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居聚落走向问题研究——基于超循环理论视角

人类的聚落从产生之时就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它的形成与发展都与聚落主体的需求密切相关。聚落形式的复杂化呈现出超循环的状态，即从人类早期的聚落点到今天的高度城市化过程，都是由于亘古不变的人类需求所推动并日臻完善的。目前，高度的城市化成为人居聚落发展的高端模式，但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城市问题。解决城市化困境成为学界共同面对的问题，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城市对乡村的消解的方式与途径。事实上，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仅仅从城市雏度寻求解决的方法是难以得到满意的题解。以超循环理论为基点，为摆脱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两难抉择，实现城市与乡村在城市化语境下共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近代流民入城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近代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入侵、战乱、灾荒等原因,产生了大量流民.流民入城对近代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一方面,使近代城市人口规模迅速上升,为城市的工商业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劳动力,改变了城市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使失业人口剧增,城市市民生活质量下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人居环境恶化,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人口职业结构出现畸形,城市功能受到很大影响,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规划的伦理缺失

新型城市化是指城市建设以人为中心,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为目的,建设资源节约型和人居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化城市。当代中国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规划面临着伦翟缺失的困境。其根源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和中西文化冲突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加强城市规划主体的责任伦理,提高城市主体的道德素质,是解决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建设所面临的伦理困境的有效途径。     

利益实现与中国城市化立法选择

保证各主体利益的实现是法律的任务。我国现行的城市化法律制度过多注重行政控制,而忽略了其他利益主体的参与,导致城市化成为行政权力逼迫下的城市化,不能实现各主体的利益,产生了很多问题。减弱行政权力对城市化的控制,安排各利益主体参与城市化进程,保障各主体利益的实现,是我国城市化的立法选择。     

论城市化进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对策

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无不是城市化率较高的国家,它们的发展都经历了这样一种农业向工业,农村向城市的发展历程。城市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通过对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全球城市化进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据此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城市化与政府政策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城市化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盲目的城市化发展也会产生许多问题。因此,政府制定的城市化政策应有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有序推进。     

韩国民族文化保护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启示

城市化进程对于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部分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承产生了影响。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将城镇建设与民族文化保护有机结合起来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韩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也曾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可以从韩国等国家借鉴一些经验与对策,来促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     

高等教育与城市化进程关系辨析

高等教育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错综复杂,彼此渗透。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使得高等教育走出了原来的象牙宝塔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中,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国际化与产业化;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造就较高科技素质的专门人才,同时它还会对社会的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对我国农村景观资源的再认识

农村地区一直是中华民族主要聚居地。如今,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农村产生了巨大冲击,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国农村面貌。传统农村民居聚落景观开始消失,而统一规划的新建农村聚落却出现了平庸无味、千村一色的状况。盲目的城市化和忽视乡土文化是造成农村景观破坏的主要原因。充分尊重和保护农村景观的传承性、完整性和文化特色,营造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三位一体的发展目标,才能促进城市街区、农村社会可持续协调地科学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社会问题探析

城市化进程在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该地区直接或间接的带来了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对民族地区来说,城市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或引发了该地区就业问题、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及宗教问题的产生。当前,探析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社会问题,对维护该地区民族团结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当代城市电影：历史的性格决定命运

中国当代城市电影是一个历史的特定的概念,是中国当下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它的发展走向是与中国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所呈现的由南而北的区域历程相一致的。当城市电影的创作由南粤而进入北京、西安等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内陆城市时,文本表现出人对现代都市的强烈的“震惊”体验,呈现出鲜明的“反城市化”创作特征。它无疑具有很大的社会认知价值,即便是在历史评判的尺度上,也是具有实质理性的。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具有自己特定历史内涵的中国当代城市电影,也就日益显示出其局限和落寞而逐渐走向了边缘。     

