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观及其现代意义

"自足"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是判定幸福与否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来意义上的"自足"强调以自身为目的的完满状态,但"属人的自足"离不开外在善的支持。与柏拉图、犬儒学派、庄子以及康德自足观相比,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观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他主张在城邦的共同生活中积极奋斗,实现人生的自足、幸福。在物质方面过度消费、精神家园失却的现代社会,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观启示着现代人探求幸福的路向:在拥有中等财富的基础上,追求严肃而有闲暇的沉思生活,抑或第二好的合乎德性的生活。     

荣誉与德陛:希腊英雄社会的伦理意蕴

希腊英雄社会的伦理思想是理解当代西方伦理精神的起点与重要的思想资源.在希腊英雄社会中.善与德性这些伦理术语与整个社会结构紧密关联.荣誉是希腊英雄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同时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自己的德性.但是希腊英雄们的荣誉观毕竟只是个体主义式的,对于集体和国家来说终究是靠不住的.因为,希腊英雄在追求荣誉的过程中,可以造就与体现诸种德性,但他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牺牲德性.     

论对大学生荣誉观教育的重要性

荣誉观是关于光荣与耻辱本质及价值的基本观点或基本看法。荣誉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荣誉观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大学生对待荣誉的态度，不仅决定着自身命运，决定中华民族的形象，决定我国文化的软实力，甚至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而且将直接影响未来社会主导荣誉观的价值取向。强化思想教育、舆论引导、文化熏陶、典型示范、实践养成、制度保障，自觉从党、国家和大学生发展的战略高度搞好社会主义荣誉观教育。     

实践智慧与政治生活——《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政治与明智

虽然是一部伦理学著作,但《尼各马可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尼各马可伦理学》区分了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作为一种理智德性,明智与政治密切相关,二者都指向人对具体事务的实践。明智因其诸多特点,搭建起了从道德德性上升到理智德性的桥梁,同时也蕴含着从政治生活上升到沉思生活的可能性。对明智和政治的解读和定位,被看作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政治学的重要贡献之一。     

中西人性与德性关系探讨——以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为例

无论是思孟学派还是亚里士多德,其思想中人性与德性都是统一的,都将人性确定为人之为人的特性。但是由于他们对德性内涵与结构层次的理解不同,双方关于人性的内涵和结构层次就出现了差异,表现出中国重"仁德"而西方重"智德"的倾向。此外,思孟学派认为人性与德性具有先天性,使得其人性与德性的社会性幽暗不明,而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道德德性是社会的产物,理智德性也是在社会中完善和发展的,使人性与德性的社会性和后天性得到突出和强化。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现代道德哲学的边界何在——兼论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

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被摒弃,德性已经退居边缘地带。为寻求摆脱道德困境的出路,麦金太尔在追溯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德性传统的同时,试图以他的德性伦理来摆脱西方社会的道德困境,并由此展开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深刻批评,提出了走出道德困境的若干可能性尝试。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是麦金太尔与尼采的关联、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以及麦金太尔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启示。     

从《丧失荣誉》的“荣誉观”看女性的地位

诺玛·库尔里的小说《丧失荣誉》讲述了穆斯林社会耸人听闻的”荣誉谋杀”,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穆斯林女性的关注.该小说是当代穆斯林社会现实的反映,揭示了穆斯林女性生活现状,增强了女性意识和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文章通过解读《丧失荣誉》中的女性形象来分析穆斯林社会中男权统治者的荣誉观可见伊斯兰社会中的”荣誉谋杀”是维护父权统治的极端行为,同时折射出穆斯林女性在父权制社会的他者地位.     

论孟德斯鸠对亚里士多德式政体理论的改造

关于政体理论,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无疑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同时,政体理论也都构成了他们政治思想的基础。从形式上来看,孟德斯鸠承袭了亚里士多德政体分类的框架,并通过这样的框架讲出了十分不同的内容。孟德斯鸠从根本上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原则,德性不再作为区分政体优劣的根本标准,原因在于他将德性从其与智慧的关系中剥离开来,而降低为一种激情。于是,对于所有的政体,其动力——德性、荣誉、恐惧,都将处于激情的层面。因此,无论哪种政体,其权力的本质都是一致的。另一个与亚里士多德分类非常不同的地方在于：孟德斯鸠将专制主义单列为一种政体类型。这一方面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上述原则的改变所致,专制主义这种权力最原始的表现形式,成了现代政体最危险的演变可能。孟德斯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写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     

“好人”与“好公民”:一个政治伦理难题的亚里士多德解

对于好人与好公民能否兼得这个千古政治伦理难题,亚里士多德的解答具有典范意义。他认为,在最理想、最优秀的政体中,好公民与好人都具有同样完满的德性。现实中的公民很难都成为好人,但至少可能成为一个对城邦的美好生活有所贡献的好公民。然而,在现代政治实践中,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德性很有可能变异为绝对主义政权中的臣民服从德性。这种德性要求政治共同体成员对国家权力表示绝对的认同与服从。变异的古典公民德性理论与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诉求是相悖的,使得好公民与好人出现悖谬。有必要在现代道德底线意义上重申好人的德性,从而使人们对绝对的国家权力保持怀疑和警惕,避免陷入失去道德信仰的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困境。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由于其在立法上的功利性,立法表述的不完善,配套机制的不健全,使其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存在了质疑,并在实际运行中陷入尴尬的境地,在法学界关于其存废、实施问题引起很大争议.笔者将从其立法的理论基础上入手,分析其合理性、技术性,并提出了一套通过立法表述的完善,配套机制的健全来限制本罪名在其实际运行中的消极作用的方法,使其合理性得到充分发挥.