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学科形态的新探索——评劳承万《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

中国美学学科形态的建立是一个去西方化的过程,去西方化是去发现中国有没有对应于西方美学的东西,劳承万在《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一书中指出,在中国没有西方式的美学,只有“礼-乐”文化精神中之“乐学”,“乐”是中国人的精神庇护所,是中国美学唯一的落脚点与栖息地。     

解读中西方的“鬼（Ghost）”文化

通过对中西方“鬼”的文字释义，寓意挖掘，价值评判，结合中西方文学中“鬼”的形象的探讨．人鬼关系的比较，揭示东西方“鬼”文学中的宗教情结，并透过中西方“鬼”的民俗和仪式的比较，探讨中西方“鬼”的异同，从而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提供一个法门和途径。     

康德与“神学的人学化”

康德哲学使西方思想发展历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这不仅表现在认识论、道德哲学等方面，也体现在宗教哲学中。康德哲学是把神学问题变成人学问题的一个部分，或者是把神学变成人学的一种特殊形式来加以讨论的。在人学的内部消解、克服神学，而不满足于人学与神学的外在对抗、分立，更不能容忍把神意作为外在原则来解释人的问题，这就是“神学的人学化”。本文试图阐明“神学的人学化”是康德在西方宗教思想史上所进行的巨大变革     

论英汉语文学作品中水的意象情感“乐”

水作为一种自然物质进入人们的文化视野,经历了漫长的民族文化积淀而成为一种独立意象存在于英汉语文学作品中。人生充满喜、怒、哀、乐,“水”亦蕴涵同样的人情韵味,“乐”是其主要特征。“喜中品乐”反映出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功能宇宙观,“怒中取乐”显示了西方“天人分离”的宇宙观。“哀中求乐”则是中西古人面对神奇的大自然发出的无尽感叹,是中西文化的自由追求——逍遥游与荒诞的完美契合。     

从“如来慧日”到“中国禅月”:佛教中国化的诗学视角

佛教固以“月”说法，然“如来慧日”才是印度佛教的第一象征。中国禅宗对佛教明月、水月意象的哲学阐释与诗意发挥，使“禅月”不惟作为宗教意象与方便说法在教内地位突显；更从宗教说理中抽离出来，富含哲学思辨与批判理性的精神，且诗意盎然、流光溢彩。中国禅月既非印度之禅，亦非印度之月，实为中国禅家的发明。禅宗变“佛日”为“禅月”，是禅宗去印度化、去宗教化、心性化、世俗化的努力和表现，对禅理的广披、禅道的烂熟与禅学的诗化，起到了潜在而重要的作用——这一宗教意象的变革与宗教义理的革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由是观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不是佛教“化中国”，而是佛教“为中国所化”。     

论《太平经》的“寿—美”思想

《太平经》是早期道教经典之一,它的宗教思想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也包含了丰富的美学观点。以生命为美、以“寿”为美,是它的美学思想的最核心内容之一。“守道”可得长寿,是其美学判断标准极为主观化、生之美可以向“内”追求的独特的宗教思想依据。这一思想,与西方的（包括西方宗教的）生命美学观区别明显,对中国美学思想影响很大     

解读古代中国的“忧郁感”

文章以范仲淹《岳阳楼记》等中国古代文献为主要对象,讨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忧”、“愁”和“忧患意识”等概念的文化内含,及其与现代西方文化中相关概念的差异。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忧郁”(melancholy)是西方文化进入现代历史运动中的产物,科学的发展和人与宗教的分裂是忧郁产生的两个基本根源;尽管古代中国有这些情感色彩相近于“忧郁”的概念,但由于中国封建文化的独特背景,它未具有现代性文化内含的“忧郁”观念。     

论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

本文从文化构成的角度，对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即“心理生活空间”）的形成与特点作了初步研究。文章认为，构成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精神空间”的主导因子是宗族观念，其次是宗教意识；并引入“心理场”的概念，对村落的“心理生活空间”的情形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从整体上来说，是一种包括宗族观念和宗教意识等因素在内的复合型“精神空间”     

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和“死亡”艺术观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脱迹于古希腊的酒神祭活动及由此形成的西方民间的笑文化传统。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有四个特点：全民性、乌托邦理想与现实的暂时相融性、是笑文化的节日、是对“死亡”获得深切感受的节日。相应地，他的“狂欢化”理论也具有这些特点。他的“死亡”艺术观分析了文学作品中英雄（神）之死、平凡的悲剧性人物之死和怪诞人物之死三种类型。     

释“乐”

