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认识“一分为三”命题的地位——与巴亚良同志共商

《延边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发表了巴亚良同志的文章《“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之断想》(以下简称《断想》),我拜读之后,深受启发,非常高兴。从1982年以来,笔者为在哲学上确立“一分为三”的命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尽管发表了十五篇拙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支持者还是廖廖无几。我的观点总的来说是这样的:在承认“一分为二”的前提下,必须承认“一分为三”。“一分为三”与“一分为二”一样具有普遍性,但都不能绝对化,还要承认“一分为多”。总而言之一句话,必     

关于“一分为三”的再讨论

关于“一分为三”的再讨论坚毅１９９１年５月，朱兰芝同志发表了《“一分为二”的提出及其哲学内涵──兼与“一分为三”论者商榷》（《理论学刊》１９９１年第３期，以下简称朱文１），批评了所有的“一分为三”论者，一但主要是与我商榷，所以我写了答辩文章，题为《“...     

“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之断想

我国哲学界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并争鸣已多年,而今基本上取得了统一的认识,认为这是同一哲学原理之不同哲学视角的问题,两者的根据都成立。近年来,伴着实验科学提出“一分为三”的观点之后,又发生了关于“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的哲学讨论。在讨论中,有的提出以“一分为三”取代“一分为二”的主     

一分为二，一分为三，还是一分为多——论哲学上的自在性与自为性

在哲学上世界是一分为二的,但也有人提出世界是一分为三,或者一分为多的。我们认为,只有从构造学或客体的角度出发,才会得出一分为三,一分为多的哲学谬误。从哲学或关系的角度出发,只能是一分为二的。这是哲学的“自为性”问题,与“自在性”相对立。而哲学及其辨证法研究的侧重是“自为性”,而非“自在性”。     

“一分为三”与国际关系研究

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一分为二”在国际关系研究分析模式中的局限性日益凸现。而作为对“一分为二”的扬弃,“一分为三”已成为人们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方法论。发挥“一分为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指导作用,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而且有利于我们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正确分析和妥善处理许多实际问题。文章结合“一分为三”的三个核心观点论述了“一分为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指导作用。     

“一分为二”浅谈

“一分为二”究竟是对立统一的完整表述,还是只是讲矛盾的可分性?这只要从哲学史和经典作家关于这方面几次引用的原意中便可以看清楚。我们知道,在中国哲学史上至少有三人用过“一分为二”一词。宋朝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朱熹说过:“一每生二”“一生两次”;比朱熹更早一些的邵雍也提出过这种思想,他说:万物“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等。此后,明朝张介宾在《类经》中说:“阴阳者,一分为二也”。邵、朱、张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用之“一分为二”表述可分性的。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理论甲先后四次沿用过“一分为二”一词,并赋予新的内容。第一次,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     

“一分为三”为何是形而上学?——对朱兰芝同志批评的再答辩

“一分为二”还是“一分为三”,这是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针对学界有同志对“一分为三”论的批评,文章指出“一分为三”论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正在勃兴;“一分为三”不属于形而上学而是辩证法。     

《周易》中的“一”、“二”和“几”

“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易》的“大化流行”之“道”的总纲。但是为什么在一分为二的过程中,又会半途杀出一个“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三五错综”又是从何而来？因此有必要重新探讨“一”、“二”与《易》的文本中其他各数的关教本文透过对“一”、“二”、“神”、“几”乃至“三”“五”“六”“七”“九”“十”和“四”、“八”等概念与数的分析,提出在“一分为二”、“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条通天大“道”的另一面,还应有一个“一化为几”,或谓之“三五错综之谓道”。     

对矛盾的理解应该拓展开来──兼答对“一分为三的矛盾”的观点的批评

本文通过答辩的方式，认为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矛盾”范畴应该拓展开来，在承认“一分为二”的同时，承认“一分为三”（“三分法”）的普遍性。文章提出“立体矛盾”观，认为“中介”是矛盾对立双方的第三方。文章最后剖析了“一分为三”的观点难于被人接受的原因。     

论与“一分为三”有关的几个学术问题

现象形态中确实存在“一分为三”,但仅凭这一点就用“一分为三”补充甚至取代对立统一规律,根据不足。“一分为三”不是矛盾的形式,而是联系的形式。“中介”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有着普遍的意义,但矛盾中没有独立于对立双方的中介。用“一分为三”、“一分为二”等对辩证法的一些观点作通俗说明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必须注意其局限性。     

“一分为三”应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与肖太陶同志商榷

中介连接对立双方 ,是独立的第三者。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都可以成立 ,但一分为三更全面、更深刻、更基本 ,一分为二是它的简化 ,一分为多是它的延伸。在唯物辩证法中 ,一分为三是实质和核心。     

