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自由的困境与出路

自由是人的天性,教师作为具有理性和判断能力的成年人,在一定范围内,同样也应该拥有免于外界强制的消极自由和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积极自由。在现实中,教师经常面临着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缺失的困境。究其原因是教育制度束缚、社会观念偏差、管理制度滞后和教师内在动力不足。为了保障教师自由,教师需要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全社会范围内则应当形成对教师的正确认识,同时政策制度也要为教师自由的获得保驾护航。     

哈耶克的积极“无知”和消极“自由”

"无知的知识观"就是界定知识和理性的限度,反对知识僭越自身的超负荷、力不能及的不当使用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探讨知识的恰当运用,所以是积极的。消极自由的表述是"免于……自由",以不受社会干预为实现自由的条件,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求知创新能力,每一个人都能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智识上的贡献,这是自由的本真之意。对无知和自由的研究分别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积极的"无知"观构成消极的"自由"观的认识论基础,消极的"自由"观又奠定积极的"无知"观的社会基础。     

论积极公民——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公民定位分析

在共和主义掀起的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围绕公民定位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这样的讨论,将两种政治流派的自由观、国家观等内容串联起来。共和主义站在积极自由的立场上,对积极公民进行了全方位的褒扬,对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进行了消极公民的界定并加以严厉批判。两相比较,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并非自由主义主张的立场上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以自己对消极自由的赞赏,将公民安顿在消极公民的位置上。相反,自由主义在公私领域、国家与社会领域分流发展的基础上,明确界定了公民以消极自由维权、以积极参与结社的立场。因此,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消极公民的批判是不成立的。倒是共和主义对现代政治弊端的批判,如果缺乏自由主义的规训,就会潜含危险甚至显露危机。这让共和主义只能以自由主义为归宿。     

体育权利的证成

体育权利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伊始就已存在,其所蕴含或追求的终极价值是人的全面发展,参与并从事体育运动的欲求得到各个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制度性认可.体育权利超越“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二元划分,在主体上包含个人、民族和国家,在客体上意味着体育利益不被任何其他主体克减或剥夺,在实现上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因此,体育权利是人的个人和集体享有免于体育领域的外界侵害,参与、促进并享受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权利.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为终极价值的证成路径探析

伯林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区分,其实质在于将自由界定为一种不受外界干预的生存空间。鉴于自由不仅是对一种不受干预的社会空间的保障,而且也是一种不受干预的操作手段,因此作为终极价值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并非必然产生冲突,筑基于价值多元主义之上的消极自由可以容纳积极自由。     

自由及其制衡——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研究

观念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错误观念产生的问题要通过正确的观念来化解。以赛亚·伯林认为积极自由具有容易变异的特性,因此,积极自由观念往往会造成对自由的背叛;消极自由的实质是绝对的个人权利,它可以对积极自由产生有效的制衡,促使自由内部生态实现平衡。制衡中要重视积极自由的重要价值,在凸显消极自由重要意义的同时不能因噎废食。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制衡实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在政治生活中,既要发挥权力的正面作用,又要保证权利的神圣领地。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辨析--对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论”的分析与批评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中,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自由概念进行了区分.他将"消极自由"定义为个人行动不受他人干涉的区域;"积极自由"则意味着个人的生活和选择是由自己而不是任何异己的因素所决定.与此同时,在对积极自由概念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伯林激烈地反对积极自由理论.本文拟在辨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就伯林对"积极自由"概念的错误理解予以力所能及的评析.     

超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从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说起

伯林划分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概念不足以涵盖人类对自由的理解与感受。根据历史上思想家们对自由含义的不同界定,自由从概念上应分为内省型自由和外缘型自由两大类,而后者又可以分为守卫型自由、发展型自由和依附型自由三种。伯林所界定的消极自由可以归于守卫型自由中,而积极自由可以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属于内省型自由以及三种不同的外缘型自由中。     

两种自由及其在中国命运的思考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相互依存:消极自由要靠积极自由去争取,积极自由以消极自由为界限。中国特殊的国情,使得两种自由在中国近代遭到各自不同的命运。积极自由争得民族国家的独立,并最终争得了消极意义上的自由。在和平时期,积极自由中的某些过激和集权的因素应被人们抛弃,但其中的负责和参与因素在政治私人化中需要肯定。     

