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转型:李泽厚的道德社会学

伦理与道德的区分、人性能力与人性情感的区分、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的区分是李泽厚伦理学的基本要点;三个区分紧密联系着道德社会学的两个核心问题,即道德的社会根源与道德的社会作用或效力;在现实具体的道德行为或道德作用过程中,作为道德心理形式的人性能力与具体的道德规范、善恶观念是无法分开的,外在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若想真正扎根、"在场"于人们的心灵,得到人们的"敬重",从而有效地"牵引"其道德理性意志,并激起人们那种作为主体间关系的人性情感,从而在社会中运行生效,则必须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相应地调整转型,就此而言,李泽厚关于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的阐释,既是对道德的分类,更是在社会学的观察视角下对道德转型的揭示.     

儒家道德文化与深圳特区的现代化

儒家道德文化对人们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尤其是它所提倡的传统美德,对改善特区的社会风气、净化特区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深圳特区的现代化需要儒家道德文化,吸收和弘扬其传统美德和伦理精神,提高特区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实现儒家道德文化在深圳特区的现代转化。     

面对文明社会：伦理、管理和治理

在现代社会经济、技术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陷于一种现代性的危机之中.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建立起一种正确的管理概念,一种正确的人的发展概念.通过对"政"、"礼"、"治"等中国传统哲学核心范畴的分析,提出了中国的伦理是内在的管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就是一种外在的伦理的论断,揭示了伦理、治理和管理三个范畴的不同意义.人的道德和心性才是人类社会一切制度规范的根基,只有将德性和法治两者很好结合起来才是人类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     

关于行政伦理选择理论的反思及其有效机制的构建

行政伦理选择理论对于行政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以往的认识过于理性化 ,即它是建立在道德自律和为道德而道德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实践证明 ,这是一种片面、脱离实际从而不能有效指导人们道德实践的理论。必须走出道德自律论的误区 ,才能构建有效的行政伦理选择机制。正确的幸福观是有效地进行道德选择的内在机制 ,建立德福一致的公正制度是有效地进行道德选择的外在机制     

企业管理的道德选择

企业管理的道德选择是管理学理论从科学管理、行为管理发展到伦理管理阶段出现的必然趋势。企业管理的道德倾向是社会压力增大、竞争加剧、提高管理有效性的内在要求,是管理学理论从科学管理、行为管理发展到伦理管理阶段出现的必然趋势。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各种科学的手段的应用并不排斥道德对人们的引导、约束和教育作用。管理和道德相辅相成,互相渗透,才能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企业管理的道德选择

企业管理的道德选择是管理学理论从科学管理、行为管理发展到伦理管理阶段出现的必然趋势。企业管理的道德倾向是社会压力增大、竞争加剧、提高管理有效性的内在要求，是管理学理论从科学管理、行为管理发展到伦理管理阶段出现的必然趋势。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各种科学的手段的应用并不排斥道德对人们的引导、约束和教育作用。管理和道德相辅相成，互相渗透，才能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伦理制度之我见

伦理制度即道德的制度化,是伦理学研究和当前道德实践的重要领域。作者运用逻辑学的交叉概念理论及方法对伦理制度加以研究,认为伦理制度是制度与道德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交叉产生的具有新质的伦理范畴,它分为道德立法和道德纪律两大类型。与非制度化的伦理要求、道德规范相比较,伦理制度具有组织权威性、可操作性和外在强制性等特点,能产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强大作用,虽然它有其适用范围的限制,但在维护当今的社会秩序中发挥着道德说教和制度规章不可替代的作用。     

公民道德建设的信仰主义路径

道德、道德建设与社会、社会生活、社会历史是内在相关的,“公民”道德建设也是不能离开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共文化为基本制度特征的现代社会生活的。个人与社会、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仍将是公民道德教育和实践的理论悖论和实践难题。而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背景是制度伦理环境及制度德性的主体内在精神因素(信仰)的“双重缺失”;这一时代难题的解决,就必须进行“双重建设”——理性制度的和精神信仰的。而该文主要谈信仰主义的路径。     

浅谈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意义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历经历史的积淀,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蕴。儒家道德文化对人们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尤其是它所提供的传统美德,对改善社会风气、净化社会环境、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如何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是当前我国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儒家道德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是当前思想道德和伦理精神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关于道德价值及其实现的规定性

