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片《花木兰》分析意识形态对配音翻译的影响

迪斯尼影片<花木兰>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经典故事与西方价值理念相结合,在全球范围获得巨大商业成功,通过从意识形态角度对<花木兰>的配音翻译进行分析和研究,发现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木兰形象受到了改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佛教思想也有所显现,揭示配音翻译是对原文对白的改写,是意识形态操纵的产物.     

从改写理论看严复翻译中的不“信”——以严译《马可福音》为例

严复的"信、达、雅"一直被奉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但他的翻译中出现了大量不"信"的翻译,这与其"信"的原则相背离。根据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严复"信"的标准是受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三大因素操控的,其翻译活动是在三大因素操控下对原文的改写。     

从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李提摩太的《百年一觉》

传统翻译学注重翻译标准的确立并恪守＂忠实＂的翻译标准,却忽略了文本之外的因素。安德烈.勒菲弗尔曾指出翻译是意识形态操控下的改写,这个观点恰好为《百年一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译者李提摩太对译本的选择和采用的翻译策略可以看出《百年一觉》是意识形态操控下的产物,这也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

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是一种普遍现象。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意义重大。研究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属于翻译的外部研究,在做好翻译内部研究的同时,加大翻译的外部研究有利于译者准确把握作者意图和原语信息,充分再现原语语境效果,以期获得功能对等。     

从勒菲维尔改写理论赏析林纾的翻译策略

林纾是我国晚清时期的翻译奇才,他的翻译作品典雅流畅,风行一时,因而他的翻译思想、翻译动机、接受环境、对原作的"误译"和"不忠"等都被深入研究和评价。他也因为对原作的"误译"和"不忠"而饱受争议。从翻译学文化操控派代表人物勒菲维尔的改写理论视角来看,林纾的"误译"和"不忠"往往是他刻意选择的结果,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改写,是他在当时社会文化的操控下,对原作做出的赋予其二次生命的调整,即是林纾在中国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观等因素影响下对西方文学所进行的改写。     

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研究的辩证考论

翻译的意识形态维度研究应坚持辩证的意识形态观点,把握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操控和意识形态创新的辩证关系,坚持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翻译意识形态研究并举以及意识形态翻译与翻译意识形态并重的理念,运用批评话语分析和深度阐释学等理论对文本意识形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权力意识操控下的翻译活动及启示——以建国初期十七年中国翻译活动为例

翻译活动是受意识形态及赞助人等权力操控下的一种社会活动。借助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及勒弗菲尔的改写理论从历史实证角度探讨建国初期十七年新中国翻译活动的过程及其制约因素,旨在揭示这一阶段中国翻译活动的基本特点,为新时期翻译活动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些引资借鉴。     

形式的复活:改写理论视野下林译小说赏析

翻译文化操控学派代表人物勒菲维尔的改写理论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从改写理论视角来看,晚清翻译家林纾典雅流畅的作品实质上是在中国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等三个因素的影响下对原作的一种改写。他的翻译小说中存在不少"误译",并因此饱受争议,但这往往是其刻意所为,是他在文化因素的制约下对原作做出的赋予其来世生命的调整。     

对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归化与异化的文化思考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对译者翻译策略的操控。根据文化语境框架下的操纵学派的翻译理论,从民族意识形态、赞助人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个人意识形态等几个方面初步探讨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归化/异化策略对文学、文化产生的影响。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归化/异化策略对文学、文化产生的影响:有的表现为人物的“变形”,有的则表现为译作在给读者传递的文化信息方面“叛逆”了原作。     

改写理论视角下王科一《傲慢与偏见》中译本研究

以勒菲维尔改写理论为支撑,以王科一《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研究对象,考察20世纪50年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如何操控翻译。研究发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文化系统中的中心地位,控制赞助人、文艺政策、诗学,对王科一中译本文本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词汇层面的翻译产生了巨大影响。     

