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管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析

近20年来,为克服传统市管县体制的弊端,全国各地陆续展开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省管县体制改革,这对于减少行政层次、提高行政效率、增强基层政府自主性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管理幅度与管理效度之间的紧张关系,省管县体制并非适用于任何地方,诸如如何重新定位地级市、垂直管理部门如何配套改革等问题,都表明此项改革应当审慎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抓住政府转变职能这一关键点、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通过法制方式来推行,这应是省管县改革的指导思想。     

一元户籍制度改革试点的城乡居民态度比较——以荆门市掇刀区为例

传统户籍制度带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割”特征,造成了事实上的城乡之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保、卫生等诸多方面的不平等,为此各地开始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以荆门市掇刀区一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为例,从城乡居民态度测量、城乡居民态度对比和影响城乡居民态度的因素分析等几个方面对户籍改革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城乡居民普遍支持户籍改革；城市居民对户籍改革的偏好大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入城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险等诸多问题持反对态度；影响农村居民态度的因素共有四个,即人口流动、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和教育.     

基于市民待遇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结合山西省农民工现状之分析

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发展。推进城市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城市化的重点则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由于历史、体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在工资待遇、劳动环境、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市民待遇缺失。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填补法律法规空白和提高农民工素质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保障农民工市民待遇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也是推进城市化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     

关于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思考

21世纪，必须加快政府行政改革的步伐，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管理创新，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保证。其中，地方政府体制也亟待改革。本文首先分析了地方政府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然后提出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途径；最后，总结了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观念问题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当代中国农村大学生户籍问题研究——以重庆市户籍改革实践为例

农村大学生户籍管理制度以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基础,是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户籍制度的本质和功能决定了高校农村大学生户籍制度改革所面对的难题。文中以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实践为蓝本,分析重庆市统筹城乡一体化农村大学生户籍改革,探询农村大学生户籍制度的价值,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原因,最后提出中国...     

推动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分析，认为国家宏观统筹下积极推进教育区域化发 展的战略，应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效地促进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正确选 择。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在区域化实践方面，国家应重视发挥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 性，以改革教育投资体制和办学体制为切入点，积极推进全国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区域 间在资金要素与教育资源方面的优势互补，以促进各地区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论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的基本内涵与外延

农村综合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是一场重大而深远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下一步,我国应按照“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改革思路,全面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民间融资体制、乡镇政府体制、农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体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同时推进国民收入分配制度、财政体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宏观领域的深层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部活力,不断扩大基层社会的民主政治。     

户籍制度改革中的基层政府行为思路——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

建立新型户籍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在目前已具备现实基础,也是发展新型城镇化之必需。安徽省铜陵市以建立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为切入点,从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及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推进相关配套政策。从铜陵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出基层政府的"递进式"行为思路,即转变户口性质—对接城乡政策—界定公私资产—调整分配关系—畅通流动渠道—推进城乡一体。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通过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户籍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必须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改革措施整体推进,综合进行。     

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果、问题与对策

全面回顾了2014年我国启动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分析了改革的背景和意义,重点对改革的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这次改革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也存在改革的法律依据不足、激励机制不完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不高、农村"三权"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等系列问题。"十三五"期间,要进一步加强户籍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解决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期奋斗目标提供制度和政策支撑。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重在赋权和增利,即通过一系列改革,让农民与市民享有同等权利,获得同等利益,拥有同等福利。一旦在城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自然消亡。我国之所以会出现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市化,在于土地制度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程,“土地价格剪刀差”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只有转变政府职能,使地方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才能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体制性条件。     

促进农村劳动力成功转移:对五大制度的审视

由于城市取向的制度惯性作用,致使农村劳动力难以成功转移,从而影响了国家构建和谐社会伟大工程。通过对五大制度的审视,剖析了存在于其中的阻碍农村劳动力成功转移的诸多问题：就业制度中的地方劳资政策歧视、就业机会歧视问题;住房制度中的农民工无权享受城镇住房补贴、无权购买经济适用房问题;土地制度中的导致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转性差、所有权主体异化问题;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导致农民工观望、雇主推却、地方政府消极问题,户籍制度中的社会歧视和社会隔离问题等。然后,分别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成功转移的制度改革构想。     

