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偈及其翻译文体

佛偈是古印度诗歌推广到佛教领域而与佛理互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佛经文体最基本的构成形式之一,它通过佛典的翻译进入中国,逐渐成为刺激本土诗歌演进发展的一种助力.本文从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视角着眼,对佛偈的性质、起源与应用,梵偈与汉译偈颂体制形式特点的异同,以及这一外来诗体对中国古典诗歌产生的深远影响,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     

论梵语《入楞伽经》中的汉译偈颂

在梵语文献中,与韵文相关的术语是比较丰富的。偈颂在佛经中运用十分广泛,一般佛教经典都包含（诗体）偈颂,一些佛教经典是（诗体）偈颂写成的。诗歌翻译作为一个高度选择的翻译策略问题。后汉、魏晋以来。佛经中的偈颂一般以中国传统的四言、五言的诗歌形式翻译,但不再强调音韵格律的严整。汉魏的佛典偈颂翻译已经出现七言诗体的形式,唐代七言诗体成为偈颂翻译的基本形式。     

全唐诗拾遗(续)

说明《全唐诗凡例》有言:“《唐音统签》有道家章咒、释氏偈颂二十八卷。全唐诗所无。本非歌诗之流,删。”自此,凡录唐诗者,即不收释氏之偈颂。《凡例》此言,当可商榷。确切地说,偈颂有非歌诗之流者,亦有即歌诗之流者之不同。只要我们将两者适当区别开来,即可选取。所谓“偈”,乃是梵文Gatha(偈陀或伽陀)的简称,义释为“颂”。梵汉双举,即云偈颂。一为佛经中的唱词,颂扬佛德;一即中国之诗颂。白居易在《题道宗上人十韵》诗中说:“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论议。是故宗律师、以诗为佛事。一音无差别,四句有诠次。”除佛经中的唱词以三十二句为一偈外,一般多以三字乃至八     

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及其来源

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主要体现于歌辞作品当中,同时于一般诗歌和变文等诗体作品中也大量存在。程式的使用在中国汉魏六朝时期的本土诗歌中已经有所表露,但尚未表现为普遍特征,其作品一般篇幅不长,构成也较为简单,这些都与敦煌文学中的程式表现大相径庭。研究认为：敦煌文学作品与佛教的亲缘关系,敦煌写经中对中古汉译偈颂程式的充分反映,皆表明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源于汉译偈颂。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层面来看,汉译佛经偈颂这一行为,使《诗经》时代的口头诗学传统在经历了中古文学数百年的断层之后,重新在作家书面文学领域获得了部分的继承和发扬,而敦煌俗文学则正是沟通二者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宋代僧诗中的偈颂赞

宋代僧诗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偈颂赞类作品在宋僧诗中占有主要地位,此类作品源于佛经,但又不能等同于佛经中的偈、颂、赞,其主要内容是以文学手段宣扬佛教教义,其中的临终偈颂尤具特色和代表性。语言极为俚俗,形式灵活多变,是偈颂赞类宋僧诗的主要艺术特色。     

五言佛偈传译与东晋南朝五言诗

虽然四句为一偈之说广见于历代佛教经疏中,但一偈并非皆由四句构成。随着佛教渐然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偈"逐渐用来命名具有宗教意味的哲理诗。中土五言诗歌为佛偈的传译提供了形制,而大量五言佛偈的传译也对东晋南朝五言诗创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诗歌被偈颂化现象的出现,僧人所作的偈颂似诗,出现了类似诗的翻译偈颂。东晋五言玄言诗佛玄合流了,南朝则出现了较纯粹诠说佛理的佛理诗。     

偈颂涵义考辨

偈颂隶属于九分教之一,是佛典的一种重要文体,在早期汉译佛典中始终高居第二位.通过梳理早期汉译佛典对九分教的记载及佛教早期论书对偈颂涵义的解释,我们发现偈颂的内涵有一个发展变化的漫长过程.笔者通过辨析祗夜与修多罗、记说,优陀那和法句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偈颂的内涵及其内在的衍变.     

翻译在佛教中国化中的作用

历史上印度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通过佛教而实现,佛教又通过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中国化,佛经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翻译在佛教传入中国中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却并非不言自明,而无论佛教教理在翻译过程中做出了何种适应中土价值的变通,佛理佛经在中国化过程中有过何种适应中土具体情况的传播方式和翻译机制,佛经翻译对中国文明的成长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鸠摩罗什偈颂翻译和创作对王维诗文的影响

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译经中文学性最突出的要属其中的偈颂部分。偈颂与诗歌同中有异,互相影响,其对后世文人的文学创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维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鸠摩罗什译偈对王维散文偈颂部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句式体例、语言修辞、音声韵律和内容类型等方面;同时,罗什所作三首偈颂对王维的佛理诗创作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罗什译偈、自创诗偈与王维佛理诗文创作之间存在微妙关系,印证了中印文化、文学交流与融合的具体过程。     

论《游仙窟》体制所受汉译佛经影响

《游仙窟》虚构故事的情节链很长并且各个环节连接得都比较紧密自然，受到汉译佛经中同类故事的影响；较大规模地用诗唱和，受到汉译佛经中较大规模地用偈颂对话形式的影响。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