵泳应是情理中事。以龚自珍对王国维的影响为基本线索,从两者共同大量使用"人间"一词,揭示了王国维可能的语源所在及其两者的思想差异;龚自珍的尊情与王国维境界说所强调的真景物与真感情的自然表达之间,有着明显的理论呼应;龚自珍对"完"的解读其实正是王国维解读屈原作品的基本准则;在王国维接受龚自珍的若干思想中,曾校辑《定庵文集》、编撰《定庵先生年谱》的吴昌绶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从王国维身上,可以大致窥见龚自珍对于20世纪诗词创作和诗学思想影响之一斑。     

从颠覆到重建--《西游降魔篇》对《大话西游》的反转见证对核心价值的诉求

《大话西游》、《西游降魔篇》可以分别被视为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大众心理的镜像。作为20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之一,《大话西游》引发了一场从语言表达方式到价值取向上的话语革命。它的影响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心灵结构、生活态度。而20年后出现的《西游降魔篇》,则是一场在《大话西游》解构后的废墟上试图重建社会道德、理想、信念、信仰的努力,原先在《大话西游》中被拆解的价值,在此片中又被重新确认其意义。从《西游降魔篇》到《大话西游》在价值取向上的这种反转,极富象征性地体现出近20年来中国社会心态由解构到建构,由颠覆到重建,由价值虚无到价值期待的变化。     

试论《娇红记》爱情描写的独特价值

《娇红记》是中国爱情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部标志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它上承《西厢记》、《牡丹亭》等经典杰作，下启《红楼梦》这部煌煌巨著，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爱情文学的发展树起了一杆标尺。《娇红记》爱情描写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它既有动摇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的伦理价值、揭示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的历史价值和拓展崭新爱情义界的认识价值，也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作为一出脍炙人口的爱情戏，它还是一部成功的悲剧，自问世以来不知打动过多少人的心扉，具有强烈的悲剧艺术感染力。对爱情义界的创新性开拓，更使它在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它所倡导的爱情婚姻原则已经颇具现代性意味。     

王国维悲剧思想与悲情意识探源——论《红楼梦评论》对西学、佛学和老庄思想的熔铸

王国维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在《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等著作中均体现了其悲剧思想对西学、佛学和老庄的熔铸性,开创中国美学研究之先河。王国维悲情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与叔本华悲剧精神的互通;二是认同佛家的涅槃,和叔本华倡导的解脱殊途同归;三是包涵老庄的"无为"、"无我"等传统底蕴。重新认识王国维的悲剧思想和悲情意识的源头,理解王国维对中西印等文化传统的沟通、合流、熔铸,才能理解和把握王国维在美学研究领域的大创制。     

吴宓与王国维《红楼梦》悲剧研究之比较

对《红楼梦》悲剧的研究从王国维开始跳出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借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其悲剧意义,丰富了这部古典小说新的内涵,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同样采取了中西比较的批评手法。他们的研究不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一流水平,在今天也依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红楼梦》评为一部伟大的悲剧小说,本文试从二者对《红楼梦》悲剧的评论中,对他们的中西比较观、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进行比较。     

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吴宓与王国维《红楼梦》悲剧研究之比较

对《红楼梦》悲剧的研究从王国维开始跳出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借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其悲剧意义,丰富了这部古典小说新的内涵,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同样采取了中西比较的批评手法。他们的研究不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一流水平,在今天也依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红楼梦》评为一部伟大的悲剧小说,本文试从二者对《红楼梦》悲剧的评论中,对他们的中西比较观、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进行比较。     

20世纪多维理论视界中的意境说——以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的意境说为例

本文以进入20世纪以来多维理论视界中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的意境说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几位美学家意境观的比较论证,从不同的美学家各自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与西方美学理论的关系中去探寻他们的意境观的得失,在相互区别和联系中来确立各自之于20世纪意境建构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红楼梦》研究学术争鸣述要（上篇）

王国维引进西方文化思想评论《红楼梦》是20世纪红学学术争鸣的肇始,20世纪学人对王氏关于《红楼梦》之思想倾向与悲剧观的论说有不同的评判。红学中索隐与自传两派的争论是延续百年的世纪之争。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运动以及其后“市民说”与“共名说”的争论有得有失,对得或失的不同评估与时代意识形态的变化密切相关。脂批本与程高本的优劣真伪之争是20世纪红学争鸣中延续莳间最长、争论程度最激烈、参与争论人数最多、最具有学术本体性的争论。对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以壬午说、癸未说、甲申说为重镇。     

中国近现代悲剧理论的三种抉择

20世纪初期是中国文学与美学思想的大变革时期,作为时代的先驱者和启蒙者,王国维、朱光潜和鲁迅一同将目光转向西方悲剧理论.面对世界性文学的广泛交流,他们做出了自己的美学抉择.     

真善美在悲剧中获得肯定和再生——评曾庆元的《悲剧论》

曾庆元的《悲剧论》出版了。20余万字的篇幅标示着他的研究成果,也融进了他的甘苦感慨。读完全书,想及作者在全书完稿后有意“拉开时间距离”之后才交给出版社的冷静,想及《悲剧论》作为一门选修课在武大课堂中对莘莘学子的吸引……我赞同白嶷岐在《序》中的判断:《悲剧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悲剧理论专著”,“在我国有着开拓性的学术价值。”在选     

关于王国维词学评价的若干问题

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不仅承载着特定的时代观念,更洋溢着鲜明的个性色彩,这使其《人间词话》在成为20世纪文论经典的同时,也一直经受着不少非议与批评。王国维的词学与创作之间相当一致,只是主张以“自然神妙”的艺术形态来创作“学人之词”,并要求以人生的普泛性哲思来代替“学”之内涵而已。质疑《人间词话》经典地位的声音渊源甚早,但不能因此而忽略了王国维对传统范畴的创造性理论激活与现代性体系建构。王国维的词学虽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但这并不影响其词学建构的经典意义和卓越地位。20世纪词学体制确实存在着内外之分,但在王国维之时,这种内外相对的格局尚未最终形成,实际上王国维兼有体制内与外的双重身份。王国维在文学思想上对胡适多有启迪,但他只可能是相关理论的奠基者,而胡适才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合适人选。只有厘清并合理地解决以上五大关系问题,才能更精准地契入对王国维词学的本体研究,并科学评判相关学术史的发展轨迹,从而推动王国维词学研究整体而有序地进行。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悲剧理论的研究进程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悲剧理论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鲁迅对传统悲剧意识的批判,对精神悲剧和悲剧精神的阐发,以及蔡仪对社会悲剧的探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要研究成果则表现为老舍与李泽厚对悲剧和崇高关系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美学面临着对悲剧问题进行深度阐释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首先成为推动悲剧理论发展的理论资源。     

论《三国演义》的悲剧特质

近代以来的学者们,有意无意地,每以“打破大团圆模式”的《红楼梦》作为我国悲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以为自《红楼梦》起,我国才有了置于世界名著之林亦无愧色的伟大悲剧。然而,一个长期被忽略了的事实是;早在《红楼梦》产生几个世纪前的十四世纪初,我国文坛就出现了堪与世界上最伟大的悲剧媲美争奇的悲剧杰作,达就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