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河流域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以此为基础确定的生态服务价值则是确定生态补偿额度的关键依据。本文运用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相关理论,以大汶河为例,将其流域生态服务价值分为直接市场价值、间接市场价值,并结合市场价值法、替代价格法、重置成本法等流域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和指标,通过对大汶河的生态服务价值的测算,得出其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约为101.9亿元,其中直接服务功能价值约为25.44亿元,间接服务功能价值约为76.49亿元。这一结论为以后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征地补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省4市25村354份问卷为证

基于湖北省四市的农户受偿意愿问卷调查,采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接受征地的平均受偿意愿为101.336万元/hm2,上次征地每公顷补偿程度、征地前后非农年收入差额程度、征地前后食品年支出差额程度、土地估算每公顷收入水平以及对土地作用的认知程度等5个因素对农户的受偿意愿有显著影响。提出"合理拉近实际补偿与农民受偿意愿差距"是现阶段征地改革的重要依据。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模型研究

根据2005-2015年新安江流域生态与经济的相关数据,建立跨省份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模型,依据综合成本法核算生态保护者的总成本;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敏感性分析,运用熵权法与受益权重系数调整其结果,选取发展阶段系数评价下游地区对补偿标准的支付意愿,最终得出补偿阈值。结果显示:赋权前新安江流域下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308.23亿元,赋权后服务总价值调整为244.91亿元,2015年新安江流域补偿标准区间为22.00⁷7.98亿元。在此基础上,提出应积极推进流域生态补偿的技术交流,支持补偿资金筹措,尽快完善流域补偿机制等建议。     

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确定

青海是我国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江源被誉为"中华水塔",其生态服务功能在全国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三江源试验区最近开展的土地、草地、湿地、林地、荒漠化土地等资源调查,得到三江源试验区各类土地面积,如草地总面积2 802万公顷,林地223.2万公顷,湿地418.4万公顷等等;确定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草地为4 209.03元/公顷,林地为11 097.42元/公顷,湿地(沼泽、河流和湖泊)为50 005.9元/公顷,农田为4 341.2元/公顷,其他地类为371.4元/公顷,计算出三江源生态服务功能每年价值为3 530.15亿元。其中草原1 179.37亿元,林地247.65亿元,湿地2 079.65亿元,农田和其他地类23.48亿元。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对维系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农户秸秆还田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黑龙江省806个农户调研数据,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农户秸秆还田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90%的农户认为秸秆不是废弃物,具有一定的资源价值。秸秆还田会增加农户的生产成本,需要给予一定的生态补偿,多数农户的受偿意愿在600~1 200元/公顷,并呈现正态分布特征。年龄、秸秆还田成本认知、政府查处禁烧、当地有秸秆原料企业等因素对农户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文化程度、家庭成员中有党员(干部)、人均纯收入、秸秆影响产量认知、秸秆还田费用分担认知等因素对农户受偿意愿影响为负。农户进行秸秆还田决策时,多考虑自身经济利益,对生态效益往往考虑不够,生态环境意识尚有待提高。     

辽河三角洲湿地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空间分布研究

以辽河三角洲湿地为研究对象,结合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以及旅游费用法对该地区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估算,并通过GIS系统对盘锦地区1990-2005年数据进行的统计分析得知,盘锦地区湿地生态系统经济价值为13.2亿元,涵养水源功能实际货币价值为8.6亿元,调节大气功能实际货币价值为5.7亿元,为盘锦地区生态系统功能价值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依据。     

长株潭城市群湿地生态安全保障策略研究--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视角

长株潭城市群湿地主要包括河流、湖泊、沼泽、库塘、水产养殖场、水田等.对长株潭城市群湿地供给产品功能、调节功能、支持功能、文化服务功能价值进行经济评价,得出长株潭城市群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总量为336.331×108元,水田湿地的调节、支持功能价值为159.9×108元,水田类人工湿地生态服务对长株潭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贡献率大.构建长株潭城市群湿地生态安全保障应从文化体系、管理体系、生态恢复体系、生态保护补偿体系和湿地功能分区规划等方面长远考虑.     

