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杨官寨遗址是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中国聚落考古“三山一水”初步比较

在公认“中华文明多源论”的前提下,“三山”（华山、龙山与红山）被不同考古学家视为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作为仰韶文化（华山）中的佼佼者,距今6000～5000年前的西安杨官寨遗址虽然目前还未全部发掘完毕,但从各方面看,包括其地出土陶祖,足以确证其即中华文明首源象征地。而与其同时的红山辽西牛河梁遗址体现的则是落后于西安杨官寨遗址的女权文化。郭大顺教授的“主要实证”及“一人独尊”说等均难成立。至于龙山文化虽然出场时浓妆惊艳,但是毕竟珊珊来迟,不足以构成对西安杨官寨遗址作为中国文明首源象征地的挑战。综合比较“三山”。显然西安杨官寨遗址堪作中国文明首源象征地。     

史前银川“萨满”:经平凉到关中——关中黄帝族来源探研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曾“西至于崆峒”,司马迁也亲至崆峒山调查.此崆峒山即在今甘肃平凉西,该地出土了一些黄帝时期遗址遗物.西安近年发掘出的杨官寨遗址即“黄帝都邑”,可以设想黄帝族曾在崆峒山至西安一带即关中发展.但他们源于何处？宋耀良先生发现,中国远古神格人面岩画所代表的文化曾沿东南海边向北传播至宁夏银川一带后,发生分裂,其向南的一支最具生气但在贺兰口突然消失.有考古学和神话学证据显示,这一支可能从贺兰口沿清水河溯流而上,抵达今平凉崆峒山,并从崆峒山沿泾河河谷进入关中,在西安建成了“都邑”,形成最早的黄帝族.     

黄帝及尧、舜、禹三支后裔的地望及主要史迹研究（下）

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先祖，其史迹遍布中国南北。其出生地在寿丘（或曰青丘）。根据古星野学术，寿星（长沙星）、青丘星分别对应寿丘（长沙国）、青丘国（楚东南），以及其妻子西陵氏（其妻西陵氏当居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石家河古城）、玄嚣一系后裔所居，可推断寿丘在南方。黄帝代神农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又与蚩尤南北分治，因而长期生活在北方。黄帝战胜蚩尤后代神农氏为天子，其都位于南方，其死后也葬于湖南黄陵，而群臣葬其衣冠于陕北桥山。其子孙有二系，昌意—颛顼—鲧—禹一系当在中原，而玄嚣（青阳）—帝喾—帝挚—帝尧一系当在南方。南方文化北上中原有较多地下遗存证据，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将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与黄帝北上大体相应。黄帝南北子孙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     

明代心学工夫论与周敦颐的“主静”思想

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其思想对理学各派皆有深远的影响。就明代心学关心的主题而言,显然有偏重于工夫论的一面,即如何通过合理的修养技术,使平凡的个体“优入圣域”。周敦颐的“主静”思想对明代心学的工夫论起到了先导作用。从王阳明开始心学各家对周敦颐的“主静”思想进行了各种创造性的诠释和解读,比较突出的有阳明的“主静实兼动静”、王畿的“心极”说和罗洪先、聂双江的“主静归寂”说,这些诠释和解读体现了明代心学工夫论的丰富性及其与周敦颐思想的深刻关联。     

期待“全考古学”时代的到来——兼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

由于考古学产生约两百年来一直被定义为研究“物质遗存”，同时又缺乏探讨遗迹、器物纹饰内涵的理论与方法，导致考古学在基本理论、方法上与其目标追求长期陷入困境与悖论，而浩如烟海的纹饰及一些遗迹的内涵始终处于考古学的边缘不得解读。故基本教义的考古学从理论、方法到实践都是残缺不全的。因此提出“全考古学”概念，主张将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定义为“文化遗存”，同时将考古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田野考古”及资料整理；第二阶段“室内考古”即读懂材料；第三阶段，探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等。“全考古学”在研究方法上是全方位的、立体交叉式的；当前，我们应该大力倡导和支持“全考古学”研究。董婕、朱成杰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正是“全考古学”第二阶段的典型作品。     

