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自我确证: 黑格尔 “ 市民社会” 理论之奥义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提出了一个与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概念，这是一个伟大的概念创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达到对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现代性的进步性及其危机。市民社会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标志，它的两端即个人自我利益的特殊性和“需要-劳动”体系的普遍性互相交织，首先体现为伦理的丧失，但在其演化中又能回复伦理性。理论教化和实践教化、司法的普遍性公正、同业公会作为有限的具体普遍性对贫困和贱民问题的纾解，都在逐渐回复现代社会的伦理性。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挖掘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深奥意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既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历史进步意义，把它描述为一个具有无穷可塑性又不断实现人们的现代自由的场所，又直面现代性的内在弊端，还指出只要生活于市民社会中，其弊端和困境就会始终存在，但是现代国家必须为消除弊端作出努力，而不能放任和漠视。     

寻求国家与社会的统一－－试论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间关系的论述

在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中,市民社会的理论占据着突出的位置.这一理论不仅对后世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直至今日的政治实践和理论思考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参照性或说明性意义.而理清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该理论的核心议题.黑格尔在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上,强调了国家的绝对性和至高无上的地位,承认并保证了市民社会的特殊性;但更重要的是实现二者的统一,即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正义思想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个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善,个人与城邦共同体的和谐完善状态具有“伦理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古希腊哲学崇尚至善的伦理正义不同,“市民社会正义”注重守护个体权利,从而丧失了共同体的崇高性目标。为了扭转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黑格尔诉诸伦理国家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但他只是阐发了国家的形式主义。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正义,将伦理正义的实践主体由精英群体扩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颠覆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伦理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了狭隘的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是建立在个体和共同体善的基础上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伦理正义。     

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复归——黑格尔哲学视野下的《论犹太人问题》

早期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二分、特殊性和普遍性对举的分析框架,认为市民社会代表了人的特殊性——利己性和孤立性,而国家体现了人的普遍性——类存在和共同性存在。鉴于早期马克思的立场是批判特殊性而褒扬普遍性,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他理应选择国家而放弃市民社会。可是,马克思选择了市民社会而放弃了国家。要想解释马克思这种看似不合常理的选择,需要留意马克思关于"普遍性只有以特殊性为中介才能实现自身"的论点。根据这一论点,国家中的人是抽象的、虚构的公民,缺乏能够发展出现实普遍性的特殊性因素,国家因而只能表现出抽象的、虚构的普遍性;与国家不同,市民社会中的人(市民)虽然是消极特殊性的体现,即利己性的、孤立性的存在,但同时亦是积极特殊性的体现,即直接的、感性的存在,具备开出真正普遍性的潜能。因此,正是由于看到市民社会暗含了国家所缺乏的,但对发展真正的普遍性又极为关键的积极特殊性,早期马克思才从国家转向了市民社会。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政治批判与经济学批判

通过对浪漫主义国家观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观的批判,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的个体原则与政治国家的普遍性原则调和为一种统一的国家哲学。这种国家哲学以哲学的形式,实现和完成了以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分离和融合为标志的现代政治国家。通过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政治性的批判分析,以及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等级经济性的批判分析,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用神秘主义来掩盖尖锐的政治矛盾和经济冲突的虚妄性。     

黑格尔与马克思市民社会问题解决路径比较研究

"市民社会"在德语中具有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层含义.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批判了现代市民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并试图通过构建一种崭新的共同体来解决问题,但这些表面的相似性却暗藏着两人理论上的根本分歧.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导致共同体的失落.黑格尔将其原因归结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分离.因此,他试图通过理性国家这种共同体来教化个体,通过有产者的思想改变来维持市民社会的存在.马克思没有囿于抽象意义上的一般市民社会,而是深入到了现实存在的打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烙印的具体市民社会.他提出了与黑格尔不同的市民社会问题解决路径,即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在更高的层面上挽救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虽然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解决方式各异,但同样具有现代意义.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逻辑与时代意义

黑格尔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是在继承和超越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逻辑是:家庭(伦理性与实体性的统一)——市民社会(伦理性与实体性消失,个体独立性得到彰显)——国家(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相统一的伦理和精神);其运行逻辑是:市民社会是一个"需要的体系",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个人需要升华为社会需要,个人的特殊性升华为市民社会的普遍性,这就是市民社会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     

荣辱的确定性问题研究——读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荣辱标准确定与否的问题是荣辱观建设的首要问题。荣辱是对思想或行为的价值评判与情感体验，价值评判的根据在于善恶。黑格尔指出，善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是确定的与客观的。善的具体展开即为义务，义务具体表现为弃恶从善的义务，以及善与善冲突时加以抉择的义务。义务履行恰当与否的标准是确定的。善与义务的主观性环节即为良心。形式的良心是主观任意的，真实的良心是有其客观效准性的。     

基于伦理视阈的公共信任意涵阐释

公共信任与公共不信任的本质区分在于,行为主体能否基于价值层面形成对伦理普遍性的认知、认同与践行。除此以外,公共信任是基于伦理之"公"的普遍性信任,而私人信任则是基于私人生活的"圈子信任"。因而,公共信任就是思维与意志的同一,是基于伦理普遍性的道德主体性。公共信任与政府信任、公众信任、信任公共品以及公共信用诸概念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既属于公共信任的不同侧面,同时又是对伦理普遍性与道德主体性的不同向度的诠释。培育公共信任,既有赖于私人信任的拓展,更要铸就制度信任的伦理普遍性基础,唯有如此才会实现伦理之"公"从"概念"到"理念"的转换,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预定和谐"才有生成的可能。     

以"国家高于社会"超越"社会先于国家"——黑格尔对古典自由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的批判

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古典自由主义主张"社会先于国家",认为国家产生于社会和个人利益的需要,这一理论既没有准确把握和揭示市民社会的现代内涵,同时也遮蔽了国家的伦理价值.在法国大革命和普鲁士王国分裂现状的影响下,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明确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现代内涵,并主张"国家高于社会",认为市民社会必须通过自我扬弃,上升到国家阶段才能克服自身的矛盾,实现个人利益特殊性和国家伦理普遍性的统一.     