自由范式的转换与现代性困境的超越

从古代人政治参与的积极自由到现代人免于干涉的消极自由,自由范式发生了根本的转换,而其根源在于现代性。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代社会,实现的只是外在、形式的自由。要达到全体人真正的自由,既不能是一种哲学理论的构建,也不能是＂政治的回归＂,只能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辩证法＂。     

萨特人权思想研究

萨特通过其＂人＂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展示了其人权理论。通过探讨了萨特人权思想产生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从四个方面,即＂世界统一于人＂、＂人的自由＂、＂人的道德与责任＂与＂人的解放＂阐述了萨特人权思想的主要内容,从正反两个方面评价了萨特的人权思想,最终探寻了其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积极作用。     

存在与自由

自由是哲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它的意义只有在存在论上才能得到解决。但由于哲学史上的存在论的偏差,自由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必须建立正确的存在论,才能解决自由的问题。自由不仅体现为超越性,还体现为主体间性。超越性来源于存在,是存在的本真性使生存具有了超越性。作为自由的规定,主体间性不能在现实生存领域充分实现,而只能在审美体验中充分实现。审美是最自由的生存方式,自由在审美中实现。     

虚幻的影像——伯林自由理论析论

艾塞亚·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是近代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并一再被人征引。无论是经验主义者还是理性主义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持有的一元论域境中突破出来,并对二者由此引伸出来的对“积极自由”的热情、执着追求可能或已经在实践带来的危险做出了学理的解析,进而积极赞扬一种不同于“积极自由”的、多元价值域境下的“消极自由”。但在伯林对于“消极自由”的推崇,并没有向人们表明自由--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到底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社会制度下可以达到或者通过什么样的原则、体系设计可以实现。“消极自由”对于“积极自由”的设限本身也就成为一种虚幻的影像,伯林更多的是提出了问题还不是解决了问题。     

萨特“自由”观文论小释

本文通过对萨特文论的理解,从"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浅谈了萨特自由观在其文论中的意义.并通过戏剧<苍蝇>,<禁闭>以及小说<自由之路>加以具体解读.     

论王安石义利观的历史评价

对王安石义利观的评价,有＂道义论＂否定性的评价和＂功利论＂肯定性的评价。古代＂道义论＂的评价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封建专制主义＂政统＂论;一是理学家＂道统＂论。朱熹从＂道统＂论中＂道问学＂角度来否定,陆九渊则从＂道统＂论的＂尊德性＂的角度来否定。＂功利论＂肯定性的评价有三种：古代功利论、近代资产阶级功利论、马克思主义功利论。如果说道义论是从传统＂义＂的角度来否定王安石的义利观,那么,功利论则是从＂利＂的角度来肯定。     

对罗尔斯差异原则的批判——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正义观为视角

为探究罗尔斯差异原则的主要内涵,对其所主张的自由和权利观点进行剖析。分析认为：差异原则仅仅着重劳动产品的分配,并不考虑劳动生产过程的自由和民主;他对基本权利进行区分,进而把对生产资料的权利作为非基本权利,这在主张人类的自由和尊严首先要扎根于人类劳动生产活动之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它丧失了作为指导人类最基本的劳动生产实践的规范价值;差异原则作为一种正义观在实践上仍然是形式的,而不是实质的。     

道家天命论的精神追求

道家对人之命运持一种自然的无可奈何的态度。所以如此,因为只有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一切,才能保持心灵的宁静、淡泊与自由。而道家把心灵的宁静、淡泊与自由,看得比其他的一切都更为重要。心灵的自由与宁静,既是道家所追求的精神生活,也是道家天命论的立论基础和出发点。不把道家的天命论同其心性论联系起来,就无法区分儒、道天命论的差异,也无法理解道家天命论的真正含义。     

消极自由与社会自由之辩——以赛亚·伯林与黑格尔的自由概念之比较

以赛亚·伯林和黑格尔是不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他们对作为政治哲学核心概念之一的"自由"都有着自己重要的阐释。以赛亚·伯林对自由做了著名的两种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种区分和阐释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并被普遍接受;黑格尔则认为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并从形而上的角度区分和阐释了三种自由: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和社会自由。两者在出发点和阐释方法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