是辩证唯物论还是实践本体论——评“农民动力说”的哲学观

在《现代化第一基石》的《跋》中,侯建新讲其理论分析框架主要来源于庞卓恒;在《人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及其一系列论文中,宠卓恒说他的哲学观是他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成果。他突破了通常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框架,找出了被人所忽视的唯物史观的现实前提,即“一些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并由此而得出结论:人们的“生产活     

说部“停机德”女性模式的发轫与流变

乐羊子妻是《后汉书·列女传》中17个样板女子之一,她的典范意义在于勖夫成材,即留下了“停机德”为核心的“好女人”故事。从唐传奇开始,小说中出现了“停机德”精神的艺术载体。其一,《李娃传》后半部透发出勖夫佐夫的强劲主流文化张力。李娃对荥阳生的孜孜规劝及其成功,构建了小说史上第一种“好女人”模式。其二,明代拟话本《赵春儿重旺曹家庄》是李娃传奇的平民版。它淡化了神秘,强化了写实,从而成为乐妻品质的低调延伸。其三,《西湖二集·巧娃佐夫成材》是李娃故事的变异：女主角打造男人的理念与手段偏离了“停机德”轨道,失去了李娃、赵春儿勖夫故事的温暖与正气。其四,“停机德”模式没有酿成蓬勃发展的流派。明清长篇小说名著中几乎看不到乐妻身影;一二流短篇小说中偶尔拾得“停机德”碎片。其五,薛宝钗不是“停机德”样板。尽管曹雪芹给她贴上了“停机德”标签,但细读全书,不可以把她放到乐妻门徒中去。这不仅仅因为她的性格内涵无比丰厚。而且还因为她的男人观已经呈现出无可置疑的多元趋向。     

浅析川合康三、宇文所安中唐文学研究的共见——以对“盛中之变”的认识为中心

在对中唐相对于盛唐文学之变化的地位、原因以及表现的分析上，日本京都大学的川合康三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存在着具体态度和观点上的共鸣：强调中唐文学相对于社会事实和盛唐文学的独立性以及其开启宋代文学的转折地位，把中唐文学发生变化的原因解释为中唐文人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学内部创新的结果；川合康三把文学从盛唐到中唐的迈进过程总结为从集团到个人的转型，宇文所安也提出，中唐文学新变的特质表现为突破规范的公共性叙述而进入到以个人面目出现的关注私性价值的描写，并对其作出独到的解释；他们都把“盛中之变”的重心落在文学的创作主体上，对中唐文人精神作了深入的挖掘和形象的描述，以此来切入对文学文本的具体阐释和文学现象的具体分析。     

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的形成

为研究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的形成,通过分析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检索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对黄帝陵的祭祀,分析认为,河南新郑“黄帝故里”主张可能有误,真正的黄帝故里应在泾渭流域的黄土高原;黄帝陵“国祭”地位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而形成的,是不可置疑、不可被替代的。     

六朝都城建康的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和最新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就六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研究中的几个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六朝定都建康“风水说”、六朝宫城(台城)“东南移说”、石头城上下两座“连营说”、狮子冲石刻墓主“梁元帝说”。     

黄陵、新郑和缙云黄帝公祭再探讨

针对陕西黄陵、河南新郑和浙江缙云三地举办的公祭黄帝典礼的历史、现状和不足,以及围绕陕西黄帝陵和河南黄帝故里之间的国祭之争,利用文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随着祭祀热和国家对于庆典活动的清理,在黄帝的祭祀上,当前办出影响的主要有黄帝陵祭典、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和缙云轩辕祭典。目前陕西和河南之间的黄帝国祭之争,尚不足以动摇黄帝陵祭典的地位。自唐代开始,黄帝陵就被列入官方祀典,明代黄帝陵寝再次得到官方认可,形成定期致祭黄帝陵的制度,并绵延至今,黄帝陵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黄帝陵祭典历史久、规格高、影响大。黄帝祭典不仅表现了对黄帝的尊崇之情,还具有展现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绩、增强海内外华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发挥黄帝祭典的社会功用,通过修改完善祭典仪程细节和进一步加强祭祀现场的组织工作,提高公众参与性,乐舞献祭要体现时代特色,提倡完全以现代服装祭祀黄帝,黄帝祭典祭祀用乐和祭文要加大创作力度,要在引起公众共鸣上下功夫。     