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纳入生态效益的农户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是实现环境保护的重要经济手段,而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保障补偿政策可行和有效的关键。以水稻生产为例,在选择实验的设计中纳入了生态效益的考量,借助Multinomial Logit(MNL)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方案的受偿意愿,基于此测算了兼顾社会支出最小化原则和农户利益诉求的生态补偿标准。实证结果显示：（1）补偿金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激励作用。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标准为：化肥、农药分别减施1%的补偿标准是63.15元/公顷·年和49.65元/公顷·年;化肥农药施用量改善到国际平均水平和有机生产水平的补偿标准分别为7 544.40元/公顷·年和11 280.60元/公顷·年。（2）具有户主身份、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种植规模小、兼业化程度高、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效益认知程度高、偏好风险以及耕地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措施了解程度高等特征的农户,更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据此建议：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补偿政策制定环节,补偿标准核算应充分考虑农户经济损失和生态效益,借助各种现代媒体有针对性地向家庭中有话语权的农民进行环保宣传和教育。     

洞庭湖湿地资源间接利用价值评估

依据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针对洞庭湖湿地资源的特点,对洞庭湖湿地资源的间接利用价值进行货币化评估,得出湿地资源的间接利用价值为567 445.5×104元/年,其中调蓄洪水的价值为37.12×108元/年。评估结果表明,洞庭湖湿地的资产价值主要表现在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只有合理开发洞庭湖湿地资源,保护好湿地生态环境,才能实现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证湖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经济价值估算——以南京段居民支付意愿调查为例

以1 592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恢复价值的微观调查数据为例,采用Spike模型估算了南京市居民对流域环境改善的支付意愿及其总补偿价值。结果发现,不考虑"零响应"会造成支付意愿的明显高估。南京市居民的支付意愿区间为459~475元/户.年,总补偿价值约为9.43亿元/年;实行差别定价能获取更多的补偿价值,为9.82亿元/年。环境服务为奢侈品,只有收入超过某个最低水平后居民才愿意购买。年龄越高支付意愿越低,以55岁以上老年群体的支付意愿最低。     

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农业多功能价值分析——以兰州市为例

采用替代法、收入法、支出法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法对兰州农业多能价值进行了实证分析,测算得出2008年兰州农业多功能价值为189.97×108元,其非经济功能价值是经济功能价值的2.87倍,表明当地农业系统不仅仅提供农产品和原材料,还具有生态、社会、文化等多种功能。指出干旱半干旱地区应建立健全多功能农业运行、激励和补偿机制,推动农业经济、生态、社会等多种功能全面协调发展。     

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补偿研究

耕地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保护已有的耕地,平衡好耕地与其他行业发展对土地需求之间的矛盾,激发地方政府、农户与农村集体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以湖南省作为研究区域,测算出湖南省耕地盈余、耕地赤字的市域均为7个。耕地赤字的市域将耕地保护的任务转嫁给了耕地盈余市域,需要对耕地盈余市域支付补偿。采用机会成本法,测算出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为7.1万元/ 公顷。其中,耕地赤字最严重的为长沙市,耕地标准面积赤字量为108.56×10³公顷,需要支付的补偿额度为77.08亿元。耕地盈余最大的为常德市,耕地标准面积盈余量为162.72×10³公顷,需要接受的补偿额度为115.53亿元。以耕地资源价值分类为基础,采用当量因子法、替代法等方法,测算出湖南省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分别为19.18万元/公顷和107.51万元/公顷,并引入政府支付能力指数和区域社会发展阶段系数进行动态修正,以该值为依据,测算出湖南省农户和农村集体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为28.87万元/公顷。以期为地方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耕地保护补偿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森林生物多样性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及价值评估——以甘肃省迭部县为例

以甘肃省迭部县为例,综合运用Logistic回归和CVM两种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分析宗教信仰、职业、年均家庭收入、对森林生物多样性了解程度等因素对森林生物多样性支付意愿的影响,并运用CVM方法估算迭部县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年价值。结果表明：居民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存在一定的支付意愿;学生和个体工商业者以及无宗教信仰、年均收入较高、对森林生物多样性了解程度较高的居民总体上支付意愿更强;迭部县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年评估价值在397296元／a～1732652元／a,平均支付意愿值为7．20元／a-31．40元／a。     

