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架上的拯救──中国与俄罗斯知识分子忏悔意识之比较

中国和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历史上都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但俄罗斯的西方文化渊源，使它承继了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与忏悔感，中国文化则具有“乐感”色彩，直到近代，受西方影响才出现知识分子的人性忏悔。而１９世纪以来，中俄知识分子面对民众所产生的阶级忏悔，则构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影响与超越--郁达夫与卢梭忏悔意识比较

西方人重忏悔,中国人重内省.卢梭的忏悔意识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并以此作为参照物,它对中国文化的代表郁达夫作品的忏悔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郁达夫从卢梭那里借鉴了西方式的历史忏悔,把自我剖析、自我忏悔与历史批判与人的解放结合了起来,从而具备了一种超越性的思想蕴含.     

论中国古代诗文对巴金散文的影响

本文从忧患意识、反封建意识、忏悔意识和艺术表现的功利意识四个方面，论析中国古代诗文中的“民族精神”对巴金及其散文的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影响的原委，认为巴金散文创作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很大影响，但其根本性的影响却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民族精神”——“其中重要的就是现实生活、‘种族遗传、地域水土、风俗民情、宗教习惯’等和历代文化典籍及其代表人物”。     

论铁凝小说中忏悔意识形成的文化语境

忏悔意识是铁凝小说中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本文试图在厘清儒家的“反省”与基督教的“忏悔”的基础上阐述铁凝忏悔意识形成的中西方文化背景。铁凝的忏悔意识是在中西方文化交汇中形成的     

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郁达夫与卢梭忏悔意识比较论

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中西文化在品性中有着不同的思想意识:西方人重忏悔,中国人重内省。卢梭的忏悔意识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并以此作为参照物,它对中国文化的代表郁达夫作品的忏悔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郁达夫作品在中西文化交融中有着对卢梭的超越及其自身的矛盾。由此可见,中西文化在不断的渗透与交融中,由于中国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所构成的一种文化情结,给这两种文化带来了剧烈的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     

中国文学的忏悔意识

忏悔意识在西方文化中对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所内涵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的精神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武器。巴金是中国文坛上第一位以忏悔者形象出现的作家 ,将忏悔主题带进了新时期文坛 ,展开了人格与文学的双重忏悔。巴金的《随想录》与韦君宜的《思痛录》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代化呼唤传统文化精神回归─—兼论中、西文化交融之前景

解决目前我国经济与文化、特别是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必须寻找理论基础，这就要深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本文认为“社会存在、意识”两层次结构不能准确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现实生活、文化精神、社会存在样态、思想观念”四层次结构，作为供选择的解决方案。由此出发，阐明中、西文化精神在根本上不同。西方文，化精神是“执”，中国文化精神是“无执”。文化精神不同之根基在于现生活。现实生活之“生活态度”分析为“理论态度、实践态度、审美态度”三重结构。现代中、西生活态度之区别主要在道德领域。在这个领域，西方人一贯取实践态度，中国人则取审美态度。中、西文化精神之融合取决于生活态度达到一致，即在道德上或西方人取审美态度、或中国人取实践态度，这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     

西方忏悔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

本文从跨文化的方位,研究中西文学的文化特质,指出忏悔意识的发展,使西方文学家焕发出新的自我创造力量。内省意识的僵化,使中国历代作家的创造力受到束缚。中国现代作家受西方忏悔意识的影响,形成中国式的忏悔意识。新的反省机制的确立,使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质发生变化,出现了题材、形式的革新,推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     

启蒙精神及其在中国话剧创作中的异化

西方语境下的“启蒙”精神的核心是理性精神。在中国语境下,“启蒙精神”被简单地等同于“科学精神”,“科学”这一概念更多地被用作指称一种实证的方法。此刻,科学精神的精神内核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理性精神。由于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科学精神被具体化为“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因此,中国主流话剧的倡导者将话剧当成了一种用以宣传某种政治思想的工具而非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话剧的工具化证明了中国的“话剧精神”尚未建立的事实。     

论新时期以来中国自传中的忏悔意识

西方自传受基督教影响,具有深远的忏悔传统;而中国自传中的忏悔意识则比较薄弱。新时期以来,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等自传作品表露了可贵的忏悔意识。但其忏悔往往显示为一种精神表态,缺乏具体入微的自我剖析。冯友兰、周一良等则在自传中回避自我忏悔,把个人过错归因于外在环境。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自传需要针对个体在历史中的具体表现进行深入的自省和忏悔。     

