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之断想

我国哲学界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并争鸣已多年,而今基本上取得了统一的认识,认为这是同一哲学原理之不同哲学视角的问题,两者的根据都成立。近年来,伴着实验科学提出“一分为三”的观点之后,又发生了关于“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的哲学讨论。在讨论中,有的提出以“一分为三”取代“一分为二”的主     

一分为二，一分为三，还是一分为多——论哲学上的自在性与自为性

在哲学上世界是一分为二的,但也有人提出世界是一分为三,或者一分为多的。我们认为,只有从构造学或客体的角度出发,才会得出一分为三,一分为多的哲学谬误。从哲学或关系的角度出发,只能是一分为二的。这是哲学的“自为性”问题,与“自在性”相对立。而哲学及其辨证法研究的侧重是“自为性”,而非“自在性”。     

“一分为三”为何是形而上学?——对朱兰芝同志批评的再答辩

“一分为二”还是“一分为三”,这是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针对学界有同志对“一分为三”论的批评,文章指出“一分为三”论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正在勃兴;“一分为三”不属于形而上学而是辩证法。     

关于形式逻辑中的“三分法”

1982年7月,我在《争鸣》第8期发表了《“一分为三”新议》,在承认“一分为二”的前提下,提出“一分为三”的命题,用“一分为三”对“一分为二”进行补充,由于“三”是“多”的起点和代表,所以就不去讲“一分为多”了。其中在论述“一分为三”的普遍性时,也说到形     

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西方学者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是多样的,甚至在具体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对它的认识也是模糊不清的。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关于国家利益的认识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三次大辩论”是分不开的。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家利益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争论,第二阶段是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争论,第三阶段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拓展时期。     

进一步认识“一分为三”命题的地位——与巴亚良同志共商

《延边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发表了巴亚良同志的文章《“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之断想》(以下简称《断想》),我拜读之后,深受启发,非常高兴。从1982年以来,笔者为在哲学上确立“一分为三”的命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尽管发表了十五篇拙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支持者还是廖廖无几。我的观点总的来说是这样的:在承认“一分为二”的前提下,必须承认“一分为三”。“一分为三”与“一分为二”一样具有普遍性,但都不能绝对化,还要承认“一分为多”。总而言之一句话,必     

论国际关系中的均势问题

英文balance of power一词,中文通常译作“均势”,或者译作“力量平衡”、“势力均衡”、“实力均衡”、“权力平衡”等。均势是国际关系理论即国际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方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国际法学家和国际政治学家,都曾对均势有所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美学者和政治家研究均势的论著,更是多得不可胜计。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均势问题,目前基本上还局限在历     

雷蒙·阿隆国际关系学说述评

阿隆从新的角度考察了 2 0世纪 70年代以前的国际关系 ,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判断。他认为 :国际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 ;国际关系中的“反社会”和“无政府”特征决定了“尚武和平”的长期存在 ;要想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 ,必须解决马基雅维利问题和康德问题。阿隆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已经消亡的、现存或即将建立的国际秩序都有着现实意义     

论与“一分为三”有关的几个学术问题

现象形态中确实存在“一分为三”,但仅凭这一点就用“一分为三”补充甚至取代对立统一规律,根据不足。“一分为三”不是矛盾的形式,而是联系的形式。“中介”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有着普遍的意义,但矛盾中没有独立于对立双方的中介。用“一分为三”、“一分为二”等对辩证法的一些观点作通俗说明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必须注意其局限性。     

区域公共产品视角下的粮食安全与国际关系简

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表明,粮食安全与国际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粮食安全包含了粮食在数量供给和质量可靠两方面的安全。粮食安全具有典型的区域公共政策意义,采用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粮食安全与国际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该问题的新路径。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和新兴经济体的中国理应重视粮食安全在开展周边外交中的重要作用。     

论邓小平时代观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的时代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邓小平时代观的重大现实意义。从理论上看 ,邓小平的时代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的时代观 ,为邓小平的理论形成奠定了基础 ,也为我们党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从实践上看 ,邓小平的时代观为社会主义再度复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有利于我们认清世界的主流 ,抓住机遇 ,发展自己 ;更有利于指导我国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来处理国际关系 ;也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思路     

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述评

理想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种主流理论范式,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三十年中占据着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威尔逊作为理想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他关于理想主义的基本主张是研究理想主义的切入点。威尔逊理想主义以普遍的道德和意识形态来定义国家利益,认为国际政治是一个总体和谐、可以通过道德和国际法求得进步的过程,主张在国际事务中实行公开外交、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并以此为要素建构世界新秩序。如何正确认识威尔逊理想主义对于研究国际关系基本理论至关重要。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路径——考克斯的选择与启示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路径,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却人言人殊的问题。在这方面,罗伯特.考克斯构建批判理论的基本做法及所取得的成功,对我们有如下启示:一是在理论上切实采取开放性态度;二是高度关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对两者进行有学理深度的回应或解读;三是既要有创新的意识和勇气,更要具备相应的能力。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外交利益实现的互动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同时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战略,中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外交利益得到了较好的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外交利益实现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经济增长对外交利益实现的作用表现在: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各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维护政治自主;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有利于国际地位的提高.外交利益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在: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经济建设;良好的国际关系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正确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维护经济安全.同时,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国际政治关系中的"第二轨道"析论

"第二轨道"是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的一种特殊渠道,其突出特征是非官方性和有意识地影响官方决策。它凭借非官方的身份及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第二轨道"的兴起是当代国际政治演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既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国际政治关系的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也有着优化国际政治关系、增加信任、缓解危机、推动国际政治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实践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

分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文本的解读,可以看出:私有制、分工和阶级不是简单的单向度决定关系,而是双向互动关系;交换、分工和联合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应着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联合作为与共产主义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关系。     

国际新秩序之建构与国际法学体系之重构

立足于法理学上的部门法划分标准以及新近提出的国际民商新秩序概念,统一实体法在国际法学体系中宜归入国际私法学范畴。现存国际法学体系的构成受到挑战。国际公法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服务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国际经济法主要调整国家因为调节国际经济生活而产生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目标;国际私法以国际民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以建立国际民商新秩序为终极追求。     

顾氏家学及其对顾炎武学术的影响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他的学术成就上承宋明以来的实证传统,下启乾嘉时代汉学思潮,其学术体系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顾氏家族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文法吏”的知识特色是顾氏家学的主要特征。顾炎武学术内容与方法来源于家学影响。从顾炎武在明清之际的学术与政治活动来看,其思想倾向在于重建晚明以来受到冲击的专制统治秩序。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并不仅仅是对一种学术方法、思想倾向的强调,它具有实际的学术内容与知识体系;明清之际士大夫对“经世”之学倡导,使得宋明以来“尊德性”的思想传统转向“道问学”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对清代的社会政治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中的预测

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研究中经常存在"预测困境",学者们往往热衷对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未来走向进行预测,但预测结果常常不尽如人意。通过调研发现,预测不仅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国内外对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仍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本文首先界定了预测的基本概念,然后在分析预测的可行性基础上,通过建立预测系统模型图来阐述预测的基本原理,最后通过案例分析法对减少预测失误的途径进行分析探讨。     

论会计制度与税务制度的歧义与协调--解决会计国际化带来的税务难题

目前,随着我国一系列具体会计准则的出台和统一会计制度的颁布实施,我国会计制度改革已基本实现与会计国际化惯例的接轨,但随之引发会计制度与税务制度歧义的范围扩大,对税务核算和税收征管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产生一系列税务难题。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国际实践经验,对我国会计制度与税务制度的关系模式进行理性选择,并在协调两者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