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社区参与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重要作用。以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社区参与在农民工城市融入中所起到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文化参与、公益参与以及表达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流动时间、受教育水平、流动范围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不同年龄组别农民工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存在以下差异:社区文化参与对新生代尤其是"90后"农民工的影响较大;社区公益参与对所有组别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作用更加明显;社区表达参与对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都有显著影响,但在"80后"农民工中发生比最高,对"90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没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流动的哲学解析

农民工流动是当代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现实,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农民工流动是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而农民工流动的生态转向是未来农民流动的趋势。从生态哲学的视角对农民工流动进行哲学解析,是进一步建构农民工生态流动模型的基础和前提,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该文将从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三个维度对"农民工生态流动"进行解析,试图对构建农民工生态流动进行初步的探索。     

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原因探析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不仅关系到他们的切身权益,而且事关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的政治权利长期受到损害,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正在从农村和城市走向边缘化。本文以政治参与和社会流动理论为研究背景,从户籍制度、边缘人地位、利益关联度和政治效能感四个方面对当前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途径。     

农民工流动的三维解读 ———以生态哲学为视角

农民工流动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农民工流动与农民问题的解决关系密切,而农民工流动的生态转向是未来农民流动的趋势。从生态哲学的视角对农民工流动进行哲学解读,是进一步建构农民工生态流动模型的基础和前提,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将从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三个维度对＂农民工生态流动＂进行解读,试图对构建农民工生态流动进行初步的探索。     

困境与出路:新时期农民工政治参与探微

农民工作为农民中的"精英",其政治参与水平是衡量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对近年来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研究,报告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参与机制的不健全、利益代表组织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陷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真空化"和非制度化参与扩增的因由,进而提出了通过变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积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完善政治参与机制、加强组织制度建设来破解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建议.     

“推拉理论”视阈下我国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动因探析

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的大量流动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个特殊群体城乡流动的原因和动机十分复杂,推拉理论认为: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是流出地的排斥力和流入地的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推拉理论"的框架下进行探析中国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具体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农民工代际差异及其养老保险探析

当今农民工群体内部已产生了代际分化,两代农民工存在文化、流动和需求等方面的差异。根据农民工代际差异,我们可以构建两代农民工流动影响社会养老保险的"城乡水池"模型,根据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分类—分流—统筹"思路,从人口、就业、基础养老金发放、新农保建设、养老保险关系接续、城乡统筹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     

外出农民工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3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以安徽省3市500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均对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有显著影响,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务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获得职业发展的可能性越大,更容易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农民工职业发展在年龄模式上呈现出"U形"分布特征,25~44岁农民工相比于其他年龄段反而不太可能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流动经历也显著影响着农民工的职业发展,适度的职业流动经历会促进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但过多的流动经历反而不利于农民工实现向上的职业发展。     

从健康迁移到健康损耗——高龄农民工健康状况研究

本文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卡方检验和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对“高龄”农民工⁽(1))的自评健康状况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流动时间小于1年的高龄农民工的自评健康状况明显优于城镇同龄劳动人口;随着流动时间延长,健康优势有所损耗,但存在波动情况;直至流动时间为10年及以上时,高龄农民工的自评健康状况差于城镇同龄劳动人口。高龄农民工的自评健康状况受年龄、流动时间、输出地、输入地困难情况、医保参与状况、社会歧视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为此,应提高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和便利性,满足其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促进有落户意愿的高龄农民工有序落户,并畅通流动机制;开展社会活动,促进社会融合,保障他们的健康。     

农民工城市间流动的影响因素及流动后果研究——对沈阳市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是中国现存的普遍现象,本研究以农民工城市间流动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内容,并对多次流动的后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工多次流动的因素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家乡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外出务工时间,以及外出前拥有的技能,非东北地区的农民工流动性高于东北三省的农民工。从农民工多次流动的后果来看,经过流动,职业声望上升非常小;从收入变动来看,流动多次并不必然带来收入的上升,但多次流动却能使低收入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农民工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选择大城市的比例上升;多次流动也带来农民工对技能的积累。     

在职培训与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基于工作转换和就业质量变化的考察

基于辽宁省调查数据,从工作转换发生、工作转换类型、工作转换频次和就业质量变化4个维度对在职培训在农民工就业流动上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职培训能显著降低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发生,但其作用具有明显的流动类型和人群差异性,表现为对女性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及对跨区域和跨职业流动有显著抑制。在流动频次上,培训的作用不明显,且受过培训的农民工难以通过流动而实现就业质量的改善。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实困境与改进路径

