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刊物中的朝鲜声音

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大众文艺》等左翼文艺期刊对朝鲜左翼作家和“同伴者”作家的作品进行了部分翻译介绍,它们是两国左翼文学交流的踪迹,是两国现代文学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影响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整体上的理论自觉意识是在20世纪30年代表现出来的,这与马克思主义影响直接相关。20世纪30年代较为完整的批评理论首先出现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文学批评家中,突出表现就是建立起整体阐释框架和＂历时性＂观照方式的＂作家论＂。左翼文学批评直接带动了20世纪30年代文学批评整体上的发展,具有说服力的是1936年完成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澳大利亚的左翼文学批评

澳大利亚的左翼文学思潮由来已久,但左翼文学批评活跃于澳大利亚文坛的时间为20世纪30—5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的核心观念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来自苏联的批评观念主张艺术家应该乐观地描绘社会主义现实和共产主义革命,同时扎根现实生活,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用革命的艺术教育大众,培养社会主义精神。早期的澳大利亚左翼批评与自由派民族主义批评因现实主义的共同信仰而结盟,但这一结盟的后果是左翼批评最终在后者的压力之下消磨了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激进诉求。60年代,传统的左翼思潮归于沉寂,但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新左翼"思想席卷整个澳洲大陆,"新左翼"除了直接参与文学批评以外,还影响了包括女性文学批评、土著文学批评、移民文学批评和后殖民文学批评在内的许多流派,这些明显具有左翼倾向的批评流派于80年代前后风行一时,但至90年代,在澳大利亚社会日趋保守的大环境之下,它们迅速地走向了颓败。认真梳理澳大利亚文学的左翼传统对于认识澳大利亚文学和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早期左翼文学批评的苏俄资源与价值形构——以1932年丁玲及《水》的评论为例

1931年,丁玲在开始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前夕完成短篇小说《水》的创作。《水》在发表后引起了冯雪峰、钱杏邨、茅盾等左翼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并在1933年丁玲失踪事件后演变为左翼文学评论的一个小高潮。对丁玲及《水》的评论为左翼作家主体与文学文本的阐释打开了空间,成为早期左翼文学文本经典化的一次有效尝试。这一时期左翼文学批评强调对苏俄理论资源的“挪用”,进而确立起左翼文学的经典性与权威性,“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水》的文本批评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这一创作方法存在的问题也为中国左翼文学自身独特性反思提供了可能性。重新梳理这一时期关于《水》评论的发生与影响,既是对早期左翼文学批评实践的考察,也是审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独立性价值的有效视角。     

胡风文学批评概说

胡风是怀着对国际普罗运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满腔热情投入到创作和批评活动中来的。胡风解放前的批评主要收录于《文艺笔谈》等七部评论集和《论民族形式问题》《论现实主义的路》等论文中,建国以来的批评主要是"三十万言书"。胡风的文学批评是中国现代革命文艺阵营中最有个性的批评,足以跻身"五四"以来最富原创性的批评之列。胡风的文学批评在现代革命文艺史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们至今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某种活力和理论冲击波。     

鲁迅与茅盾:左翼"两大台柱"的联手与贡献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为左翼“两大台柱”的鲁迅与茅盾,在联手批判“革命文学”初期创作理论,纠正“左倾”文学偏向,创办和支持进步文艺刊物,扩大左翼文化阵地,推动左翼文艺运动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挖掘分析鲁迅与茅盾联手推进左翼文艺事业的几个方面特点,对于全面、深入总结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有着重要意义。     

任卓宣与左翼文学思潮

任卓宣是台湾1950年代反共文化运动和文艺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人,然而从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中,任卓宣的文学思想却属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或许由于任卓宣呼唤和就范的文艺政策的强大存在,在其1966年出版的文集《文学和语文》中,他篡改了当年的左翼痕迹。任卓宣的文学思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标本,显示出意识形态的选择性和思想结构的稳定性。     