《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英译的诗学改写

翻译是对原作的诗学改写,诗学地位和诗学态度影响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语言和文化差异影响改写的诗学形式,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诗学操控。在《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的英译中,宇文所安占据世界诗学的中心地位,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的策略,根据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实际需求对源文加以创造性地改写,以满足美国文化建设的需要。杨国斌位处世界诗学的边缘地位,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的策略,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将东方文论传播给西方读者,以方便其理解与接受,以达到中国文论走出去的目的,传递中华文化。在《文心雕龙》的英译中,诗学始终以一种姿态介入二人的翻译改写中,使其翻译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而不同的翻译目的,使其翻译文本都浸染上了杂合化的诗学特质。     

改写理论视角下解读林译小说

林纾是我国晚清时期的翻译奇才,他的作品典雅流畅,风行一时。由于他的翻译小说中存在大量省略、增添、删节,常被翻译界指责为"不忠实"。本文从翻译学文化操控派代表人物勒菲维尔的改写理论视角出发,结合林纾所处的特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分析了影响他翻译思想和策略的因素,探究了林纾在中国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观等因素影响下对西方文学进行改写并取得成功的深层次原因。     

林译《黑奴吁天录》诗学化改写研究

翻译文化学派的勒菲弗尔在其《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提出翻译就是改写,改写受到诗学和意识形态的操控。从诗学化改写角度探讨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中如何置换了原文的诗学风格,成功吸引了深爱桐城诗学风格的封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眼球,使《黑奴吁天录》一出版就引起了巨大的共鸣,挖掘该译本在翻译实践方面所包涵的价值以及对后世译书的启示。     

翻译的暴力——意识形态视角下的佛经翻译

作为跨文化交际主要方式的翻译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操纵和暴力。意识形态不仅仅在语言和概念层面操控着翻译策略,还体现在对翻译的选材上。本文拟从佛经翻译选材及其翻译策略角度探究社会意识形态对佛经翻译的暴力操纵,并试图说明佛经的翻译其实就是汉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选择,是一种异域意识形态向本土意识形态渗透、交流、融合的过程。     

主体文化对翻译的操控

翻译并非译者个人行为,它是译者受主体文化影响后所从事的文化传递活动,这就为主体文化操控翻译提供了可能。当然主体文化涉及方面众多,但是自我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是主体文化中催使译者改写乃至消除客体文化的主要层面。面对全球化趋势和文化霸权不断增强的今日,译者只有剔除主体文化的操控之思想,异质文化才会有平等对话的机会,才会符合互补、互识、互用为原则的双方自愿交流之目的。     

董秋斯与译作《大卫·科波菲尔》——意识形态操控视角

本文采用描述-解释方法,从意识形态的视角,以董秋斯的译本《大卫·科波菲尔》为个案,详细分析了董秋斯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直译"策略的原因,以期加深人们对翻译家董秋斯的了解和对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操控翻译策略的认识。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王科一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

翻译研究文化派认为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起着一定的操控作用。基于勒菲弗尔操纵论中意识形态的相关学说,本文尝试以王科一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探讨其文本翻译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译本的选择和翻译方法的运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证实翻译不是纯粹的文字转换,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着翻译活动。     

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论梁启超的翻译实践

经历了维新变法的失败后,梁启超开始转向文学,以翻译西方小说为手段来引进西方的启蒙思想,抨击朝政,改造社会。他的翻译实践有四个特色:取政治小说为译本,从日文转译西学,进行翻译的操控和改写,通过新闻报报刊来发表译文。他的翻译理论以深厚的佛学为基础,对今天的译学研究仍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他的翻译实践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追求民主的心路历程。     

意识形态——操纵翻译的无形力量

传统的翻译研究注重原著与译作的对比,将翻译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然而翻译研究决不能忽视语言外的因素。本文对意识形态与翻译量、翻译选材以及翻译策略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行了描写与分析,以期说明意识形态以无形的力量对翻译所起的操控作用。正因为受到这种操控,译者才会选择有意误译、节译、改译等一些非常规的翻译策略。     

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是译者的操控行为。翻译受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据勒菲弗尔的理论,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分析在文学翻译中,无论是译本的选择还是翻译策略的采用,译者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