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甘棠》召伯之伯

《诗经·甘棠》历来被认为是一篇美召伯之德的诗作,对于其“伯”有三种理解:文王时,召公是“一州一牧二伯”的伯爵之伯,实是受文王之命佐治雍州;武王时,召公居上公与周公一起分陕,为东西二伯分治天下;成王时,召公位列三公尊为“太保”与周公一同执斧钺辅佐成王,亦是二伯.《甘棠》所记当是文王时召公与周公并分岐邦之事,而非武王分陕之事.诗云“召伯”正是以“二伯”身份来称颂召公当年在召南之地的德政功绩.     

周公—我国古代第一位大政治家、大思想家

周公,姬姓名旦,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因受封于周,故称周公。他生活于殷周之际,历经文武成王三代,既是创建西周奴隶制王朝的开国元勋,又是稳定西周王朝,促使“成康之治”出现的主要决策人,他还提出许多宝贵思想,超过前人,影响后世。对此,我们都需要认真的评介和总结。     

“分陕而治”说再认识

本文从研究西周王朝官制结构当中的大宰问题入手，着重对“分陕而治”施实的具体时间、界线地点、以及人物职官等几个方面作以再认识。我们认为，“分陕而治”应始于东都洛邑建成以后，当以郏山为界线，“陕”本是“郏”之误，“分陕而治”实际上是“分郏而治”，周公、召公分别是以大宰、大保的身份治理“东土”和“西土”，所谓的东西“二伯”之说，并不能成立。另外，文中对《尚书·洛浩》篇“命公后”的解释，包括对西周金文《作册大方鼎》中的“皇天尹”之“尹”的解释等，都发前人所未发，值得留意。     

西周时期“天下之中”的择定与“王土”勘测

《尚书大传》说,周公旦辅佐周成王,做了几件大事:“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战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其中,“营成周”,即营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地),这是西周初年的大事之一,为众多传世的先秦文献每论及周公之政所必谈.《尚书·召诰》说,先由太保召公踏勘选址,“惟太保先周公     

“召南”的命名和风雅颂的分类原理

“召南”不是国家,而是根据召公系诗,召公指历代召公的统称,不是一个人。召公有燕国和采地召封地,又曾和周公分陕而治,“召南”由燕风和贤臣身份的作品构成。西周以来,根据礼制,大夫也可以拥有礼乐。只是孔子删诗时没有保留,所以《诗经》中没有大夫这一种类诗。“周南”和此相类。十五国风不是曾猜测的根据区域决定,而是按照礼乐性质划分的,风雅颂也是如此。召公是周代著名的诗人,留下作品在十首左右。召公是燕赵文化的奠基人和缔造者之一。     

“舞象”考辨

《辞源》将“舞象”释为“古武舞名”,所引语例出于《礼记·内则》。在《礼记》等文献中 ,“象”可指乐舞名 ,指两种乐舞 :一为周武王时代创制的乐舞 ,因其舞姿象周文王时击刺之法 ,故名《象》;一为周公时代创制的乐舞 ,以表现周武王伐纣灭商之武功为内容 ,故称《大武》,又因其象武王之事而称《象》。故《辞源》不应将“舞象”收为词目 ,也不应将其释为“古武舞名。”     

周初二王并存局面形成及终结的原因

<正> 在武王死后的最初几年中,西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我国古代历史上一种十分独特的现象——二王并存。一是武王的长子诵继承父位,是为成(?);一是武王弟周公旦“践阼”友兄,执政称王。这种局面从武王死后一直延续到周公归政成王,嫡长子继承制在西周确立为止。因此,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周初的各种社会现象是十分重要的。本文试图对这一局面的产生所反映出的周初两种不同的王位继承思想和以周公归政成王为标志的嫡长子继承制确立的斗争过程作一尝试性的探究,不当之处,敬请有识者指正。     

论西周王朝中的齐太公后裔

史籍中关于周公、召公以一子就封,另有子"世为王臣"的史实比较明确,但对于同为开国重臣姜太公是否有子"世为王臣"则文献无征.通过近来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师钟、师鼎、即簋、师臾钟铭文考求其世系可知:姜太公确有两子世为太师,留侍王室,同周公、召公家族情形相似.     

君陈、君牙臆解

《尚书》中的《君陈》、《君牙》两篇久已亡佚,今可得见者唯有见引于《礼记》的寥寥数语,故而君陈与君牙的身份难以得到确证.新出竹书《良臣》将君陈与君牙列于武王之世,且地位与周公、召公相匹.根据这一线索,或可判断君陈即曹叔振铎而君牙则是太公望.两位都是辅佐武王建功立业的重臣,基本上符合《良臣》与《礼记》引文的记载.至于《书序》对此二篇的说解,则可能并没有准确依据.     