城镇化：比较中的路径探索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到2012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达到52.6%,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期。但“进城易、定居难”、“发展速度不平衡”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城镇化顺利推进的障碍。政府干预过宽、过深是制约我国城镇化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影响城镇化的其它因素如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中都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子”,这些因素互相交错,互相影响,综合牵制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新的发展时期,政府要重新进行角色定位,转变政府职能,在城镇化建设中实现政府与市场双向互动,同时改革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我国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困境及其求解——以成都户籍制度改革为例

文章在梳理我国户籍制度形成、改革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城市负担能力、普惠型社会福利、进城农民土地处置等困境,并以当前成都市所推行的户籍制度改革为蓝本分析了其解决这些困境的努力,提出了成都户籍制度改革对全国户籍制度的启示。      

地方政府控制落户的行为逻辑及其制度基础

21世纪以来,公民社会权利话语主导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并开始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但实践中,地方政府仍然设置了有条件的落户门槛,并基于户籍身份向公民提供有差别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如何理解地方政府以资格取代权利的控制落户行为？现有从工具性视角、政治性视角给出的解释突出了公共品供给中的政府问责性、回应性,但较不重视公共品生产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问题。财政分权化改革后,地方政府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主要支出者,其财政支出将随着户籍人口数增加而快速膨胀,其财税收入却不会因户籍人口数变化而显著变化。由此,地方政府形成了以地方财力确定人口承载力的单向、静态行为模式。超越公民社会权利的单一逻辑,建立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地方公共经济体,构建以人口为基准的地方财税收入与财政支出相挂钩的机制,是落实以公民社会权利为导向的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保障。     

台湾地区城镇化模式对青岛城镇化发展的启示

台湾地区农村城镇化实行的是工业分散化模式。其特点主要体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多元化转移与农业充分发展以及农地制度改革同步推进，并努力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青岛市经济和社会状况与台湾地区城镇化初期有一定可比性，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城镇化实践中的有益经验，以政策效应迅速催生一批乡镇产业集群，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农地、户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推进城镇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研究——社会影响、改革成就、现实困境及其发展路径

户籍制度是当代中国"城乡分策"的核心制度,它的现实影响是,使宪法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现实中没有得到实现。城乡居民在社会权利和社会福利方面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改革开放以来,对户籍制度的改革一直在持续地进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户籍制度的改革还停留在诱致性的社会变迁阶段,与提速在即的城市化不相适应。政府和社会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强制性的、全面的户籍制度变迁。     

农民工转户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以重庆为例

户籍制度是一项包含多种利益分配的身份制度,户籍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必然面临复杂的博弈.在自愿选择的前提下,中国农民工户籍转变过程逐步趋向于政府与农民工基于成本利益估量的双向博弈.文章以博弈方法分析了当下农民工转户过程中农民工和政府策略影响因素及可能的均衡路径,得出结论为:现阶段政府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大于所需成本,有动力主动推动农民工转户进程;农民工出于对转户后生活不确定性的考虑,需要政府适当保留其部分既有利益且提供切实有效的社会保障后对于转户才有持续积极性.为了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可持续稳定前进,政府可能在短期需要付出足够多的经济政策扶持;即便如此,对政府和农民工而言,这仍是一个双赢结果.最后以重庆户籍改革过程中的统计数据验证了分析结论并提供政策启示.     

城市人口管理背后的产权分析——以农民工为例

户籍制度确立了城市既得利益群体对城市资源的支配与控制权。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二元户籍制度依然得以存在,由于历史的沉淀作用和既得利益群体的特性。城市既得利益群体借着户籍制度的作用实际上拥有了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产权,而这种产权的拥有导致了对外来人口的排斥性。根据科斯理论,要消除或减少外部性,就必须重新审核产权界定的制度安排,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市人口管理体制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是解决城市问题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