论西方悲剧精神心灵忏悔的审美特征

西方悲剧精神的审美本质是反思人类社会历史矛盾，因而其悲剧精神的审美特征之一是浓郁的心灵忏悔。心灵忏悔主要表现为悲剧主人公面对历史长流，尽管有遥远的历史理性主义的美妙理由和光明允诺，总归难以彻底解脱现在耳闻目睹伦理情感受伤害引发的愧疚和痛悔。其次表现为一种特殊方式，即主人公的“人性异化”在读者心灵意识中生发出别样的感受。其三表现为一种绝妙的艺术构思，那就是在此一人物形象的基础上派生出彼一人物形象。     

解构：“发现性语境”下的介入

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发现性语境”时期研究的分析,指出其典型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不可分析性认知和中国对“中西方文化关系”的非逻辑性认知：对“西方文化”的不可分析性认知,第一体现在对“多元的西方文化”的缺乏分析性认知;第二,体现在“文化背景”的不可分析性认知。对“中西方文化关系”非逻辑认知,第一体现在对本土性“文化立场”的错位认知;第二,体现在对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学”缺乏认知。并提出,“发现性语境”的“不可分析性与非逻辑性”特质,使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第一时期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呈解构与被解构的关系。     

略论汉语语境下的英语文化身份

中国人在使用英语时常要面对语境和身份的冲突问题。英语的混合性和变异性是其历史演变的结果,这使它在中国语境下的使用也会有各种“内卷化”的发生;英语在使用功能上适应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但是,中国语境下的英语使用并不等于接受西方文化霸权,英语也会在本土文化语境下产生文化身份的变化。     

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发展中国文化寻求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融合

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发展中国文化寻求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融合汤一介（教授、博士生导师）：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体系逐渐瓦解，因而“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也随之消解了，世界文化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这就是世界文化正朝着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的方向发...     

"文化研究"语境中的"经典"

“经典”问题一直是学界焦点。当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特别是西方“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挤压”经典空间、消解文本概念、淡化经典意识、揭示权力运作等等,都促使学者思索“经典”在今日多元文化情境下的变革,严肃认真地对待“经典”的重构或阐释。     

卡夫卡的创作与中国文学的交融

卡夫卡作为一个西方作家，却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他阅读了大量中国文化典籍，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中明显地体现出中国文化对其极深的影响。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的创作及理念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时期文学，许多作家常常将卡夫卡视作“知音”，这反映了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比较—现代新儒家“体用观”内核之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为接续儒家学说道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而产生的东方文化意识流派。其代表人物在科学与民主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浪潮下，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做出了独特而又深邃的诠释，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体用观”。这种“体用观”因其明显失衡而多遭非难，但亦因其丰富而瑰丽的人文思致而倍受学界瞩目。     

日本近代“私小说”中忏悔主题的两个影响源

日本近代“私小说”中的忏悔与佛教忏悔不同,它基本上是西方基督教体系内的,但“私小说”很快又扬弃了纯宗教性的忏悔,转向了伦理的、道德的告白。基督教和卢梭《忏悔录》构成了日本近代“私小说”中忏悔主题的两个影响源,二者在日本传统文化的接受和变异下,促生了“私小说”独特的忏悔主题。     

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意识

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这即是说,人类(包括个人)应该而且必然具有这种“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忏悔意识,因为它是“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的体现。对于忏悔意识的理解,学术界有种种,但我认为,忏悔意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现实在人的主体心灵所产生的一种内省和反思,查问和审视。一般来说,它包括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指用自己已有的价值观念和尺度反省自己在现实中的行为和心态;另一种则是指能够站在超越于现实利益考虑的更深层次上,以一种宏观的眼光,对民族与自我进行历史的反省。鉴于二者着眼点的区别,我们把前者称为“现实反省”,把后者称为“历史反省”。不同文化性质的民族,其忏悔意识则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对于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西方民族来说,更侧重于历史反省的方式,他们对于以往铸成的错误或罪恶的深刻认识,常常带有强烈的情绪因素,伴随着感情上的痛苦和灵魂的内在折磨。对     

试论郁达夫小说的社会文化基础

从“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意识入手 ,试图从另类角度解读郁达夫小说 ,在“五四”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个性解放、忏悔意识、沉沦意识是郁达夫小说的主要社会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