城市次生性人居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

城市次生性人居环境问题,已是当代城市化日益发展进程中人们面临的重要问题,过去我们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有一些失误与教训,应探索一条适合于当前城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兰州市城中村居民对城中村改造的心态调查——以安宁区三个社区为例

城中村应当是最容易实现城市化的地带,因为城中村能够直接感知城市文明.城中村居民的市场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城市生活意识比较强;从现实看,城中村又是城市化过程中矛盾最集中、对城市化反应最激烈的一个地带.兰州市安宁区城中村三个社区居民对城中村改造的心态各异.但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心态有很多共性.因此,对城中村的改造要针对不同心态,实现"一村一案";针对消极心态,将"心态"和"形态"的改造结合起来.     

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地区差异分析——基于海南省农村居民的研究（1990—2008）

采用Dnyna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和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FE-IV）对海南省农村居民1990—2008年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及其地区差异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1.海南省农村居民存在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高于海南省城镇居民的水平,但远低于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水平;2.海南省不同收入地区的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差别不大,没有出现＂居民收入越低,预防性储蓄动机越强＂的规律;3.提高人均GDP水平和城镇化率都不能有效降低海南省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水平。     

论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的保障

近20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集体土地大量被征用,失地农民的数量急剧上升;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城市化不仅只是土地非农化,农民居民化,要从根本上解决征地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失地农民问题,必需尊重和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权益,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维模式来探讨农民的土地征用问题。     

农业社会学的主要议题、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第三届中国农业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以往农业问题主要是经济学和农学的研究对象,农业社会学可以为这一问题的解析提供独特视角。2019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农业社会学论坛"聚焦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主题,分别就"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与脱贫攻坚""农村土地制度土地保护与土地流转""农业转型与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生态、农耕文明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四个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对我国农业社会学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它正在由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推进力量向新时期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转化。农民工问题直接牵涉到亿万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切身利益,是一个包含了经济利益、社会权益、政治权力及文化融洽、精神和谐等内容的综合性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与发展变化,正在全方位地影响着中国新型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从而迫切要求国家通过调整制度安排及政策措施来加以解决。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既是能否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能否加速推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应该将解决农民工问题作为我国未来十年发展中的头等大事,采取统筹考虑、综合协调、近中长期目标相结合的思路,稳妥有序地为农民工提供融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机会,最终促使整个社会和谐发展。     

以“城镇化发展”为旨归的“新村庄建设”探析——以我国东部沿海农村“新村庄建设”为例

发展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目前一个重大的发展决策,而"新村庄"建设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前提和基础,也是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首要路径,因此已经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新村庄建设"不等同于"新农村建设",更不能仅仅看作是"村容村貌"的改造,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以适合人居为宗旨,并要在"村庄"自有特色的基础上,以城镇的生产生活水平为指向,走一条"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也即"新村庄的城镇化建设"。     

城乡二元体制下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特有的一套综合性社会制度,由为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制度安排演变而来.城乡二元体制有效推进了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却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导致中国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变迁及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与一致性的实证分析,论证了城乡二元体制是影响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并通过成都市以统筹城乡改革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案例分析,表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推进人口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有助于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最后,针对成都在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过程中面临的瓶颈,提出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共同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匹配度对城市化的影响——来自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如何保证就业稳定、促进城市化的可持续性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已有文献普遍只是单独地研究了人力资本或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影响,而忽视二者之间的协同作用.文章基于1999—2016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测算了不同类型城市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匹配度,并运用两步系统GMM模型就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匹配度对城市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匹配度与城市化之间呈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但会因城市规模和地区差异而有显著不同;从不同城市规模看,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的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匹配度对城市化的正向影响不如特大型城市突出;从地区差异看,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城市,东部地区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匹配度对城市化的正向影响更强,但对于特大型城市而言,上述情况则正好相反.因此,我们要注重城市化的可持续性,作好不同规模和不同区域的城市产业发展和就业方向定位,以提高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匹配度,促进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