不同群体对基本农田保护的认知及意愿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对武汉市武昌区、洪山区、青山区、江汉区、汉阳区和江岸区6个城区,以及江夏区、蔡甸区、东西湖区3个城郊区6个乡镇的10个村庄进行实地调研,分析了农民和市民两类不同的群体对基本农田保护意义、保护制度、规划知情权的认识及其经济补偿意愿。研究表明：（1）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虽实施已有10多年,但在执行过程中仍多停留在政策层面上,公众对基本农田保护的知情权及规划的参与程度仍不够,尤其农民作为农田的直接保护主体对于基本农田保护的认识仍较薄弱,存在一定偏差。（2）构建模拟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市场,考查农民和市民对基本农田保护的最低经济补偿意愿得知,农民认为规划管制下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额度为3 942.30元/公顷,市民认为基本农田的经济补偿额度应为8 942.85元/公顷。并据此提出了基本农田保护的政策建议。     

基于条件价值法的井冈山森林游憩资源价值评估

采用条件价值法对井冈山森林游憩资源进行评价,结果显示：2008年井冈山森林游憩总价值为12．59亿～18．92亿元。其中,利用价值为5．06亿～6．60亿元,选择／遗产价值为3．46亿～5．49亿元,存在价值为4．07亿～6．83亿元。研究还表明：游客年收入、旅行费用、游览频率对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游客年收入对选择／遗产价值的支付意愿影响显著,对游憩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影响较弱。     

农地整理项目中农民受益支付与受损补偿——以湖北省5个县区为实证

农地整理项目实施中农民的受益与受损研究对完善农地整理项目投资政策和补偿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作用。以湖北省5个县区为例,利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农地整理实施中农民受益类型及其支付意愿、农民受损类型及其受偿意愿。研究表明：农民的受益类型包括灌排水更方便、通行更便利、投劳收入、耕地质量提升、增加耕地面积等类型,前三者较显著,后两者不明显;农民受益后的支付意愿是,绝大多数受访农民愿意为受益而义务投工或出钱,但也有少数受访农民拒绝支付;即便农民意愿采取同种支付方式,但农民之间的支付额度仍存在差别。农民利益的受损类型主要包括耕地被占用、青苗损失、耕地质量降低、田块分割、塘堰被填、祖坟迁移、房屋拆迁等损失类型,前四者的发生比例很大,后三者的发生比例较小;农民利益受损后的受偿意愿是,100％的利益受损农民认为利益受损应获得补偿;不同的利益受损类型,农民期望的受偿方式存在较大差别;不同的利益受损方面,农民意愿接受的受偿额度存在较大差距。在调整和改进农地整理项目投资政策和补偿政策时,应以农民需求和农民意愿为导向,提高农地整理项目的农户满意度。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研究综述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自然资本。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有利于人们认识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是生态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利用经济学方法进一步影响社会决策的尝试。但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服务反映的模糊性,目前尚难准确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多尺度综合研究与动态参与式评估、物产价值与非物质性服务价值的分离研究、对边际价值的调查与模拟研究、与生态补偿等相关领域的结合研究、非物质性服务价值的市场化研究等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的深化方向。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选择偏好与支付意愿调查研究——山东省东部地区的证据

新农村建设涉及农村发展的各个方面,农民选择偏好及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对新农村建设具体实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本文结合对山东省东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状况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农民对新农村建设中各项具体内容的认知、参与偏好及支付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农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支付意愿的关键因素,村集体组织功能的弱化对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农民支付意愿更倾向于农村公共设施、生活设施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     

“湖泊—流域”系统理念及其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应用

＂湖泊—流域＂系统理念是当今世界上分析湖泊生态系统的新思路,它立足于湖泊生态环境指标,但放眼于整个流域,突出湖泊—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把流域生态系统和湖泊生态系统作为因果关系。在介绍＂湖泊—流域＂系统理念及其特点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湖泊—流域＂系统理念的实践应用,提出＂湖泊—流域＂系统理念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应用前景：开展鄱阳湖＂湖泊—流域＂生态系统过程动态研究,构建湖泊生态系统主要参数与流域变化之间的动态模型;开展基于＂湖泊—流域＂系统理念的流域生态系统评价,探索适应性管理模式;探索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流域上、中、下游不同地区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失地农民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陕西省关中地区43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通过对陕西省关中地区5市(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1区(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2个行政村的437户失地农民进行了实地调查,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对影响失地农民意愿补偿金额及失地农民是否选择非货币补偿模式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计量结果表明:影响失地农民意愿补偿金额的显著性因素有非农就业比率、家庭收入在本村水平、土地被征收的面积、剩余土地的面积、土地征收过程中失地农民被赋予的知情权;影响失地农民选择非货币补偿模式的显著性因素有家庭非农就业比率、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土地被征收后家庭年收入、土地被征收后失地农民得到的补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