“一分为二”或“合二而一”不能概括对立统一规律的全部内客

读了《从氢和氧化合成水看“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见<光明日报>1979年11月29日第四版)一文,很有感触。该文作者以化学反应中极常见的一例——氢与氧化合成水——对“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这两个长期被认为是对立的、不能并存的观点作了论证。作者试图以此例说明不论是“一分为二”或是“合二而一”都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因而,肯定这两种观点都具有科学性,不应厚此薄彼,更不应把“合二而一”视为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观点。但是所举的化学反应中的“一分为二”或“合二而一”的例子,是否能包罗事物的万象呢?笔者不敢苟同。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个统一体内又分裂为既相互依赖、又相互     

关于“一分为三”与辩证法

辩证法认为宇宙是按照一定的规律不断地发展变化的，也是统一的。本体“A”的内部必然地发展异化为“A”与“非A”即“B”。在本体发展变化的系统里，每个层次内部的A、B、C、D、E、F……及其相互之间表达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逻辑关系；而在A、AB、ABC、ABCD、ABCDE、ABCDEF……每个层级之间表达的是事物发展的价值关系。按照这样的研究思路，研究人类历史的种种哲学辩证法形成及其相互之间旳同一关系，我们将会得到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具有同一性的哲学辩证法体系。历史中所有哲学辩证法形式及其之间旳同一关系都会在这个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道立于二，物成于三。事物是“一分为三”的。“一”为一个事物，“二”为事物内部矛盾对立的双方，“三”即是矛盾双方经过对立斗争形成的具有新质的“一”即是“三”。“一分为二”是特殊时期特殊状态下事物存在与运动的规律；“一分为多”是事物的基本属性，也是事物存在的规律；“一分为三”能够包含与表达“一分为二”“一分为多”，是事物存在与运动的最普遍规律。“一分为三”既是辩证思维的全面而准确的简明表述，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于世界哲学的重大贡献，是人类思想宝库最璀璨的明珠。     

哲学战线上“三次大斗争”应当重新评价

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那个“理论家”授意下,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了一篇《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文章,把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争论,定为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三次原则性的大斗争,并把它与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直接联系起来。这样,不仅杨献珍同志成了“叛徒”,而且为党内最大走资派在建国以来(即十七年)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找到了理论“根据”。粉碎“四人帮”后,有的同志把三次争论中杨献珍同志的一些学术观点,仍然认作是机械唯物论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种干扰,说他     

必须正确认识“一分为三”的地位——兼与王涵隆同志共商

《新闻大学》在1990年冬发表了王涵隆同志的文章,题为《“一分为三”与新闻工作》,我读后觉得很有启发。迄今为止,虽然“一分为三”的命题得到了热烈的讨论,但该命题还没有在哲学上得到确立。反对“一分为三”命题的同志大有人在,况且有不少是学术权威人士,这就需要我们继续进行答辩。在争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意见,那就是羞羞答答地承认“一分为三”命题,但同时又要加以限制或者贬低。即使是某些“一分为三”     

哲学战綫上的新論战——关于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的討論报道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正在开展着一場新的激烈的論战,这就是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論战。这是一場坚持唯物辯证法同反对唯物辯证法的斗爭,是两种世界观即无产阶級世界观同資产阶級世界观的斗爭。主张事物的根本規律是“一分为二”的,站在唯物辯证法一方;主张事物的根本規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辯证法一方。論战的双方陣线分明,針鋒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內尖銳复杂的阶級斗爭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这場論战,如果从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林青山同志的《“一分为二”     

再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一九六四年,在我国哲学界曾经展开了一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大论战,这场论战轰轰烈烈开始,匆匆忙忙告终。论战的结果,是给“一分为二”加戴了几顶桂冠,如:只有“一分为二”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一分为二”包含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全部内容;“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精髓等等,而视“合二而一”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是形而上学的     

《易传》“一到一切”论

《易传》是独立于《易经》之外的古典文献,它依据了《易经》别具一格的结构,按照自我的思想方法对《易经》作了不尽符合原意的解说。由此而产生出如我们通常所归纳的“发展变化”、“辩证运动”、“一分为二”等观念。虽然这些观念是《易传》思想的重要     

所谓“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的由来和论战的实质

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那个曾经凌驾于中国广大哲学工作者之上作恶多端的“理论权威”一手导演下,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泡制了一篇“万言谤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目为《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 该文以裁判者的口气,对所谓三次大论战的受害者等于进行了宣判:“建国以来。我国哲学战线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原则性的大斗争,即: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斗争,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斗争,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斗争。     

“一分为二”和“一分为三”是毛泽东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重要区别

毛泽东与邓小平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但他们在哲学上又是有区别的 ,“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是他们在哲学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区别。由于认识论上的不同 ,导致了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区别 ,从而在国家建设思想上、方针政策的运用上产生了巨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