北魏鄯乾、鄯月光、于仙姬墓志及其相关问题

从洛阳出土的西域鄯乾、鄯月光和于仙姬墓志可知:北魏王朝使鄯善王"世君西夏",任鄯乾为"辅国将军城门校尉"和"征虏将军安定内史"诸职。于阗国主女于仙姬远嫁文成皇帝,居魏宫七十余年,死后陪葬"西陵"。车师前部王长子与其妻鄯月光流寓洛阳,死葬北邙。这些正是北魏时期西域诸国"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万有余家"的历史佐证。     

“黄帝”考源

文章认为,“黄帝”即“皇帝”,也就是上帝,原为上古三代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东夷诸部族共同尊奉的至上神兼宗祖神。是虞、夏、商、周时期能追溯到的最远的祖先,也是神话中地位最高的人物。“黄帝”乃是一尊号,其名在卜辞中曰“爱”(王国维释“爱”,不正确)、曰“靠”,后来典籍中或音变为“喾(倍)”;或形讹为“夋”,音变为《山海经》中的“帝俊”,其他文献则又音变为“帝舜”。故《山海经》中所言的“黄帝”就是帝俊;其他文献中的“黄帝”则为帝喾或帝舜。黄帝名轩辕或为轩辕氏之说,乃战国时代天文学家之首倡,后被史家接受并写入史书,黄帝与轩辕本无直接关系。黄帝的姓、氏均出于黄帝系中不同部族的传说,故种种各异,固不可以为历史真实。黄帝传说本起源东方．而后随民族之迁徙而散播于四方。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一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时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牛河梁遗址的易学架构与黄帝《归藏》易传说

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古有三易(《连山》《归藏》《周易》)传说,一般认为伏羲时代施行《连山》易,黄帝时代施行《归藏》易。《归藏》易的特点是重视坤卦,坤为地、属阴,故《归藏》易是一种贵坤崇阴、重视大地和母性的易学。史前考古文化中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特征性器物与黄帝行《归藏》易崇阴贵坤的传说相吻合,牛河梁遗址晚期遗存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当地原生的以龙纹为特征的红山诸文化碰撞融合而产生的文明火花。牛河梁遗址庙、坛、冢从宏观设计、局部布局、器物造型等各方面都反映出成熟的崇阴贵坤的《归藏》易特征,表现出与黄帝易学传说具有强烈的对应关联。     

历代乾陵诗及其史学价值

以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墓乾陵为吟咏对象的乾陵诗,是中国古代帝陵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及史学价值不可低估。历代乾陵诗多集中于评论武则天功过是非,作者群体则名流云集,既有陕西关中本地文人,更有历代任职关陕或路出乾陵的著名学者、官员。乾陵诗为今人了解乾陵陵园在后代的植被保护情况、陵园建筑、石刻存在状态等,提供了珍贵史料。     

黄帝陵祭祀与中华文化自信

针对黄帝陵祭祀与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文化自觉的关系问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黄帝陵祭祀的历史发展、文化内涵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陕西黄陵县桥山自汉武帝开始就成为中华民族祭祀祖先黄帝的“国祭”之地,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体现在祭祀礼仪、礼器、服饰、音乐和祭文等方面的深厚祭祀文化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场地、陵地古柏是构成“精神标识”和“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持续的黄帝陵祭祀典礼带给祭拜者的体验感、神圣性,促使民众对黄帝、黄帝文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敬畏,并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黄帝陵祭祀已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的重要平台;当前亟需制定《黄帝陵公祭法》来确立黄帝陵的国家公祭地位,确保黄帝的崇高地位和黄帝陵祭祀活动的至上性、庄严性,发挥黄帝陵祭祀在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慈悲道场忏法》成书考

《慈悲道场忏法》中的不少语段、词语用法等多见于梁武帝《东都发愿文》等文章，而且，书中又大量汲取了《净住子》的用语、内容与套子式行文。由此可推断：《慈悲道场忏法》应为梁武帝及其统治下的皇室成员及陈真观等人所撰或所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