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即气"之"即"当为"是"义考论——对牟宗三解读的反思

牟宗三将横渠"太虚即气"之"即"诠释为"不离之即",引发了诸多争论.无论考之于用字习惯、理论目的,还是历史阶序,这个"即"都只宜断为"是",意即"太虚"就是"气",将横渠学理定性为气本论,在学理上没有违和感.牟宗三将"太虚即气"之"即"解释为"不离之即",属于"六经注我",意在凸显儒家"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传统,以完善三系论的分判.我们可以借此消化牟宗三的儒学思想,但不宜认为这就是横渠思想的原貌.不明白这个关系,受牟宗三影响形成先入之见,是造成目前横渠研究多有混乱的根本原因.     

"思无邪"与儒家伦理教育

"思无邪"不仅是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也是孔子"诗教"的目的和要求.以"礼乐教化"形式出现的先秦儒家伦理教育,包括了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审美教育等多种教育."思无邪"并非简单的强制人的思想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而是注重引导人的内在精神境界的升华,超越物质欲望的束缚,以个体审美人格的完成契合于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汉宋诸儒拘于其社会的政治伦理要求,未能对此作出正确理解,致使社会道德建设方面出现诸多弊端.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道德建设中如何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物质享受,正确处理物质欲望与精神需求的关系,促使人的全面发展,是可以借鉴传统文化的儒家礼乐教化的.     

"礼治"与传统农村社会秩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体现了其深刻的学术洞察力.但是,从礼与法、基层社会与国家,以及地方习惯法与国家法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来看,所谓"礼治"并不意味着"无法".而且,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完全自立于王朝法律统治之外,单纯依靠无法之"礼"来维持公共秩序的乡土社会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把传统农村社会的一般特征由"礼治"改为"以礼治为主,礼法兼治",也许更符合历史事实.     

论传统中国的社会教化实践与社会化榜样

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化民成俗"与"学做圣贤",其内容突显了人文、伦理、道德及其规范,其形式是动员了家庭家族、学校及其他多种社会力量的整合型社会教化形态.如果从维持社会秩序和加强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传统中国人的社会化模式至少在形式和结果两方面均是成功的,这对于解答当下中国人的社会化问题具有全新的认知意义.     

论"和"的辩证法与传统价值

"和",即和谐之意.中国哲学认为,和谐是事物固有的状态,从辩证法的视角审视,传统之"和",表现为"杂多之和"与"对立面之和".传统之"和",是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和家国同构的宗法型的社会的产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刻而多方面的.因此,对于"和"的传统价值也要辨证地看,既要看到其正价值,又要看到其负价值.     

明清戏曲对"奇节之孝"的书写策略

孝道宣传是中华文明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文化动员活动,戏曲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明清戏曲在进行孝道宣传时,最为津津乐道的题材就是"奇节之孝",即那些割股、卖儿、千里寻亲或出现奇异孝感现象等超乎常情的孝行,并在艺术形态、传播方式和创作意图的共同作用下,采取了"树立榜样"的书写策略,以完成"劝诫俗众"的教化目的。这样的书写策略与戏曲的"中间态"文化特征密切相关,显示了戏曲文化对孝道内涵的独特诠释,也体现了戏曲在封建社会道德教育和文化动员中独特的"中介"作用。当代社会的道德文化建设中,戏曲所书写的"奇节之孝"早已被摒弃,但其进行道德宣传的策略仍然值得借鉴:任何时代都需要榜样来引导建构社会的道德范式;树立榜样需要"介质",才能引导公众从道德理念走向道德实践;而只有因循不同受众、不同介质的偏好和特性,介质才能真正发挥中介作用,在公众思维模式中生成共有的、符合权力期待和社会期待的价值规范,完成社会教化与民众认同的融合。     

整体论进路与乡土共同体--论"儒法合流"的成立基础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本模式的"儒法合流",其成立基础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它们共同具有的整体论进路,在儒家是强调"家族本位",并通过"孝"的中介而连接到国家;在法家是赤裸裸的国家本位,其实质是强调君主私利.它们在操作层面的关联是通过儒学的意识形态化来实现的.二是国家与乡土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即由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在秦汉地域制国家产生以后,乡村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乡土共同体并没有随之消解,国家政权力量还不能在长期内有效延伸到乡村,这些地域的社会整合必须借助儒学的教化作用.     

论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乐教化思想发轫于中国的上古时代,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儒家对此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把礼乐教化思想分为社会性礼乐教化与个体人格修养,前者是面向所有人的,后者是面向"君子"的,后者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礼乐教化是以"礼乐"为手段的"仁义"教育,包括礼教、乐教、诗教,其表现形式是审美教育,其核心是道德教育;尽管如此,儒家礼乐教化所要塑造的是"文质彬彬"、"美善相乐"的"中和"人格,也就是审美修养与道德素质、美育与德育兼备;儒家所以认为"礼乐"可以发挥教化人心的功能关键在于"乐"的"感动人心"的作用,也就是说是一种以情感为核心的教育,而主要并不是一种"知"的教育,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地成为人的一种素质.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社会的建构都具有很大价值.     

杜威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陶行知与杜威都是著名的教育家,由于教育价值观不同,他们的教育思想既有紧密联系又各具特点。陶行知以开放的教育系统观提出"社会即学校",发展了杜威"学校即社会"的教育思想;以新的教育知识观提出"生活即教育",变革了杜威"教育即生活"的教育思想;以和谐的教育发展观提出"师生共同发展",矫正了杜威的"儿童中心论"。比较陶行知与杜威的教育思想,有利加深对新课程改革的理解,更好地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     

"生活教育"理论对当前农村幼儿教育改革的启示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教学做合一.当前农村幼儿教育要因地制宜,开发特色课程;多方合作,挖掘园外课程资源;教学做合一,改变传统教学方式.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