道德价值是道德生活领域中的事物或行为对于社会或个人的作用和意义。满足主体需要性是道德价值系统中的一种特殊规定。道德价值的特征表现在理想与现实、功利与超功利、实践与精神、相对与绝对、自律与他律的统一。道德价值实现要满足四个条件,即认可正确道德价值、实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互动、转化形成内在道德素质与外在道德习惯、坚持个体道德价值取向与社会道德价值要求相统一。     

转型期道德教育展开的四个前提

道德教育是基于人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在社会转型期呈现,是因为个人道德缺乏和社会道德危机。形成这种缺乏和危机的社会动力是贫困驱动型的惟经济增长发展模式,它诱逼人和社会片面追求物欲,消解精神和沉沦道德。这一日趋恶劣的社会状况潜在地呼唤其根本性变革。因而,再造人性、重建社会精神、构筑生境主义道德,不仅使道德教育获得可能,更成为必需。由此,当代伦理学必应为当代道德教育提供充满活力的生境主义道德资源、智慧和实践理性生活方法。     

要建设新道德，不要恢复旧道德

社会道德的构建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始于周秦时期的中国传统道德，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和纽带，以家庭伦理为核心，以加强专制集权为出发点，以扼杀个性为前提。现代中国的道德应以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为前提，以职业道德、商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为主要内容。旧道德经过批判和选择，可以古为今用，但绝不是照抄照搬。恢复中国旧道德的企图无异于“持方枘欲纳圆凿”。     

论个体的道德动力

个体的道德动力应作为一个伦理学概念提出 ,并从内在道德动力、外在道德动力以及内外道德动力的结合上加以研究。个体的内在道德动力由物质驱动力和精神驱动力构成 ,个体的外在道德动力由外在激励力和外在惩罚力构成。实现外在道德动力和内在道德动力量与质的整合 ,才能不断增强个体的道德动力 ,造就具有自律精神的道德个体。     

论习俗在道德起源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从人类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揭示道德的起源,认为以往的一切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由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方式和简单的社会关系所决定,人类最初只能靠习俗和一些原始宗教以及酋长的威望来维持其生产和生活秩序。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习俗就逐渐演化成人类最初的道德。     

论幸福的道德意蕴

幸福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幸福与道德关系的争论伴随着伦理学的发展。幸福与道德紧密相连,人的二重性存在和社会性本质特征是幸福与道德内在契合的依据所在。道德对幸福的支撑与担保体现于三个方面：第一,道德为人们确立幸福生活目标提供价值支撑;第二．道德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提供社会支持;第三,道德为人们提升幸福生活境界提供精神动力。     

对传统道德的继承和超越:现代道德的源与流

现代道德的构建既来源于传统道德的继承,又超越于传统道德.这种超越是基于对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的社会性质、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的正确把握,创建一种融传统美德和现代美德为一体,体现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共同的生活产生共同的伦理,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有一个伦理的全球化.在这种背景下,道德建设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对传统道德的继承和超越:现代道德的源与流

现代道德的构建既来源于传统道德的继承,又超越于传统道德。这种超越是基于对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的社会性质、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的正确把握,创建一种融传统美德和现代美德为一体,体现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共同的生活产生共同的伦理,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有一个伦理的全球化。在这种背景下,道德建设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     

道德法律化初探

道德法律化,即是将人类的道德、原则、规范铸为法律的过程,同时也是善法由此产生并存在的过程,它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着法律的本质,并为法治的构成建构了基石。道德法律化可提高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加强社会制度文明建设,提高社会公民素质,是实现法制化社会的一个前奏曲。我国现行法律在维护社会公德、加强职业道德和婚姻家庭道德方面取得一定成绩,还应从时代需要出发,继续加以完善。     

一个新概念:纯粹道德--论道德的人性根源

从人性的角度看,道德根源于作为理性动物和社会动物的人的内在需要体系协调统一与全面实现的必然要求.纯粹道德是在抽去了各种个体差异的"普遍人"概念的基础上得出的.它是道德普遍性的依据,也是衡量各种社会道德合理性的标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