转型期,基于身份再生产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政治"具有显著的过渡性和非均衡性。这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利益导向性与空间交叉性。但是,源于因身份而形成的代际传承、制度保障乏力以及参与主体行为取向等方面因素,这种参与在实践中面临参与不确定与参与绩效低下等多重实践困境。为此,需要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角度进行城乡统筹、系统化的导向权利型社会保障机制建设、进一步探索户籍制度改革并以"新四化"建设为契机,化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身份困难",从而为全面消解以农民工为代表的"身份政治"、循序全面实现人民主权所规导的"公民政治"创造条件。     

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效应——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以辽宁省的实地调研数据,从职业流动频率、流动方向、流动动因三个方面分析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特征及其收入效应。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不高,明显低于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质量不高,多处于平行流动或未流动状态,向上流动较少;职业选择上处于劣势,多是被动流动。频繁的职业流动及向上流动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但主动流动有利于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与已婚女性农民工相比,流动频率和流动方向对男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显著,而主动流动对其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因此,稳就业、增收入要重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避免其陷入频繁流动和收入不增的恶性循环。     

试析农民工流动儿童的教育衔接问题

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的断链主要体现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断链的原因是教育的"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教育差异显著,各地学校教育,特别是学制、教材不一致,同时,学校对流动儿童的教育背景和教育需求缺乏了解。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断链,实现流动儿童的教育融入和教育衔接,就必须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破除城乡的"二元"教育结构,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明确各级政府在流动子女教育衔接中的责任和经费承担;加强省际九年一贯制学校教育合作,利用网络传递流动学生信息,强调流动学生的信息转接服务,保证流动学生学习的连续性,并进行一系列的补偿性教育服务。     

农民工流动的成本收益分析

在对农民工在农村和城市的生产生活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流动的成本收益模型。分析了工资收入水平、流出地区农民收益差异、非经济成本、社会收益等影响农民工流动迁移决策的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农民工流动的机理。     

农民工流动和养老保险参与

基于全国七省十三市（区）的调查数据,在个人、家庭、工作及地区变量之外,从职业流动和地区流动两个层面探讨流动对农民工城镇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的影响,Logit模型结果表明：换工次数和打工城市数量对参保意愿、行为均无显著影响;是否跨省流动既降低了参保意愿也降低参保参与;在企业或在本地打工时间越长,越可能参保。说明高频率的流动并不会直接降低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率,流动距离远近、城市停留时间长短更为重要。     

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文章尝试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指标体系,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分解方法,对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研究发现:尽管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汉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数均值差异较小,可是随着分位数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禀赋(特征)差异是两者均值差异的主因,禀赋(特征)对差异的影响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先升后降(呈倒"U"型);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正相关,与流动范围负相关,与现住房性质的关系呈"U"型;年龄、本次流动时间、开始此项工作时间的影响各有不同。为实现"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需要提高少数民族农民工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妥善解决农民工城市居住问题,引导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农民工就近城镇化,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     

情感互动与青年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基于湖北武汉市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向城市流动所引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本研究以湖北武汉市的青年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开放式访谈和个案研究,试图通过"情感互动"的分析来对青年农民工身份认同现象进行再解释.个案表明,青年农民工在城市参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理想状态是通过低度情感能量的唤起、短期情感到长期情感能量的转换以及高度情感互动与青年农民工身份符号的再投资来完成其城市身份认同,进而达到社会融合,而现实是多数青年农民工在社会互动中无法获得高度的情感能量,致使身份认同失败.笔者分别从个人、社区以及社会组织等三方面提出措施来加强青年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情感互动,进而实现城市社会的身份认同.     

解析当代农民工的“中国式离婚”——对安徽省966例农民工的调查

通过对安徽省铜陵市、安庆市农村966例农民工的离婚情况进行调查,解析了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离婚的深层原因.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村女性独立人格意识不断增强、农民对婚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社会流动使农民的"眼界距离"不断加大以及农民工离婚环境较为宽松等是农民工离婚的主要原因.     

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转型与重构——基于武汉市农民工及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的调查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组织运行有2种模式,一是"组织农民工";二是"农民工组织"。当前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即"组织农民工"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有效"的外部性整合,但也存在诸多弊端。以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访谈及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为例,剖析通过组织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总结了"工友之家"在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中5个方面的成功经验:通过组织找回农民工的归属感,增强群体内部凝聚力;通过组织提供参与平台,提高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参与积极性;通过组织整合农民工群体内部资源,扩大农民工群体的对外影响力;通过组织联系文化部门、企业、社区及农民工;通过组织填补农民工公共文化供给的错位和缺失。认为"农民工组织"模式是一种内生动力型长效机制,提出了"组织农民工"模式向"农民工组织"模式转型的必然性和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