“乐”字的本义自东汉许慎至今已有很多人作过探讨,结论多样,但多不可取。本文结合甲、金文及文献材料认为“乐”之本义当为“栎”。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生成与具象传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话语和政治话语的重大创新与发展,该话语的生成是现实逻辑、理论逻辑、文化基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现实逻辑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是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抵制西方话语对中国民族政策污名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的现实需要。从理论逻辑和文化基因来看,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遵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指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团结文化是话语生成的文化基因。而话语生成之后,通过传播才能获得人们的认知和认同。因而,可通过修辞化、视觉化、音乐化、故事化等传播路径,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具象传播,进而建构与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认同。     

中国文化“忏悔欠缺”观点的实质辨析

本文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详细勾勒出有关“中国文化欠缺忏悔精神”这一观点的由来、表现和发展过程。结合相应文化语境的分析指出，所谓“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中国文化少见忏悔精神”，究其实质只不过意谓中国人乃至中国文化欠缺西方文化下的那种忏悔意识或精神，并且是在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背景的全球化语境下，国人将相应价值观念作为通则贯穿于“忏悔”的理解之中，进而演化为一种普遍性结论的置换表达。     

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然而，从晚清至“五四”，粱启超却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中“文学”的观念并摆脱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的意识后，从功利主义一维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观念。     

《论语》“乐”音义释

本文通过对儒家经典《论语》中“乐”字出现次数的统计,以及“乐”字音义的爬梳,分析“乐”的最初读音为yào,乐（音乐yuè）乐（快乐抡）的读音是后起的;又据甲骨文字字形、相关相近字形分析以及古文献资料推测“乐”的本义是“五觳生长”,而“快乐”、“音乐”、“乐器”等为其引申义;对《论语》中“乐”字语义分别作了重新解释。     

略论“中国宗教”的两个思想基础

中国是多宗教的国家，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宗教格局。本文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论述“中国宗教”的两个思想基础：一是阴阳五行，这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表达了“天道和谐”的思想；二是礼乐文明，这种人文主义的人生观，表现了一种“人情和谐”。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缘此具有崇尚和谐、重视人文的特点，对于外来宗教或新兴宗教的取舍标准，主要取决于它们是否灵验可信。儒释道的三教合流、民间信仰的多元混杂，颇能体现中国人追求“和谐实用”的宗教观。在宗教冲突时有发生的当前世界，中国宗教的历史经验，尤显珍贵。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句读与释义

传统上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理解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我们断句与释义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乐疯“彩色跑”

6月21日上午9：30，“彩色跑”（T h e Color Run）活动在园博园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近3万跑步爱好者上演了充满欢笑的5公里乐跑，点燃了夏日万人狂欢的烈火。     

论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及其价值

中国哲学中，潜藏着一股“世界主义”思潮，既有打破“国家中心论”的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有打破“区域中心论”的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也有打破“人类中心论”的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各种形态，齐备于中国哲学家的头脑中，这在世界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值得认真发掘。从原有的哲学格局看，西方哲学的视野主体上还是“地球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的，基本上还是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为主。但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提供给人类一种伟大的智慧：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就不能以人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类之外；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不能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与人的关系之外；要解决地球的问题，就必须突破“地球中心论”，必须置身地球之外。换言之，不突破“地球中心论”，不突破“人类中心论”，恐怕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不解决物与物的关系问题，恐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中的“世界主义”视野，是打破各种“中心论”的一把利剑；它使中国哲学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痛苦中心论”、“生命中心论”，更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人类中心论”。     

郭店楚简《五行》篇中的“圣”和“乐”

原始意义的“圣”是具有神性之圣的概念,后来才逐渐人文化。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的五行篇,是告诉我们“圣人”成为儒家的最高偶像之前的原始模样的重要材料。五行篇的“圣”是超越人道而领悟天道的要谛。“圣人”是超越人类世界能够到达天上世界者。不过五行篇中出现的“乐”是为了完成德而领悟天道的阶段,只有五行得到统一和谐调才能享受。唯有“圣人”才能享受真正的“乐”,而且圣人是被看作和神一样通过音乐享受快乐的人。从早期强调快乐的圣人逐渐儒家化开始,快乐的因素逐渐丧失,人们只强调“乐”的道德因素和政治功能了。     

孔子之“乐”的论域、呈现及支撑

当代中国对生活持悲观焦虑情绪者众多,回望我国传统文化,孔子的积极乐观精神具有启发性,值得借鉴。孔子之“乐”属于“情”的范畴,儒家之“情”有两个维度：群体之情与个体之情,孔子对个体之情论述更多。“乐”是“情”落实到现实层面的外在表现,是个体的情感体验,呈现为道德情感(孔颜乐处)、审美与道德情感的融合(曾点气象)、日常生活之感性情感(无私忧、乐观)三部分。孔子乐观是因为有坚定信念的支撑,这种信念进一步细分为“志为君子”和“尽人事以待天命”。这样的信念在今天依然不过时,即使建立其中一条,也能支撑起人的乐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