析黑格尔的"具体真理"

文章阐明黑格尔的"具体真理"是完全的唯心主义,但其又有合理的因素,即深刻地揭示了真理的具体性就在于它的辩证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明显的特点:真理是"多样性的统一";真理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真理是"对立面的统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域中的交往与共产主义

在黑格尔将特殊性原则主导的市民社会趋向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伦理统一的国家看作必然性的地方,《论犹太人问题》时期的马克思则看到了"国家不能挽救市民社会于自身之中",并且"国家的秘密在市民社会之中"。因此,马克思开始从市民社会内部探索自由的障碍以及自由的实现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将自由的障碍以及自由的实现表述为劳动异化、私有财产异化以及造成这一异化的深层根源的交往异化和"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     

论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本文对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涵及适用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作者指出,在人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上,既要讲普遍性,更要讲特殊性,即人权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同时批判了少数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表现出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错误倾向。     

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野及其当代启示

在当代生活中,现代性因其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与张力,而呈现出诸多特点与问题。马克思立足于理性与价值的统一,结合对"世界历史"的论述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分析,阐发了他的现代性思想。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野,对我们分析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参照,应从理性与价值的双重观照出发,注意把握现代性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注意解决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矛盾和价值冲突,注重实践的人文关怀。     

论梅罗-庞蒂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现象学解释

梅罗庞蒂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现象学的解释是从他对现代性危机的界定出发的。他认为 ,现代性的危机是理性模糊性的历史表现 ,在这一方面 ,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与现象学一致的 ,即历史的发展不是命定的 ,它还依赖于人的创造和愿望。只要人类认识到任何社会模式都不是普世主义的 ,而是对历史模糊性的一次把握和知觉 ,其目的在于激发人们去创造出更多、更新的模式和制度 ,那么人类就不难走出现代性的困境     

政治的道德基础:从卢梭到马克思

在对现代性的批判性理解中,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存在一种本质联系。在面对文明时代人类的不平等以及社会腐败问题时,卢梭率先发动了对启蒙学者的批判,认为现代政治处于非道德化状态,使政治与道德处在紧张与对立之中。面对这一现状,卢梭首倡建立"道德政治"这一研究主题,试图通过公意来重建社会普遍性的伦理原则,进而重塑公民的政治道德,以此重新唤醒人们对共同体和公共精神的重视。卢梭的这一思想经由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在德国哲学中得到充分体现;最终,马克思把卢梭的普遍性形式落到了实处。     

《论语》中“孝”的现代阐释与传承发展——基于黑格尔的家庭伦理实体视角

黑格尔认为,家庭以“爱”为其规定,具有无限丰富的内容.家庭伦理实体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的真理内容,并明确规定了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从黑格尔的家庭伦理实体视角观照孔子《论语》中的“孝”,其作为“仁”的具体实践,作为人的根本,同样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孝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其在现实中的践履以真诚的情感为普遍内容,实践方式则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例如,浙江临海市在传统孝道文化框架内设立了民间非营利组织——孝心基金会,建立“居家养老+新乡绅治理”的农村养老“乡治模式”;南京市创建“家属照料型”居家养老新模式,等等.     

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之贯通——唐君毅的群己观研究

唐君毅先生认为仁心仁性是道德的根源。仁心仁性具有普遍性、以人为目的和意志自律三大特性,它决定了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并无本质区别,而是相贯通的关系。在传统伦理关系中,个人与他人是直接贯通统一的关系,道义与情感是直接同一的;在现代式社会团体中,个人与他人间接统一,这需要人的理性自觉来理解和实现。唐君毅高度推崇仁心仁性,克服了把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二元对立的错误看法。在群己关系上,唐先生的观点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集体本位,而是道德本位。但是,他有抹杀家庭特殊性的倾向,把其与普遍性完全等同,对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缺乏更深入的探讨。     

现代性视域下的科玄论战——对论战原因及其本质的当代探讨

从现代性视角分析科玄论战原因,即从现代性的世界普遍性与中国特殊性亦即从中国现代性的"生不逢时"尴尬境地出发,不仅可以避免把论战原因直接归结为两派知识分子学术争论的浅层次观点,更有助于透过现象直接深入事件的内在本质原因探讨,使得对科玄论战原因的认识由感性认识进入到理性认识.同时由于中国现代性历程的特殊性,使得科玄论战在本质上不仅仅是信仰的重建,更是关于中国前途、命运之争.     

转型期个体苦恼与自我评价——从黑格尔的苦恼意识分析自我评价的作用

苦恼意识是源自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一个概念。由于自我意识的一分为二,处在同一自我意识内的双方能够为彼此所意识到却无法统一,强烈的分裂导致苦恼意识。黑格尔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转型的时代,这与当代中国所处的改革转型期有诸多相似之处。黑格尔试图解决的苦恼意识问题,同时也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它成为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忧虑。苦恼,不仅仅是认知问题,同时也是价值问题,故这一问题也是价值论的问题域。而自我评价活动正是出于对自我意识的自觉,进而达到自我意识中分裂的弥合。而在这一过程中,既实现了对善的价值追求,也抵抗了苦恼的困境。基于此,自我评价活动为苦恼意识的摆脱提供了一条可能出路,也为当代转型期中国个体所面临的困惑给出自我评价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