略论周扬新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

周扬于1931年从日本回国,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从事文学批评,虽系初试锋芒,却也颇多建树。周扬1942年参加延安整风,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即“努力使自已做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政策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前记》),对解放区与建国初期的文艺事业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但由于种种客观与主观的复杂的原因,不论三十年代在上海,四十年代在延安,五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周扬的文艺思想中都难免不存在某些“左”的教条主义的、庸俗社会学的成份。1956年前后,在党的“双百”方针的激励下,周扬在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性人情、文艺的真实性、典型问题、创作方法、艺术技巧、美学问题以及如何对待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等诸方面,都大胆发表了许多前所未发的见解,竭力扬弃残存的“左”的教条主义、庸俗社     

鲁迅与“左联”——批判“四人帮”否定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谬论

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艺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领导下,以共产主义者鲁迅为主将,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中心,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怎样看待鲁迅与“左联”,以及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艺运动,是我们与“四人帮”在文艺战线上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瞿秋白在反文化“围剿”斗争中的有关活动纪略

前言三十年代初期是我国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正在此耐重返文学战线,和鲁迅等左翼作家一起,奋战于刀光剑影之中,为粉碎文化“围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参与了“左联”的实际领导工作,译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文艺论著和社会主义苏联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科学的文化和文学批评,倡导了文艺大众化和汉字的改革,还写了许多尖锐、泼辣的杂文,从而卓有成效地加强了左翼文艺队伍的战斗力,巩固和扩大了左翼文艺的阵地。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干扰下取得的。这正如茅盾所说:“鲁迅与瞿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     

左联组织框架中的左翼作家身份

左联成立伊始左联组织便通过机关刊物对左翼作家身份进行最初的规训,要求左翼作家投身实际的政治斗争。之后又对应当时极左的中共政治纲领的变化,在左联决议中对左翼作家身份加以解释与修正。与此同时,左联组织亦引导其成员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借助身体、声音、文字进行身份的张扬;通过严格的吸收新成员的程序以及频繁的组织生活维护左翼身份的纯洁;而且把左翼作家身份派上扩张组织的用途。     

“左联”筹建的宣传动因考察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主持筹建“左联”,宣传方面的考量自然居于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左联”常被视作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或标志着左翼进步力量的大结合,但“左联”承担的宣传任务表明,“左联”筹建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联合其他左翼力量,而是批判处于其他革命谱系中的左翼思潮。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二)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内在相关的.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一)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密切相关的.     

指引先进文艺前进方向的讲演——重读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化革命深入"的重要标志。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对作家的思想建设、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远大目标等问题作了精辟论述,表现了鲁迅对于先进文艺前进方向的构想。《意见》不仅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仍将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     

胡秋原与苏汶在1932

胡秋原与左翼作家虽然都抵制“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等,但出发点不同。胡秋原反对“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左翼则认为“向进步的方向勇敢迈进,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才是文学现实存在的惟一正确形态。这样,双方实际上都同时成了对方的否定对象。胡秋原对左翼的批评更多是有的放矢,且不乏真知灼见。苏汶同样反对文学一味的政治工具化,主张创作自由,一些见解还更具独到之处。     

沈从文对左翼文学的批评

沈从文曾经对左翼文学展开过直接和间接的批评。他的批评并非否定左翼文学本身,而是质疑其过度的政治化倾向,质疑其文学性和艺术性的缺失,质疑其幼稚性,希望左翼文学能取得真正的文学成就。     

革命与自由的悖论——左翼文学与现代性的联结线索

现代性是作为一种整体上的对西方文明的文化想象状态嵌入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当中的。经过晚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上世纪30年代之后,左翼文学很大程度上承载着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总体建构进程。左翼文学在内部与外部的论争以及具体的文学实践两条线上曲折发展。左翼作家在这两条互有交汇的线上展现了个体自由精神与革命集体悖论性的冲突。这种悖论性的冲突构成了左翼文学与现代性的联结线索。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