论顾炎武的“众治”思想

本文通过对顾炎武政治思想中“治人”与“治国”概念的辨析 ,揭示了顾氏关于政治主体与伦理主体分职合作的思想 ;进而剖析了其“众治”思想 ,认为其中内含着“分天子之权”和“宗子辅人君之治”两个方面 ,前者意指政治主体内部实行分工合作以共治其国 ,后者意指伦理主体通过其伦理活动来辅助政治主体治理好国家 ;最后通过对顾氏政治思想逻辑进程的考察 ,指出了他最终把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归结到宗法制度的重建上。     

《关雎》诗解辨正

依照礼乐制度及相关文献材料,<关雎>当作于周召分陕而治时期.<关雎>本义应从主题义与主旨义两个层面来理解.<关雎>蕴涵着对殷周交替时期的淫乱风气与抢婚习俗的批判并确立了妇德观.<关雎>诗用发生过三次大的变化.<毛诗大序>释义准确而后来诸说多有误解.     

从农事祈报诗论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 ———以《思文》《丰年》《生民》为讨论中心

早期农业之发展,＂靠天吃饭＂的成分远甚于今,因而农事诗在《周颂》之中所占比例极高,且多以祈报为主要内容。缘于《周颂》乃天子宗庙祭礼或祭祀山川神祇所用之乐章,且大多属于周武王、成王、康王以及昭王时期之作品,因此最能反映周初制礼作乐之人文精神,且深寓教化意义于其中。文章拣选《周颂》最能代表农事祈报之礼的《思文》与《丰年》为讨论主体,并辅以《生民》一诗以明其详,综合此三篇之内容以探讨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周公庙卜甲四片试释

岐山周公庙遗址出土的西周甲骨文,关系到遗址性质、年代的探究,受到学术界及公众的关注。仅就已发表的四片考察,可知其中有的肯定属于西周初年,并可能与周公旦有一定关系;有的以“周公”为卜问主体,虽不能证明即周公旦,但也属西周早期。总的说来,卜甲的各方面特点都类似岐山凤雏卜甲,后者正是西周早期的。     

宋昭公"无道"考辨

《左传》等史书说宋昭公“无道”,但从宋昭公的谥号和其在位期间的实际作为以及宋国的政治斗争来看,宋昭公死于公族争权夺利的阴谋斗争,他并非无道之君。     

治国:法治与德治须并举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构成了完整的治国方略.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必将大大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嵩阳书院与二程理学

嵩阳书院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它是宋初兴起的私人讲坛性质的书院 ,其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地位历史早有定论 ,崇福宫作为文人挂职之所与嵩阳密不可分。二程是理学的开创者 ,嵩阳对理学的形成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程学南传后发扬光大 ,朱熹集其大成 ,形成程朱理学体系。理学久经贬抑 ,其治世价值逐渐被认识 ,宋末立为正统 ,后代又发展为宋明理学。理学是对汉代以来旧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具有历史进步性。作为统治思想影响元、明、清社会达六、七百年之久 ,并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直传延影响至今     

《程氏杂说》佚文考说

《程氏杂说》当为十卷,此书曾为宋人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征引。考李明复《春秋集义》引《程氏杂说》佚文凡十七条,其中可与刘绚《春秋传》佚文相较者有四条,而此四条文辞几乎完全相同,这充分证实了李明复所言“今世传《程氏杂说》首卷所载皆绚传”确非虚言。由于《程氏杂说》首卷所载《春秋》经解在当时被很多人误认为是“程解”,而此首卷又恰止于闵公二年,僖公以后全无经说。这可能正是导致程颐《春秋传》止于闵公这一误说产生的原因。《程氏杂说》佚文对程颐《春秋传》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推广其义,二是补其未及。单从著述完成先后来看,程颐撰作《春秋传》应该还参考了刘绚《春秋传》,而不是相反。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新释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诗》《春秋》皆记史,《诗》以韵文记事,是史诗时代的传统,《春秋》以散文记事,标志着史书编年记事体的成熟;二是周公制作《诗经》是作为政教之本,以开升平之世,孔子作《春秋》则是昌盛周道,拨乱反正,其义相承;三是孔子以周公为尊,以继承周公之志为平生之愿。     

论嵇康及其养生观

晋代嵇康提出养生必须“导养得理” ,强调形神兼养与防微杜渐 ,并要持之以恒 ,方可延年益寿。其论确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