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新学《三经新义》的内圣外王之道

庆历之后还是宋学地域学派的"临川之学",到熙宁以后演变为一种新官学即"荆公新学".虽然王安石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追求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其学术旨趣、思想内容的重心发生了变化.荆公新学更为关注以经术经世务的外王之道,以满足"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的经世致用迫切需要.王安石分别从《尚书》《周礼》《诗经》等先王政典探寻礼乐制度、治理方法的依据,以解决熙宁新政的现实政治问题.同时,荆公新学也关心"人君方寸之地""养心"的内圣之道,但主要目的是凸显政治睿智、强力意志的精神因素,其内圣之道直接依附于外王之用,不同于道学派偏重道德为本的内圣之道.     

“德”之下移:西周铭文中的“德”

现存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周人之"德"经历了一个从天到王再到臣的"下移"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有层级、以"礼"为外在形式的下移过程,为"德"内化为修身的功夫提供了契机。究其原因,"德"之下移既是基于西周确立、稳固政权的需要,也是区分贵族、庶民的政治策略。     

论儒家的“礼法合治”

一《礼记·坊记》:"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疏谓:"大设其坊坊之,而人犹尚逾越犯躐,况不坊乎?‘故君子礼以坊德’者,由民逾德,故人君设礼以坊民     

朱熹的礼治思想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廉”与古代官德

在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作为古代官德的"廉"不仅包含了传统士大夫自我修身的内在德性———即"廉耻,士君子之大节也",还有其国家治理上的事功作用———即"廉者,政之本也"。这种集"内圣"修养与"外王"事功的统一,才是对古代"廉"德的完整把握。     

“明德”小考

“明德”一词由来已久,由出土文献至传世文献可以考见其在先秦时期的源流演变.“明德”在先秦时期可归纳为四个义项（1）光明之德;（2）德才兼备之人;（3）勉力于德政、以德教人;（4）彰显美德.其中“光明之德”为其原始义.     

《庄子》外杂篇之“德”论

梳理和分析庄子后学所作的《庄子》外杂篇的文本资料,便能清晰地理解和把握《庄子》外杂篇之"德"论。它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其一是"德"和"道"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德"的本质意蕴;其三是"德"的现实演变。从这三个层面来看,庄子后学所论之"德"即道德,明显不同于儒家意义上的道德,前者强调同一于生命本性,后者强调合一于人伦规范。毫无疑问,明辨庄子后学所论之"德",不但有助于准确理解《庄子》外杂篇的道德哲学思想,而且也有益于深刻认识儒家的仁义道德。     

璀璨星空与绚丽诗国:“为政以德”的天人象——《论语·为政》开篇释义

"为政以德"开宗明义指出了政治以实现正义为圭臬。政治的正义品质依据自然法则。"为政"卷开篇给出了两个自然,第一是"譬如"句作为明喻揭示的宇宙的自然,其运行依据"道";第二是第二章作为暗喻描述的社会的自然,其运行依据"德"。"道"与"德"都是正义的体现,然而"为政以德"却有两种情形,即第三章所展示的"德""礼"之治和"政""刑"之治。"德""礼"之治是"礼治","政""刑"之治是"法治",两者都是"德治"。"德治"本质上是一种民主政治。     

先秦"孝道"的本来面目及其当代价值

在中国文化中,孝是一切道德原则的核心,被奉为人伦之至理;孝道是教化民众、化德成俗、理家治政的重要手段.先秦"孝道"的基本内容包括:尊敬父母,敬重老人;移孝于忠,事君治国.孝道在推行过程中,经历了"从双向的情感交流到单向的义务付出,从理家治政的手段到束缚人性的桎梏"的嬗变过程.今天,我们应摒弃封建孝道中"愚孝"、"愚忠"、扼杀人性的成分,构建新时代的"忠孝观",将"孝道"作为今天道德建设的契入点,使基于人性基础上的孝道为构建当代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发挥积极的功用.     

儒家理想人格追求的人性论基础与人生境界指向

儒家理想人格追求以人性善为基础和前提,以内圣外王为典范,以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为最终指向。儒家的道德修养,是由内到外、由性到德、由德到功,最后再返回天赋善性,即天人合一的过程。可见,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与人性善的假设及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追求具有内在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